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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浅析中国古代城墙体现的传统文化城墙,作为古代社会的军事防御工程,它与城市的兴起及发展本身并不存在着联系,但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城市自产生之日起,城墙就与之相伴。据相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城墙在我国起源很早,它起源于原始社会的中后期。从“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夏鲧筑城”等文献记载的黄河、长江流域考古发现的古城址,都充分地印证了城墙在我国起源很早。伴随城市的出现及发展,城墙更是作为城市的显著标志而存在,成为我国古代社会城市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不仅圈定了我国传统社会城市的范围,同时也规划了我国城市的基本面貌。在中国古代社会早期,城市大多是作为政治中心而产生的,而与其联系密切的城墙在我国最初则是出于军事防御的目的,墨子七患中所言“城者,所以自守也”,则诠释了中国古代社会早期城墙的军事防御功能。同时,一些西方学者也认识到了城墙在社会中的功能,如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墙的作用无非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作为军事设施,另一个就是对城里的居民的有效统辖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城墙则突出了城里人同城外人的差别,突出了开阔的田野同完全封闭的城市二者的差别;开阔的田野会受到野兽、流寇和入侵军队的骚扰,而在封闭的城市中人们则可以安全地工作和休息,即使在战祸时期也如此。”正是城墙所拥有的这种军事防御功能,使得其在中国古代社会显得尤为重要,并为统治者所重视,也使其与古代社会城市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来的历朝历代,带有城墙的城市仍旧是社会发展的主流。可以说,城墙伴随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国很难把城市与城墙的关系割裂开来的原因。正是基于城墙同城市的这种密切关系,使得城墙在中国古代社会拥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城市的显著标志,它吸收并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为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建筑之一。因此,值得对中国古代城墙所蕴涵的传统文化进行论述。1 古代城墙体现的制度文化在我国古代社会,城墙所圈定的范围为城市的范围,也就使得城墙的规模大小可通过城市的规模来体现,而人口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反映出城市规模的大小。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筑城最多的历史时期之一,城市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以当时各诸侯国的都城为代表,如临淄、邯郸等。这个时期筑城高潮的来临及城市发展较快这种情形的出现,不仅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关,也与各个诸侯国出于军事的防御目的,极力扩大城市的规模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春秋战国时期,城池的军事防御功能极为明显。同时,各诸侯国要固守自己的土地,也必须拥有坚固的城池,而衡量城池坚固与否的标准不仅仅是指拥有高大的城墙,古代社会“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的情形,使得人口的多寡往往也是保证城池坚固的重要的因素。发展规模比较大的城市,可以吸收更多的民众来此居住,在统治者急需时,可以紧急地把民众抽调出来作为兵力,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在史记中记载了当时苏秦游说齐宣王的一段话,“临淄之中有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已二十一万矣”。纵论这则记载有误差,但是这种误差也不会太大,否则其所言就没有说服力。一个城市拥有如此多的民众,在“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时代,无疑会加强都城的军事防御能力。齐国这种加强城防的办法,在其他诸侯国同样适用,使得该时期出现了许多以都城为代表的大城市,这些城市的规模都比较大,也就是说,这些都城城墙的规模也比较大。然而在秦汉之后,如此数量之多、规模较大的城市,除了都城之外,已经很少了,不可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提并论。并且原先大城市的规模都有缩小的趋势,都城的规模成为了一枝独秀,这也就使得城市规模的发展呈现出一种不均衡的状态。在后来的各个朝代,都城的规模往往是发展得越来越大,而其他的城市的规模往往是发展得较小,鲜有超过都城的规模。如秦统一后,定都咸阳,“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这个人口数量相当大,若一户按五口计,仅这次迁移的豪富就有60万人,更不用说咸阳原先的人口了,而秦汉以后,县的辖区趋于稳定,且人口大约也只有三五万人,可见都城与其他城规模的差别之大。先秦时期的大城市的缩小、衰落,与秦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这些大城市被毁于战火及其统一六国后,下令“坏诸侯之城”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大城市的缩小也与秦统一之后,统治思想发生变化有密切的关系。秦统一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封建统治,各个城市的规模都严格的按照都城、郡、县城的等级观念来重新排列,也就使得后来城墙的规模都有了等级的差别。这种封建的等级思想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历朝历代,这充分地体现了封建社会对城墙规模的一种制度性规定。在中国历史上,城墙所圈定的范围为城市的范围,这就使得城墙的形态便是城市的形态。在我国,城墙的基本形态为方形城墙,但也有不规则形、圆形等城墙。由于城墙的形态受自然环境、社会因素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城墙的形态在我国各个地区也是不同的,但在城墙上所开城门的数量及方位,在封建社会则有相应的制度,有四门、六门、九门等,这些城门也都是按照方位来进行设置的。县这一级别的城市在城墙上往往开四门,而在四门以上的城市多为省城、府城等,只有都城才能开有九个城门,城门数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传统社会城市的等级差别。从某种意义来说,城门数量的多少和城墙规模的大小一样,其中都蕴涵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古代城墙体现的农业文化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封建王朝建立的时期,这一时期全国范围内郡县制的推行,使得秦汉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筑城的高潮之一。秦在尚未统一六国之前,便有了“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秦统一之后,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有效统治,打破各个地区之间的闭塞状态,同时也意在打击六国的旧势力,消除这些旧势力想依托原有的城郭以达到反抗秦国目的,秦始皇下令“坏诸侯之城”。秦始皇在下此命令的同时,又在全国推行郡县制。郡县制推行,使得全国范围内又重新开始修筑新的城墙。汉朝在统一后,继承了秦代的制度,且于汉高祖六年,刘邦下令“令天下县邑城”,使得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筑城的高潮,这次筑城高潮不仅使我国城市的发展与城墙的修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也使得带有城墙的城市成为了人们居住的基本形态。人们的居住环境被圈定在城墙之内,使得人们的生活开始与城墙密切相关。我国传统社会是以农业立国,以农为本的社会,从战国中期开始,我国北方地区从以农业为主、牧业为辅且经营其他产业的经济格局,转变为单一的农耕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在社会的发展中奠定以后,农业文化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认识都有可能打上这种文化思想的烙印。长时期居住在带有城墙的范围之内,使得人们对城墙有了新的认识。秦汉时期,由于受农业文化的影响,人们也自认为农业文明为先进的文明,不以耕作为主的文明也是落后的文明,使得在一些文献记载周边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及风俗习惯时,把城墙的存在与否也看做是衡量文明程度先进与落后的尺度。在史记中所论及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汉书中记载着淮南王上书汉武帝不用对闽越国用兵的话,“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都无不体现了这一点。从中可以看出,生活在城墙里面的人们自感优于生活在没有城墙的周边少数民族,带有城墙的居住形态已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心中。可以说,人们已经把城墙作为农业文明区别于游牧或其他文明的一种标志。人们生活在带有城墙的范围之内,使得他们的活动空间缩小,随着朝廷所推行的“里坊制”的出台,更让人们的生活空间缩小,变得更加封闭。在“里坊制”下,居民区和市场都是固定的,在城市里,一般只有两个市场,并且圈有围墙,在居民区设里坊。这种“里坊制”在我国推行了二千多年,直到清末才被彻底的废除。虽然“里坊制”下的城墙在宋代开始被打破,人们的居住环境开始从层层的城墙包围中逐一地解脱出来,但由于长时期的生活在带有城墙圈定的范围之内,使得人们还没有完全地摆脱城墙对其生活的影响。这种城墙的存在,不仅强化了城市的政治功能,使得城市的经济等其他的功能减弱,而且还限制了人们的活动及商品交换贸易的发展,严重地阻碍了私人工商业的发展,这是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有效措施之一。从中可以看出,城墙不仅是一座建筑物,而且还明显地带有统治者的统治意识,体现出封建社会统治者所采取的那种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农业文化思想。古代城墙体现的四方文化在我国传统社会的城市中,由于城市大多都筑有城墙,城墙所圈定的范围就是城市的范围,城墙所展现的形态也就是城市的基本形态,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一理论构成了我国古代社会城市布局的主要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早期,因城墙大多为板筑而成,也就使得城墙大多以方形结构形态展现出来。这种四方城的形态结构的流行,也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所认为的“天圆地方”的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圆也?精气一上一下,圆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圆。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主执圆,臣处方,方圆不易,其国乃昌”。这种“天圆地方”的观念,不仅迎合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伦理观念,而且也符合古代社会人们对地理知识不甚了解的实际情况。很显然,其对古代社会在筑城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秦至明清时期,方形城墙为我国传统城市修筑城墙的规范,并且在全国实行。虽然方形城墙这种形态为筑城的规范,但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城墙的形态还要根据自然环境条件以及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程度而定。首先,城墙的修建要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在我国北方地区,尤其黄河流域,由于平原广布,地形平坦,这就为方形城墙的修建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因此,在北方方形城墙的形态为筑城的主要形态;而在南方,由于丘陵、河流众多,地势崎岖不平,城墙在修建的过程中主要是依山傍水,使得城墙的形态多为不规则形。其次,城墙的修建还要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北方,由于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较深,使得在无形之中也有一种规范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活动,这就让人们在修筑城墙时,不仅要考虑当地自然环境条件,还要考虑人为因素;而在南方,虽然也要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还难与北方相比拟,因而,在修筑城墙时更多的是考虑自然条件。自然地理条件及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使得我国南北方城市城墙的形态存在较大的差异,但这种形态上的差异也只是城墙的形状不同而已。在中国传统社会,不论是方形城墙形态,还是圆形、不规则形的城墙形态,其城墙上城门的设置都是按照方位来开四、六、九门。由于在中国古代社会,城市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建城之前要考虑多种因素,如地形、水陆交通等条件,而水陆交通条件作为中国传统城市选址所需考虑的因素之一,其便利与否,不仅关系着城址的选择,而且还关系着该城市能否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不仅能够方便中心城市与各地之间的联系,而且按照方位来开设城门,使得中国的传统城市能够在交通便利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一个地区作为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的作用。也就是说,不论是城墙上城门设置的方位,还是城门设置的数量均不受城墙形状的影响,都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四方观念。结 论城墙,作为古代社会军事防御的产物,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其军事防御的功能逐渐地失去往日的风采,特别是中国步入近代社会以来,它的功能和作用更是已经消失,并且被人们大量地拆除,使得在现今社会的我们在许多的城市中很难寻觅到古代城墙的痕迹。然而,城墙作为我国传统社会城市的主要标志和象征,其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在城市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其记载了城市的历史变迁,并且吸收和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处处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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