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岗双责落实还不到位。受事务性工作影响，对分管单位一岗双责常常落实在安排部署上、口头要求上，实际督导、检查的少，指导、推进、检查还不到位。我是范雨素走红文学，不是装饰品！【素材回放】 2017年4月底，一篇名叫我是范雨素的文章在网上突然引起众多关注，并在微信端迅速收获“10万+”的阅读量。文章作者范雨素是一位农民工，她在文中记叙了自己及家庭十多年来的经历。有网友评论称：“没有激烈言辞，甚至没有突出的感情色彩，作者是自己人生的亲历者，也是周围人人生的记录者。大社会，小人物，跃然纸上。”44岁的范雨素是湖北人，目前在北京做家政女工。她说自己不靠写文章谋生，原本只想挣点儿稿费。然而我是范雨素突然火爆之后，有两家出版社连夜打电话找她出书，4月25日她为了接待来访者，不得不专门请了一天假。来自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打伙村的范雨素只读完了初中，然而她在遍读上世纪80年代在村子里能找到的小说和文学杂志后，她“想去看看更大的世界”。20岁的范雨素一路北上，来到距家乡千里之外的北京。在饭馆做服务员，但她形容自己“很笨”，会摔一跤把盘子打碎。结婚五六年经受了男人的酗酒和家暴，她离开了丈夫，带着两个女儿自己打工过活。范雨素现在住在东五环外的皮村，那里有众多小型加工厂和打工者租住的平房。初到皮村，范雨素陆陆续续搬了好几个地儿，最后以300元每月的价格租了一户四合院里的8平方米单间。这间朝南的房间有一块大玻璃，阳光可以洒进屋子，“特别幸福，有安全感。”她和几十位有文学兴趣的打工者组成了文学小组，在老师指导下开始写作。“活着就要做点和吃饭无关的事，满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欲望。”范雨素说。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开课，范雨素听了一年。起初，因为小女儿要看管，她在和皮村相邻的尹各庄村找了份在打工子弟学校教书的工作。打工子弟学校工资低，一个月只给1600元。小女儿可以独立上学、回家之后，她就去做育儿嫂，一个月给6000多元，每个星期回来看一次小女儿。在离乡多年的打工生活里，范雨素和谁交往都是点头之交，有时甚至害怕见生人。后来，她翻了很多心理学书籍给自己治“社交恐惧症”。她担心，一旦恶化，自己就成“抑郁症”了。范雨素说，一路走来吃了很多苦，她的心好像变得很柔软。写小说就是自己的精神寄托，她没有想过很多复杂的事情，比方说买房子，也从来没有想过养老。【素材解读】在被范雨素的文章感动之余，也有网友将近年走红的余秀华与范雨素相提并论。作为范雨素的“老师”之一，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张慧瑜博士说：“她们确实有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写了人生的苦难、生活的坎坷，而且都比我们这些所谓的文化人更能击中人生的 痛点 ，从而在普通读者中引起更大的共鸣。”然而，除了让范雨素当上“网红”，她文字中所传递出来的社会问题，更应该被重视。从农民工子女教育、农村医疗到农村征地补偿、农村官场，这一切不仅仅是范雨素的个体遭遇，亦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都亟待被正视并加以改进。源于生活的艺术反映生活，也该改善生活。【适用话题】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我们自己 人生再艰辛，也要饱含深情地活出坚强即便在飞机轰鸣而过的出租房里，也还能找到不同寻常的人、遇到不同寻常的事范雨素不会是最后一个，多关注她背后整个群体的社会问题，这才有意义在风雨世界里，有一些不由自主，也有自己的坚持平淡的文字中闪烁的人性光辉 某种意义上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梦：自力更生打工者同样渴望精神食粮，发现范雨素，看见底层存留的诗意活着就要做点和吃饭无关的事，满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欲望一个人应该真实地活着 敢面对自己内心并且把它展示给别人看的人是真的勇士拿到不好的牌，也只能打下去，不赌气扔牌就很好，不胡乱出牌就很厉害，不输给拿一手好牌的人就真的是赢了不论何时，心中总是被爱与善萦绕，这是文学和人性本身赋予范雨素的力量。这种力量，也是支撑人类文明的能量之源【素材锐评】我是范雨素为何被刷屏正如很多爆款文章一样，我是范雨素也引发了多重解读，有人从中看到了文字的清新，有人借此洞见底层生活的粗粝，有人看到了范雨素遭遇背后的社会问题每个人都试图从中放大最打动自己的那一部分。这或本身就是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我是范雨素的喜爱，这篇草根文章突然爆红，原因或许并不只是与文字有关。思想和文字，向来被认为是由知识和精英阶层引领，人们早已对“马云语录”和“逻辑思维”之类耳熟能详，一个农村妇女的突然闯入，多少令人觉得有些新奇，就像当年余秀华的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对一根根小神经的疯狂撩拨一样。身份差异和文字风格迥异形成的冲撞，为习惯了大餐的人们端上了一碟清爽可口的小葱拌豆腐，人们不吝对后者的赞美，也不乏用“小菜”怼“大餐”的醉翁之意，以表达对真实质朴的向往与渴求。我是范雨素用亲历者的笔触勾勒出了一幅底层现实图景。这样的图景难得一见，或者说，再高超的作家也不比“身在此山中”的人更具说服力。但底层面貌的真实呈现并不容易，文化素养、工作强度以及发生通道等等都是巨大的障碍，范雨素的“杀出”，很大程度上是多重偶然因素碰撞出的结果，而一旦现身，其关注度也是惊人的。它让人们得以窥见一个极为庞大却很少走到聚光灯下的人群的血肉和心跳，它让许多人惊觉，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舆论场之外，原来还有那么多并不被关注的真实存在。真实的稀缺，总是在不经意间被折射。比如人民的名义火爆荧屏，很大程度上就是大量平时难得一见的细节突破尺度地呈现了，而我是范雨素同样因为真实而动人，只不过是以另外一种特别的方式。尽管触及了生活诸多现实的面向，但读完我是范雨素这篇文章，并不会感受到太多的怨气和纠结，作者只是平静地述说着自己的生活，而偏偏是这样的平静格外打动人心，无声之处，反倒有惊雷之声。或许大家跟我一样被我是范雨素结尾的文字打动：“我在北京的街头，拥抱每一个身体有残疾的流浪者；拥抱每一个精神有问题的病患者。我用拥抱传递母亲的爱，回报母亲的爱。”“我的大女儿告诉我，她上班的文化公司，每天发一瓶汇源果汁，大女儿没有喝饮料的习惯。每天下班后，双手捧着饮料，送给公司门口、在垃圾桶里拾废品的流浪奶奶。”不论何时，心中总是被爱与善萦绕，这是文学和人性本身赋予范雨素的力量。这种力量，也是支撑人类文明的能量之源。但无论如何，这种力量不是要教会我们该如何逆来顺受，如何自我调试，如何严格自律去与种种不幸、不公和遭遇和谐共处，而是提醒我们，这个世界还有那么一些人，需要更多的光亮来温暖他们的心灵和生活。【相关链接】我是范雨素全文1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我是湖北襄阳人，12岁那年在老家开始做乡村小学的民办老师。如果我不离开老家，一直做下去，就会转成正式教师。我不能忍受在乡下坐井观天的枯燥日子，来到了北京。我要看看大世界。那年我20岁。来北京以后，过得不顺畅。主要因为我懒散，手脚不利索，笨。别人花半个小时干完的活，我花三个小时也干不完。手太笨了，比一般的人都笨。上饭馆做服务员，我端着盘子上菜，愣会摔一跤，把盘子打碎。挣点钱只是能让自己饿不死。我在北京蹉跎了两年，觉得自己是一个看不到理想火苗的人。便和一个东北人结婚，草草地把自己嫁了。结婚短短五六年，生了两个女儿。孩子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做不好，每天酗酒打人。我实在受不了家暴，便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襄阳求助。那个男人没有找我们。后来听说他从满洲里去了俄罗斯，现在大概醉倒在莫斯科街头了。我回到了老家，告诉母亲，以后我要独自带着两个女儿生活了。2童年，我和小姐姐俩人脚对脚躺床上看小说。眼睛看累了，就说会儿闲话。我问姐姐：我们看了数不清的名人传记，你最服的名人是哪个？小姐姐说：书上写的名人都看不见，摸不着，我都不服气，我最服的人是我们的小哥哥。我听了，心里不以为然。是呀，书上的名人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我们生活中能看见摸着的人，我最服气的是我的母亲。小哥哥无非就是个神童罢了。我的母亲，叫张先芝，生于1936年7月20日。她在14岁那年，因能说会道，善帮人解决矛盾，被民主选举为妇女主任。从1950年开始干，执政了40年，比萨达姆、卡扎菲这些政坛硬汉子的在位时间都长。不过，这不是我服气母亲的原因。母亲只有几岁的时候，伪爷（外祖父）把她许配给房子连房子的邻居，就是我的父亲，以后母亲就能帮衬我的舅舅了。我的父亲年轻时是个俊秀飘逸的人，可父母亲的关系一点也不好，他们天天吵架。从我记事起，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一个大树的影子，看得见，但没有用。父亲不说话，身体不好，也干不了体力活。屋里五个娃子，全靠母亲一个人支撑。我的母亲是生在万恶旧社会的农村妇女，没有上过一天学。但我们兄妹五人的名字都是母亲取的。母亲给大哥哥起名范云，小哥哥起名范飞。希望两个儿子能成人中龙凤，腾云驾雾。母亲给我们仨姐妹的名字起得随意多了。大姐姐叫范桂人，意思是开桂花的时候成人形的。小姐姐是开梅花的时候生的，应该起名叫梅人，但梅人，谐音“霉人”，不吉利。妈妈就给她起名范梅花。我是最小的娃子，菊花开时生的，妈妈给我取名范菊人。十二岁那年，我看了当年最流行的言情小说烟雨蒙蒙，是琼瑶阿姨写的。便自作主张，改了名字，管自己叫范雨素。大哥哥从小就有学习自主性，但没有上学的天赋。每天夜里，舍不得睡觉地学习，考了一年，没考上大学，复读了一年，还是没考上。大哥哥生气了，说不通过高考跳农门了。大哥哥要当个文学家跳农门。我们家是个很穷的人家，两个姐姐的身体都有残疾，长年累月看病，家里穷得叮叮当当响。可是因为大哥哥要当文学家，当文学家要投资的。大哥哥把家里的稻谷麦子换成钱，钱再换成文学刊物、经典名着。没有了粮食，我们全家都吃红薯。幸运的是，妈妈的五个娃子没有一个是饿死鬼托生的，也没有一个娃子抗议吃得太差。大哥哥又读又写了好几年，没有当成文学家。身上倒添了很浓的文人气息，不修边幅，张口之乎者也。像这样的人，在村里叫做“喝文的人”，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一样，是被人鄙视的。但是，大哥哥和孔乙己有不一样的地方，大哥哥有我们英勇的母亲。因为母亲的缘故，没有人给大哥哥投来鄙视的目光。母亲口才很好，张嘴说话就有利口覆家邦的架式。她长期当媒人，在我们襄阳被人喊作“红叶”。母亲当红叶不收一分钱，纯粹是做好事，用现在的词语叫志愿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农村，家家都有好几个娃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像母亲这样的人，是最受欢迎的人才。大哥哥没当成文学家，没跳出农门，这不是要紧的事。但大哥哥需要结婚，这是大事。像大哥哥这样类型的人，在村里被人叫作文疯子，说不上媳妇。可是我们有厉害的妈妈，她向来能把黑说白，能把大哥哥的缺点说成优点。凭着母亲的凛凛威风，我们这穷得叮当响的人家，给大哥哥找了一个如春天的洋槐花一般朴实的妻子。结了婚的大哥哥依然迂腐。他对母亲说，村官虽小，也是贪官污吏的一部分，他让母亲别当村官了，丢人现眼。那时候，我虽然年龄小，也觉得大哥哥逗，哪里有每餐啃两个红薯的贪官污吏？但是，母亲什么也不说，辞掉她做了四十年的村官。大姐姐生下来五个月，发高烧，得了脑膜炎。当时交通不方便，母亲让跑得快的舅舅抱着大姐姐往四十里外的襄阳城中心医院跑。住上了院，也没治好大姐姐的病。大姐姐不发烧了，智障了。据母亲说，是打针药时下得太重了，大姐姐药物中毒了。大姐姐傻了，可母亲从不放弃。母亲相信自己能改变这个事实，她相信西医，相信中医，相信神医，不放弃每一个渺茫的机会。经常有人来家里报信，说哪个地方，有个人成仙了，灵了。母亲便让父亲领着大姐姐讨神符，求神水喝。讨回来的神符烧成灰，就着神水，喝到大姐姐的肚子里。一次次希望，一次次失望。母亲从来没放弃过。小姐姐的小儿麻痹症，一直治到12岁，腿开了刀，才慢慢好转。母亲生了五个娃子，没有一个省心。3曾经的我很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