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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英国时,我临时住在一个英国人家庭里。主人迈克和谢拉都是天主教徒,都很善良、好客;让我在英国“惊魂未定”之际,有了一种家的感觉。平时,除了读书和运动,我还有一个特别的爱好,那就是烧菜。在迈克家时,为了显示中国烹调的妙处,我时不时地到厨房露两手,最得意的是用马高鱼做红烧鱼。迈克吃了我的红烧鱼之后,眼睛瞪得大大的:“我的天,这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好吃的鱼!”然后,便问我怎么烧的。后来,我们又有几次聚餐的机会,或是在他家,或是在他女儿家。记得最后一次聚餐是我回国之前;而且,那天正好是迈克的生日。他几天前就约好了,要我一定给他再烧一次鱼,并叫她太太到超市买了最好的鱼。最后一次给迈克烧鱼,我多少有点伤感,自然烧得比平时更认真,也更成功。晚饭是在花园里吃的。英国的夏天日落得很晚,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太阳还在天上。夕阳的余晖洒在花园里,洒在我们每个人脸上,也洒在那盘具有“中国特色的”红烧鱼上。晚饭后,迈克看着自己盘子里的鱼骨头,请我把红烧鱼的配方留下来,以后,他太太好看着配方给他烧鱼。以前他也向我要过“配方”,但每次我都支支吾吾的;不是我保守,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烧菜一般是没有什么配方的。菜烧得好,全凭一种感觉或经验;只有外行才边看菜谱边烧菜。其实,我给迈克烧的鱼,也就是用我们平时常见的烧法:把鱼在油锅中煎炸到 7 成熟,加葱、姜、酒,加水、糖和酱油,再加上一点我从国内带去的四川豆豉酱,用文火慢煮,直至所有的调味品被鱼体充分吸收:这样,一盘液汁粘稠、色泽金黄、咸甜辣适中的红烧鱼便烧成了。因为以上的原因,我最终未能给迈克他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配方”。我知道,迈克所要的配方,是要具备一些确定的数字的。比如,鱼多少克,姜、葱多少克,盐、糖多少克,等等。而这些,我在烧菜的时候,从来没有去想过。搁多少盐,放多少糖,我们凭的是经验,是眼力,甚至是第六感觉。由这小小的红烧鱼,我们也可以看出东西方在文化传统上的巨大差异。西方文化,从古希腊起,就显示出其科学传统的特点。在西方人看来,一切都是可以探究的,大到宏观的天体、宇宙,小到微观的细胞、原子;同时,一切都是可以言说的。他们认为感官有时是不可靠的,而相信定量,相信刻度。中国文化从古代开始便缺少这样一个科学传统。我们似乎更相信感知,一切凭印象。中国文化认为,一切美的东西,是难以加以言说的;好的诗歌就在于它“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我们古代有世界最好的抒情诗,但我们鲜有系统的诗歌创作理论,只有点评式的“诗话”。东西方不同的时间观念也是各自不同文化传统的具体体现。西方人讲究精确,强调严格按照时间表来安排活动,强调计划,反对“变化”。新年的第一天,很多西方人会把一年当中的重要活动确定下来,甚至定到哪一天。有一次,一位英国老师请我吃饭,她捧着她的时刻安排簿问我,下个月的 23 日中午 12 点15 分有没有空,我请你吃饭。而我们在表示距离和时间时,古人还有这样一些说法:一袋烟的工夫,行船要 5 天骑马 3 天,等等。在购物方面,西方人喜欢去超市之前,列好一个清单,到了超市,按照清单上所列的项目,一一购买;而我们(尤其是女性),则爱“逛街”,可能会购买很多,然,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东西方文化的互识和融合也日益显著。我们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更多地吸收进一些科学因素。但是,文化之所以为文化,就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对外来文化的抵御性。我相信,下次迈克见到我时,他还会向我要红烧鱼的配方,而我同样不能给他满意的答复。专利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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