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其它相关论文-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与分层及其经济影响内容摘要：在婚姻市场中，积极的分类配对是最符合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表现在双方的受教育程度上就是婚姻市场中的教育匹配现象。本文通过对湖南岳阳市城镇社区婚姻市场的调查分析，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婚姻中表现出的教育匹配现象越来越明显：夫妻双方的教育年限平均差距不断缩小，且以高等教育为界限，存在明显的教育分层现象。这一趋势可能对以家庭为单位的收入差距和教育的不均等在代际间的传递产生负面影响，但可能对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和儿童的教育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关键词：婚姻市场 教育匹配 教育分层 人力资本投资 社会学家认为婚姻是以男女两性结合为内容并为一定社会所认可的社会关系。但经济学家认为，婚姻是男女双方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订立的长期契约，男女结合的目的在于从婚姻中得到最大化的收益。由于男性和女性在选择配偶的过程中存在竞争，所以可以假定婚姻市场的存在。在婚姻市场中，每个人都试图寻找最佳的配偶以使自己的效用达到最大化（贝克尔，1976）。当然，在婚姻市场上寻觅最佳的配偶是有成本的，它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所以，人们也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寻找自己满意的而不是一定是最佳的配偶，正如人们在普通市场交易中表现出的那样，是一种有限理性而非绝对理性。 那么，人们在婚姻市场上的交易原则是什么？也就是说，在婚姻市场上人们根据什么来选择配偶？贝克尔运用家庭生产函数和极大化原理分析得出，在双方的家庭时间之间的替代弹性不是很高时，积极的分类配对夫妻两人具有的特征之间存在正相关一般是最优的。并指出，积极的分类配对极为普遍，这种配对适用于智商、教育程度、身高、肤色、民族血统及其它特征方面（贝克尔，1976）。随后，不断有经济学者对婚姻市场中的配对现象做出研究，尤其是受教育程度的配对现象。如奈特和李实（1994）根据 1988 年全国调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匹配婚姻现象，发现一个人多受一年的教育，他（她）选择的配偶的受教育年限会多出半年。又如，孙志军（2004）根据甘肃省农村贫困家庭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一个人多受一年的教育，他(她)选择的配偶的受教育年限会多出 5 个多月。这一结论与以前的研究基本一致。但以前的研究采用的数据都是以样本在调查时点上的特征为基础的，即以调查户在调查时的受教育年限为分析基础。显然，夫妻双方在结婚后仍可以采用成人教育等方式来提高受教育年限，因此，以调查时点的特征来分析婚姻市场的配对现象，结论会有所偏误。本文将采用夫妻双方在结婚时的受教育年限为分析基础，并且将样本按结婚年份的不同分开，以考察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现象及其变化。 婚姻市场调查市场数据收集及分析 （一）样本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共调查了湖南省岳阳市五个社区，共得到样本 435 个，剔出其中 41 个来自农村的样本，最后有效样本有 395 个。调查内容包括年龄、结婚年份，夫妻双方结婚时教育程度，结婚时户口属性(农业或者非农业户口)等。其中上世纪 70 年代及以前的占 21.5%，80 年代的占 16.5%，90年代的占 21.3%，2000 年以后（包括 2000 年）结婚的占到 40.8%。具体情况见表 1。 （二）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与分层趋势 把各个时期的样本分别进行分析，发现以下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夫妻双方教育程度均从低到高发展，并稳定在高中水平。从表 2 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平均的受教育年限均不断上升，并且稳定在 11 年左右（见表 2）。这说明我国推行的九年义务制教育在城镇实施的效果很好。 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现象越来越明显。这表现在：夫妻双方所受的教育年限的平均差距越来越小。70 年代结婚的夫妻，双方的教育差距平均为 4.1 年，而到了 2000 年，这一差距仅为 1.3 年（见表 2）。这是因为虽然女方所受的平均教育水平始终低于男方，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女方的教育水平增加速度快于男性，最终使得双方的差距缩小；夫妻受教育年限差距在 3 年以上的比例不断缩小。70 年代双方受教育年限差距在 3 年以上的占到 72.6%，而到了 2000 年，这一比例下降到 29.8%；这一趋势从双方受教育年限的简单相关系数可以看得更加明显：70 年代及以前的相关系数仅为 0.215，且显着性水平仅有 0.05%，到 2000 年，相关系数增大到 0.767，显着性水平为 0.01%。这说明随着婚姻市场的演进，男女双方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接近，俗话所说的“龙配龙、凤配凤”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匹配婚姻中的教育分层现象明显。从表 2 中可以看到，夫妻受教育年限在3 年及以上的比例虽说一直在下降，但平均保持在 47.2%的水平，可见双方的教育差距还是比较大。但我们注意到，受过高等教育（以大学专科为起点）的男女双方的匹配比例一直较高，平均有 84.6%。这说明较高的教育差距是以高等教育为界限而存在的。也就是说，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把婚姻市场分成两半：受过高等教育的市场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市场。在两个市场内部的男女双方更容易相互结合，教育年限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两个市场内部。通俗地说，一个受过高中教育的人与一个仅受过小学教育的人更容易结合，但他（她）却难以同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结合，虽说前者的教育年限差距更大。由于这一现象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有点类似，我们将之称为婚姻市场的教育分层。 女方的教育水平高于或者等于男性的比例越来越高。从表 2 第 8 列数据可以看到，女方教育程度不低于男方的比例从 70 年代的 32.9%逐步上升，到 2000年这一比例达到了 65.8%。这说明女性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在快速增加。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女方受教育年限高于男性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到 2000 年，这一比例达到了 16.1%，这对于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儿童教育方面将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及分层对经济的影响 （一）教育匹配可能加重收入不平等及其代际传递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有助于提高人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从而使之具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因此教育是一种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这种投资将在日后得到丰厚的收益回报，且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高于一般情况下物质资本的收益率（舒尔茨，1961）。基于中国的数据分析表明，虽然由于体制束缚了教育作用的发挥，使得中国的教育总体收益率偏低，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和体质的改革，各级教育的边际收益率在不断上升，且随教育层次的提高而增加，表现为大学教育的收益率一直高于中学，中学高于小学（刘泽云、萧今，2004）。显然，如果婚姻市场存在着如上所述的教育匹配和分层现象，居民家庭将被分成教育层次高低不同的类型，又由于教育的收益率随教育层次而递增，我们可以推断，以家庭为单位的收入不均等现象将越来越来严重，那些夫妻双方均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收入将越来越高于那些夫妻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更为严重的是，已有的研究（Brown，2005）表明，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着稳定而积极的影响，受过更多教育的父母将更多地投资于子女的教育，包括花更多的时间和提供更多的教育服务，这将导致不同教育层次的家庭出生的孩子面临不同的升学机会。并且，在目前中国家庭受信贷约束和高学费双重挤压的条件下，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将会因为资金的限制而得到更少的受教育机会，进而在未来的收入也将更低。这样，教育的分层进而收入的不平等将在代际之间传递下去。显然，这对于一个极力想控制收入分化程度的社会来说，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二）教育分层可能激励女性婚前人力资本投资 随着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两性之间的市场工资率差距不断扩大。按照常理，人们将更多地投资给予男性人力资本而减少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但观察到的现象却是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在不断增加，比如，女大学生比重的不断增加（姚先国、谭岚，2005）。这种违背经济学逻辑的现象可能正是婚姻市场的教育分层激励的结果。在婚姻市场中，由于教育的匹配现象明显存在，那些受过更多教育的女性将更具有竞争力，她们有更大的概率找到受过更多教育的配偶，进而在未来更有可能获得较好的家庭收入。进一步，教育的分层将激励更多的家庭对女孩进行高等教育投资，以保证他们在日后能进入高等教育家庭的行列。已经有一些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如，Berhrman 等人（1999）根据印度的数据分析发现，在农业较快增长的地区，尽管女性的教育市场收益率很低，但由于男性的教育迅速提高，因而对受过教育的妻子的需求也迅速增加，这拉动了女性对教育的引致需求。显然，从这一角度看来，婚姻市场的教育分层对女性而言，并不是件坏事，它保证了女性在教育市场收益率下降的环境中能得到足够的人力资本投资。 （三）女性教育程度迅速提高将有利于下一代教育水平的提高 来自教育界和医学界的研究表明，母亲的受教育水平显着影响其对孩子的教育行为，这对孩子的智力发育、健康水平、学习成绩等有重要影响（郑金香等，1999）。来自经济学界的研究也表明，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在父亲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基础上，母亲的受教育水平比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对孩子，尤其是女儿的教育具有更显着的作用（奈特、李实，1994）。显然，婚姻中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对他们子女的教育产生积极的作用。我们从数据中发现，女方受教育年限高于（等于）男方的比例随时间的推进而不断扩大。根据家庭内部决策的讨价还价理论，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增强了女性在婚姻中的讨价还价能力，从而提高其在家庭决策中的地位，这可能会对孩子的教育产生积极影响，因为相对于父亲来说，母亲会更加关注于孩子的教育而不是自身的职业发展。 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趋势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增强，并且存在着以高等教育为界限的明显的教育分层现象。这一趋势可能加剧收入和教育的不平等现象，并使之在代际之间的传递。但可能对女性和儿童的人力资本投资有良性影响。当然，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和分层是人们自愿选择的结果，我们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采取默写干预措施来防止收入和教育差距的扩大和代际传递。比如，给低收入家庭以足够的社会保障、通过社区对低收入家庭的父母提供一定的育儿知识的帮助、尽可能的降低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等。 参考文献： 1.郭磊.婚姻的经济学分析.人口与经济，2002 2.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萧今.资收益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