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值得人活下去的成长 http:/gtbook.home.bj001.net 2004年11月05日21:43 古藤书屋 一个异乡人，他那辽阔内心的身影我还来不及辨认，就被那幽晦迷人，浸着甜蜜血液的歌虏获而去了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从死去的土地里培育出丁香，把记忆和欲望混合在一起，用春雨搅动迟钝的根蒂不记得是怎样恍惚、迷乱地走出那间阅览室的。艾略特。荒原。连同刊载它的那本世界文学黄河岸边的那座小城因这一切与遥远世界的联系而陡然变得陌生时令正值春天，我的十六岁的身体异常敏锐地捕捉着天空与空气中的微妙变化，宛若一架精密的仪器也许世界需要重新测度？校园里依旧是熟悉的风景，教室、操场、路边静静的垂柳、挟着书本匆匆来去的身影这一切好像永远都不会变，但是，置身其中的我变了。我好像已被什么神奇的事物点化，某种“异类”的气息使我深刻地区别于周围的一切后来当我走在别的地方，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很难摆脱这种魔咒般的气息：孤独，格格不入，无人可与之言说。世界上竟还有这样的自由鲜活的声音，毫无陈腐毫无禁锢，这让一个已经习惯于在唐诗宋词以及徐志摩们的熏染下长大的人是多么不适应啊！就像一道强光射过来，我无暇思索这道光的含义及价值，只是本能地抓住它，大口大口地呼吸，伸展僵硬的身躯即将从古老中复活！“迟钝的根蒂”已被“搅动”，隐秘、辛酸伴着对整个成长史的咀嚼。十岁。那时，父亲刚从遥远的外地调回我们身边，有一只阔大的柳条箱装满了他在过去的年月里读过的书籍，那是他在六十年代订阅的各种文学期刊（如人民文学、萌芽等）以及那个时期的长篇巨著在我们明白真相之前，我们已无可挽回地、贪婪地，就像在饥饿中吞下食物一般，吞下了多少可疑的“教化”之物呵！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从记忆里，删除掉那些千篇一律的动人故事，那“假、大、空”的形象， 那简单、模式化的矛盾冲突它永远无法满足人性期待的渴望，但却无情地种下了畸形的精神种子。那时，在学校里，我的作文一路领先，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加以评点，有一篇还曾获得一个大规模作文比赛的一等奖。然而当时，我已经感受不到应有的快乐、自豪与骄傲了。我似乎隐隐感到我在日后将更加确认的一个重要发现：在某个非正常的圈子里，越得势就越可疑。羞耻与困惑压迫我每一天的成长，“长大摆脱，”谁能逃得过那“伟大”的“塑造”工程？我们像一排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塔松，在天空下闪耀着悲哀、怯怜、含混的光。我们已经习惯于我们头脑中那个严密的监视系统，即使在日记中也不敢随心所欲地飞翔。记得有一位同学在改写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时，因为太放得开，不小心越出了“边界”，被老师批驳为“中心思想不明确，想象虽然奇特，但不着边际”然而我至今替他收藏着这句评语，在我灰暗的学生时代的记忆中，这是惟一一丝亮光所在。我曾热衷于回味他那篇文章的意境、语言、魔幻的氛围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我那篇同题作文赚了一个高分，我却印象全无“炮制”的东西总是不容易留下痕迹。我是从“那儿”逃出来的这“身世”注定我的笔是灼痛的，沉重的。我可能永远都写不出那种轻松、优雅的清词丽句。而且，我还得时时惊悸：由于我从根上所受的营养有问题，虽然我一直在努力地剔除、纠正，但很难说它是否彻底，是否就不会成为我进入艺术世界的可怕局限惟一值得庆幸的是，无论人类曾怎样被驯化得合乎规范，他们对艺术、对生命、对美的那种天生的敏感、直觉的把握力却生生不息，就像我在那样的荒漠中，一眼便识出艾略特这眼甘泉，并认定这才是那种值得人为之活下去的力量一样。以我那样的年龄、背景、学识，根本不可能读懂荒原但这样的阅读事件、这样的颠覆、摧毁、告别，却是必不可少的文学初夜。我就这样毫无准备地于懵懂、局促甚至有些生硬中，接受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启蒙。我将迟到，为这我们已约好的相会当我到达，我的头发将会变灰这是茨维塔耶娃的声音。对于渴望的心灵来说，任何“相会”都显得太迟太迟这样的迟到也往往会发生在同一位作家的身上，其实艾略特并不是我读到的第一位外国作家，在这之前，有普希金、安徒生、高尔基等。但他们在中国都很难逃脱意识形态下的“工具”命运。而恰恰是他们被渲染、利用的那一面，是我从骨子里抵触的。这就造成了一些不该有的误会。比如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请不要”，这与我当时的生存“语境”不谋而合，不由自主地就被我划入了那些说教的面孔。同样，我后来读到的海的女儿与在语文课本上学到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也完全不是一回事。更让我深感“迟到”之痛的是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这些诞生于十月革命前后的文字（这很重要。他是在革命的萌芽、发育阶段就发出质询的），使我从前心目中那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形象被改写了。当我们在这儿庸人自扰地、自以为是地“取其精华、弃之糟粕”的时候其结果是那些真正能刺激我们成长的“危险因子”被“滤”掉了。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不就是一部承受着“迟到”之尴尬的历史？ 我常常不可避免地想到，如果鲁迅先生能像我们今天这样有幸触摸“解冻”的俄罗斯文学，能够读到布尔加科夫、索尔仁尼琴等一批开禁作家的作品，他是否会更加心痛地验证他早年的论断中国没有俄罗斯式的知识分子而萧红，这位中国最优秀的女作家，多么应该“认识”杜拉斯啊同是抒写生之痛苦、悲怆，同是激情与情欲的震颤，塞纳河畔的那位女子却走得更狂放更边缘更极致。以此类推下去，这边的某位与那边的某位还会有更多的遗憾和惋惜。这里，也提前预告了我最终的命运，即死亡将使我痛失多少“经典”！我能想象并看见那在我身后绵延汹涌的经典之流，那正在漂洋过海的陌生而熟稔的身影但那时我再也无缘与他们相遇了，这种痛苦胜过我再也享受不到阳光、空气、鲜花、星辰、大地以及活在这个世界上所能亨受到的一切幸福、美好。我这一生中，对某些神秘元素的渴求、眷恋远远超过了后者。尼采。悲剧的诞生。我读到的第一本哲学著作。虽然我很为书中的“酒神”、“日神”精神所吸引，但由于我对西方文化缺乏必要的熏染，尤其是它通篇以古希腊神话为背景，使我为认真、倔强地“啃”不透尼采而大伤脑筋。尼采对于我，应该有更深、更不同凡响的意义这是我后来悟到的，我终于发现我与尼采之间那种宿命的根源性。那本似乎从天而降的书引领我的目光从尼采的思想这个焦点移开了，我被那个产生并推涌这些思想的深渊强烈地震慑我本不该在那个深渊旁停留的，因为你只消瞥一眼便会禁不住感到恐惧、颤粟但我不但没有从那里走开，而是完全彻底地坠下去了，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实质性的撕裂，一艘破冰船将我置于精神坍塌的前夜。还要再过几年，这种感觉才会被他的精神兄弟荷尔德林再次强化，并由此升华。尼采。荷尔德林。在他们面前我永远感到言说的失重。他们那像避雷针一样探入高空的危险的存在方式，像人质一样抵押出去的“过度”的献身精神，如同他们精神失常这一共同事实所显示的，在我们这个太正常的世界里，根本找不到测量他们的标准。巨人毁了我们的天平。这时“正常”不仅不会成全我们心理上的优越，反而会成为致命的羁绊与悲哀。谁敢于那样生活以生命去蹈赴信仰的烈焰？！“你决绝得仍然不够”这声音一直响在我的耳边。我需要来自那儿的支持！当我孤军存活，像一个即将被“消灭”的异数时，有人曾好心地点拨：“可以那样写，但不能那样去做。”这种“写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二者并非一定要统一”的心理，造就了多少书斋里的圣贤，现实中的庸人。但如果写仅仅是写，并不意味着担当；一个思想从它诞生那一刻起，没有暗含人格指向及行动倾向它的属性又该如何界定？甚至连自然科学也不是中性的，也是有“人”的，如果抛开“人，” 那么人类文明的进步就只能是技术意义上的进步。“我对一个哲学家的评价完全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作出榜样”在这一点上，尼采又一次走在了前面。促使一个人向那儿移动的是什么？是对生存于其中的现实秩序的质疑，是对自身所有角色的清算和弃绝，是对做一个“人”的遥远冲动是整个大陆板块的漂移。在海上的一年，后来他问我那时，你在那儿干什么？他关心我是怎样活过来的。我从未向他谈起过“海”，那在我身上形成苦难特质的力量。这是不能不爱的，必由生命进入生命。我在那儿什么都干过。我曾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我曾尝试生存。最终，就只有对贫穷的刻骨体验。这种赤贫状态将一个人驱赶得多么精粹。每一个器官都因饥饿而空前地活着，没有心思生锈，不会变得滞钝，最大限度地切入这个世界。那肯定是一个人最强大最自足的时候，不然何以能连上帝的庇佑也谢绝呢？我曾像一个虔诚的教徒一样，一次次出入于教堂，去聆听上帝的声音。但那从高处来的声音为什么不能说服我，我为什么不能为那福光的照临而俯下身躯？反倒是当我离开它，站在海岸上远远地眺望那灰色的教堂尖顶时，我的心，我的与一切都不融合的尖锐、狂暴，才会像听到某种神秘的召唤一样，随着那个“十”字形标记而被引入无穷的寂静。那样站在那儿，长久地眺望。冬天的海上只有我一个人。一个人，不足以与整个海相抵。在那样的一个边缘地带（精神的，地理的，）只需要将时间渡过，之后，就不同了，就如布罗茨基所说的“边缘”并非世界结束的地方而正是世界阐明自己的地方。这就是我生命的神话。天生对苦难的亲合力，使我对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们有一种血缘的亲近、阅读他们的作品就好像在溯寻、辨认自己血脉的源头。而供他们呼吸、生活过的土地，就成为我引颈眺望的故乡那一个个甜蜜的地名：彼得堡、雅典卫城、佛罗伦萨接着，是对我的诗歌观念构成强大冲击并在我的写作中留下影响痕迹的塞弗里斯、希门内斯、巴列霍、耶胡达•阿米亥，还有希默斯•希尼、索因卡、保尔•策兰，在我喜爱他们的作品的同时，更为他们所呼吁的“诗歌的纠正力量”以及艺术的正直担当力而叹服不已。我只读到他们极其稀少的文字，竟也能获得与这“量”极不成比例的“质”的持久享受。卡内蒂的钟的秘密心脏“他需要那种在他之后能够继续他的痛苦的人”，“他把自己扔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在下一个世纪才被人们接住”，这两句话疼痛地契合了我的精神骨缝，点亮了我对艺术的最高追求以及最根本的信念。苏珊•桑塔格在论述西蒙娜•薇依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必须）以作家受苦的代价来衡量真理的标准。我们每个真理都必须有一个烈士。”这样的重金属的密度，句句都仿佛携带着炸药我终于明白我以前为什么那么鄙夷、厌恶“评论家”那张面孔了，我从来就偏爱那些执狂的，向“健康”挑战的艺术：杜拉斯非得在那样的绝望破碎中，以那样残忍而又不自知的方式讲述爱、欲和死的故事；卡夫卡必须让“他”变成甲虫，希刺克厉夫（呼啸山庄）必须有悖常伦的去“掘墓”去把心爱的人找回来！正是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我那似乎激烈的血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与舒张。然而，与某位作家相遇的时机非常重要。越是优秀的作家，越是容易由于年龄、经历、思想、心态等等积淀不够而错过他。或者即便是接受，也不得不以你的浅薄去“委屈”他。比如我很早就读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人与事，但我那时没有能力认识他。在我经历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和爱情，惊骇于自己每天、每时、每刻的生活，心灵像高压电流饱满、高涨，回响传递着古老预言的时候，日瓦戈医生这本书仿佛带着使命而来，为了验证生命中可能有的全部壮丽景象以及人心的伟大、瑰奇，使读者与作者相互加重，产生不能再负荷的敬畏。这是惟一一本让我不敢再看第二遍的书。它就近在手边，而我却没有勇气打开它或者，已无需打开，生命自有其更深沉的视线。终于，我也能读到带来“终结”意义的齐奥朗了（我是在世界文学一九九九年第六期上第一次知道他的）。如果时间再往前推一年或半年，他可能会从我这儿无声息地滑过，他那种“尽量隐姓埋名，尽量不抛头露面，尽量默默无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