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动漫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动漫研究中心于2007年初正式成立，于2007年9月正式更名为动漫游戏研究中心，中心主任由具有近十年动漫游戏行业从业经验的资深专家邓丽丽女士担任。文化产业将是21世纪全球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并将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2004年4月，国家广电总局出台了关于发展我国影视动画产业的若干意见，信息产业部和国家科技部已将其列为IT领域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有关部门还设立扶持动漫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游戏、动漫行业的迅速发展引发了专业人才的极大需求。北京大学是中国最具世界影响的大学。北大文化产业研究院是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文研院动漫研究中心通过整合各种人才、声望、国际联系等资源，建立一流的国际化动漫研究中心，使之成为具有研究、策划、咨询和培训功能的综合平台。项目概况动漫游戏研究中心的工作主要围绕学术科研、人才培训和举办大型动漫普及活动展开，同时协助研究院进行项目引进、活动承办等工作。一、学术科研1、从2007年5月起，与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合作，编撰出版2007中国动漫产业年报。2、2007年5月至今，中心配合研究院承担了扶持动漫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的“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白皮书”课题，负责2007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白皮书的组织编撰工作。3、2007年6月，承担了文化部“2007年度国家扶持动漫产业专项资金实施方案”课题的“动漫展会”和“原创动漫走出去”部分，撰写了国家级动漫展会（原创动漫精品扶持）项目实施方案和国产动漫走出去项目实施方案。4、2007年8月至9月，中心与民进中央委员会合作进行了苏浙沪动漫产业现状调研，邓丽丽主任带队对苏州、常州、杭州、义乌、上海等城市的产业发展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并向民进中央提交了“苏浙沪地区动漫产业现状及政策支持”调研总结。5、2007年12月邓丽丽研究员作为专家评委，参加2007年江苏省文化产业引导资金的项目评审。6、中心加入中国动画学会，邓丽丽主任被选为中国动画学会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二、人才培训2007年7月，由中心协调，文化产业研究院与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联合主办了“2007中韩国际文化产业高层培训”，共有27位来自韩国的学员参加。三、大型活动1、2007年5月15日到6月12日，中心主办了大型动漫文化推广普及活动“农夫茶2007大学生原创动漫展”。 本次巡展先后在杭州、上海、合肥、北京四地龚45所高校举行，累计参与人数近20万。2、2007年12月8日，由中心协调，文化产业研究院与中国品牌年鉴编委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品牌大会在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举行。北京大学张国有副校长、中国广告协会秘书长时学志等到会并致辞。3、2008年1月，协助研究院举办了“第五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国际论坛”，负责动漫分论坛的筹备和组织工作。本次论坛以“动漫形象国际授权与品牌营销”为主题，11位嘉宾以不同视角，结合国内外动漫产业在品牌授权领域的典型案例展开了深入探讨，为中国动漫产业尽早与国际接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联系办法：地址：北京大学静园一院213室邮编：100871电话：861062756901、13901327072传真：861062753340邮箱：denglilisina.com官网：www.ici.pku.edu.cn=试论人文社会学科对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因的探索兼谈经济文化学的建设问题摘要：人文 社会 科学 在探索制约 经济 发展 的文化因素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为经济文化学的建设准备了充分的学科基础，经济文化学将在整合人文社会各学科的 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经济研究学科。它是一门专门研究 影响 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及其与其他非文化因素关联的 理论 经济学分支学科。将在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影响经济发展的“无意识”文化与“自觉”文化的基础上，采取对策扬弃阻滞经济发展的“无意识”文化，以“文化自觉”的态度推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发展；文化因素；经济文化学经济发展包含经济质与量的进步。经济学家比较强调经济量的增加，故往往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而以国民生产总值（GNP）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指标衡量。按威廉阿瑟刘易斯的定义，即“人均产量增长”，简称“增长”或“产量”，也称“（经济）进步”或“（经济）发展”。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迅速的经济增长反而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含义有所变化，认识到增长之中应该关注经济公平，因此新含义涵盖“旨在平等的增长”。发展伦 理学 还关注经济发展的文化含义与价值定位。最近我们特别关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问题 ，把经济发展置于科学发展的平台之上。 从西方 现代 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就成为经济学的核心话题。但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对经济发展因素的探索局限于经济因素之内。虽然，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开始，西方正统经济学就已经注意到了人的道德情感复杂性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经济学家因难以度量而以理想模型（古典模型）略此不计。20世纪，特别是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反差越来越大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纷纷介入经济研究领域，经济学再也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因素的探讨了。经济因素背后的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日益成为探索的热点。 一、问题的提出 人文社会科学为什么热衷于探索影响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呢？主要有以下四大原因： 第一，资本主义从西方兴起以来，就有一股向世界扩展的经济冲动，而其他地方却没有出现这种经济冲动。这引起了西方学术界，也引起了全球学术界的极大的探索兴趣。从此，资本主义背后的精神动力（往往被称为“资本主义精神”或“现代性精神”）成为经济学、也成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讨论的热点问题，也是一大难题。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激发了全球学者的强烈反响和热烈回应。战后更有美国社会学与 政治 学教授里亚格林菲尔德对“资本主义精神”的重新探索，产生了不同于韦伯“资本主义精神”的新命题经济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同理，因东亚迅速成长为新兴 工业 化地区，而先有西方学者、既而是亚洲学者对“亚洲资本主义精神”的探寻。由此产生了韦伯命题的回应性命题新儒家伦理或后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第二，从长时段来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时而爆发经济危机，甚至由此爆发世界大战，但经济增长总体上是呈持续和加速的趋势，尤其是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空前繁荣，而第三世界国家或发展 中国 家却没有出现这种增长？甚至在非洲、中东、拉丁美洲还出现停滞或倒退的趋势。这些是单纯从经济因素本身难以解释的，西方国家的学者转而从文化（制度、态度、知识等）方面探索原因。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发问：为什么落后国家没有沿着发达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前进，以及为什么它们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或进展缓慢？巴兰强调：对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是极其重要的。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增长经济学与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展经济学由此日益走出只顾及经济因素的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视域，尤其是发展经济学越来越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和态度的经济学研究。 第三，东亚地区从70年代到90年代，由于强劲的整体性区域经济增长，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而拉丁美洲经济却日益缓慢乃至停滞（往往被依附论学者称为“低度发展”或“依附性发展”），非洲和中东则出现了长期的停滞，乃至倒退，非洲甚至日益滑入绝对贫困化的“第四世界”。这一切更激起学术界对东亚经济增长之迷的兴趣。对亚洲文化、“亚洲资本主义精神”或“亚洲现代性”的探索出现热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疑问：为什么韩国和中国 台湾 能够同时在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和稳定发展方面取得成就，而其他国家却很少能够做到？为什么那么多的非洲国家在趋向任何发展目标的进程上都很少有成效？亨廷顿认为，要解释这些现象，人们必须回到各个国家特有的国情上，包括 自然 资源、地理位置、居民素质，当然还有 历史 经验。然而，亨廷顿强调，“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亨廷顿反对把文化仅仅看作某种意义上的“剩余变项”历史学家余英时认为，由于东亚地区经济成长的特殊经验，不少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儒家伦理的积极功用。他们觉得韦伯对于儒家思想所持的否定看法也许有修正的必要。因此儒家或者更广义地说，中国文化是否曾对东亚的经济发展发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目前 已引起海内外中国学术界的注意了。中国学者罗荣渠也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开始注意到东亚文化的独特性格与传统。东亚新兴工业国，自然资源都不特别丰富，多数都较为贫乏，其显着的共同点是都属于东亚大文化圈，这个文化圈的核心价值是受一种非宗教伦理即儒家伦理所支配。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新问题：东亚新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就，与这一共同的文化背景是否有什么内在的联系。这是对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提出的一个新课题。因此。传统文化因素在东亚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什么作用，成为研究东亚崛起问题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新课题。国际学术界都愈来愈注意到东亚经济高速增长中的文化因素。甚至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儒教伦理”在东亚现代化中扮演的角色比新教伦理在欧洲所起的作用还要大。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吉布尼相信，日本出现经济奇迹，断非目前的一些流行说法，如“无情的贸易竞争”、“政府与 企业 合作”、“阴险的日本有限股份公司”、“模仿美国技术”所能阐明概括的。其真正原因，乃是它将古老的中国孔子伦理同大战后美国占领时期所引入的美国经济民主两者揉合一起并加以巧妙的 应用 所致。日本经济学家小林实也认为，东亚产业圈的迅速发展与社会价值观及 教育 制度的特点有密切关系，重视儒教影响的观点并非是错误的。儒教不可否定地发挥了促进的作用，但作为起因来解释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则难以令人信服。关于儒教的影响如何作用于经济与产业的发展，今后亦应从多种角度加以探讨。10韩国 哲学 教授宋荣培也主张重新探讨东亚各国急速的经济成长与传统儒教的关系。在本世纪七十年代所出现的奇迹现象乃是东亚儒教文化圈内几个国家的急速经济成长和现代工业化的成功。这些东亚国家历史发展的动力为何？是否阳明学去除了朱子学的封闭主义而发挥其独特的进步性？抑或是其他的原动力？11韩国经济学教授宋丙洛指出，不少学者如彼得伯杰、赫尔曼卡恩、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其它一些人指出，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工业进步应功于儒家的道德标准。麦克法夸尔甚至创造了一个新词“象西方进行挑战的后儒教”，以强调东亚文化和工业力量日益增加的重要性。12小R霍夫亨兹和KE柯德尔认为，今天东亚之所以具有对于我们的优势，是因为他们的组织和思想与我们不同。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深深刻地扎根于他们地区的历史之中。他们不容易输出，也不容易为我们模仿。13东亚新兴工业化集群区域在中国文化圈的出现，确实激起了国内外学者探索经济奇迹背后的深层因素。为什么非洲、拉美、中东没有出现这种经济增长现象？非洲与中东甚至连这种迹象也消失了？文化问题成为思考的热点，尽管众说纷纭，但不谈文化问题的经济学家似乎越来越少了。 第四，经济学家在探索经济增长的动力、并提出相关的政策方案的时候，发现其对经济增长的模型 分析 和种种预测与建议总是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偏差。由此激起经济学家对经济因素之外的原因进行探索。同时，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科的性质和学科界限也在不断争论。对经济学科和经济研究不断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