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海纳百川、兼容四方的气魄。所谓的汉唐气魄就是以科学求实的态度汲取一切先 进文化的创新精神。汉朝的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史上欧洲、亚洲、非洲第一次文化交流 ，它不仅为后世留下了举世闻名的文化遗产，也留下了那个时代开明、开拓、开放的精 神。西汉文化的精华是多国、多地区、多民族文化艺术撞击和融汇、排斥与吸收的结果 ，是在自己的传统基础上将东西方文化熔为一体，进行独特创造的产物。它不仅能兼容 并蓄地接纳各地区各民族的先进文化，同时，也慷慨地向外输出自己独特的文化创造和 优秀的文化人才，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环境和民族心理的开 放。张骞出使西域既是政治交流，也是经济、文化交流。与汉朝相比，唐王朝更是一个 高度发达的开放国家，它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强、最文明的国家之 一，以其健康向上、进取自信、乐观豪迈的气派风范对周边各国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 亚、非许多国家的使臣、留学生、商人和法僧纷至沓来，学习唐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从而在中国周围形成一个巨大的汉文化圈。同时，唐也特别注意学习别国的先进文 化，派僧人玄奘去印度取经学习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文化，并通过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 和外来使者，大量吸收异域文化。唐朝不仅是亚洲政治文化中心，而且成为亚非的经济 、文化中心。二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主流文化导向。汉朝根据建立封建中央集权政府的需要，废黜百 家，独尊儒术，虽然这项政策有它的消极作用，但它从思想上加强了统一，确立了儒学 在中国文化上的主流地位。唐王朝为了展示帝国风范，文化上实行了开放政策。儒、佛 、道“三教”并立，其实质就是一种宽容和借鉴相统一的文化政策。唐儒学继承了隋代 的南学、北学的成果，形成了唐的主体文化政策五经义疏。对于佛学，唐统治 者非常支持，广建寺院，广度僧尼，广写佛经，广交僧侣，广做佛事，并赐予高僧以爵 位。对于道教亦然，唐高宗曾去终南山谒老子庙，唐太宗在位时修过兖州和亳州的老君 庙。儒、佛、道三家的共同发展，唐代才有了李白(近于道)、杜甫(近于儒)、王维(近 于佛)等伟大的诗人，才有了辉煌的大唐文明。三是任人唯贤的知识分子政策。汉代实行以儒经取士的制度，实行了察举、征召和博 士制度，建立了完整有效的儒学士宦制度，从而激发了知识分子参政的热情。唐朝时则 基本上完善了科举制度，特别是唐太宗按“才行”取人的思想，打破了从强宗望族中取 士的狭小圈子。武则天的“反阀阅制度”，唐玄宗的选相求治思想，开阔了人们对社会 人才潜力的认识眼界。在这种政策感召下，人们精神振奋，希望为国家的强盛，为时代 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豪迈的时代风尚集中反映在唐诗的进取乐观、雄浑开阔和 宏伟明朗的艺术境界之中。李白的“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雄才大略，杜甫的“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济天下思想就是这种文化主旋律的强音。(二)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这种发展进步在精神领域的一个重 要标志。汉唐文化，符合当时社会发展方向，体现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客观上代 表了当时社会民众的利益，从而为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先进文化促使统治者政治清明。社会主流文化的先进性可以带动政治文化的清明 。汉唐王朝刑法宽松，政治开明。汉初统治者十分重视以德治国，他们先后废止宫刑和 肉刑，废除了诽谤妖言罪，减轻笞法，使被笞者可以保全性命。文帝统治时期，全国一 年的案件不到四百起。唐贞观十一年制定的唐律，仅死刑罪名比隋代的开皇律 就减少了160多条。贞观四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汉武帝、唐太宗都善纳谏 言，任人唯贤。汉武帝强调“在御论”和“器用论”思想。他在位54年，先后下达了4 个用人诏，在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人才推荐活动，为国家招纳了天文、历数、文学、艺 术、工艺、建筑、纺织等各个门类的人才。唐太宗能够广泛地听取臣下的不同意见，任 用官吏“不私于党”，按照“才行取人”、“施恩御人”和“用人于谏”的思想，使人 人“咸尽其才”。汉唐王朝初年都大力提倡节俭自律。史载，露台之建因为所耗约相当 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便被汉文帝取消。唐太宗严禁大兴土木，为了防止子孙的厚葬 浪费，生前就把自己陵墓安排好，“因山为陵，容棺而已”。在他的感召下，贞观时期 上下都以节俭为荣。最后，两朝都注意轻徭薄赋，节省民力。如汉文帝曾11年不收田租 ，景帝则只收一半。文帝将人口税和徭役都减到原先制定的1/3，景帝则规定，诸侯王 葬，“治坟无过三百人毕事”。唐太宗也曾13次减免田租。二是先进文化促使了汉唐社会的全面发展。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全部智慧与文明 的体现，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纽带。汉唐王朝完善了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相互制约、分工明确的官僚体系，完善和强化 了军事、法律、监察等制度，建立了包括培养、选拔、任用、考核、升迁、罢免、奖惩 等内容的官吏管理制度。这些制度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进一步奠定并巩固了我国封建社 会的政治基础，对后来影响很大。两个朝代国强民富，在其统治的大部分时段里，做到 了国泰民安，出现了千古盛赞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先进文 化增强了汉唐王朝的军事和外交实力，两朝疆域空前辽阔，均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 强大帝国，唐时更是万方来朝。在先进文化的熏陶下，两朝民风淳，社风正。百姓“人 人自爱而重犯法”，“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商旅野次，无复盗贼”，“马牛布野 ，外户不闭”。唐时妇女有婚姻、社交等社会生活方面的自由。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三是先进文化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大融合。汉、唐王朝都为中国古代对外交流比较繁荣 的时期。汉、唐在输出文化的同时，也广泛地吸收了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从而形成了 良好的文化发展互动态势，为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积极有利的条件。民族大融 合和中外文化交流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变化。从文化结构到宗教哲学和衣食住行 ，少数民族及外来的文化文学艺术、生活器具、服饰打扮等都给唐朝宫廷及民间以很大 的影响。）年月日，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幅户外显示屏上，水墨动画形象的中国先哲孔子，与熙来攘往的人群融为一体。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汇。 这个特殊的场景，正可看成孔子背后五千年中华文化在新世纪所处的方位。在世界的横轴上，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确立自身的坐标。在历史的纵轴上，一种伟大的文化历经盛衰荣辱的磨难，在复兴之路上正扬帆起航。 一切象征总有现实逻辑，蕴藏着历史的本质。在孔子走向世界这部崭新乐章里，大背景是新中国多年社会变革的思想激荡、多年改革开放的精神求索，主旋律是新世纪以来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文化振兴的激昂变奏。 “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伴随着经济的崛起，新世纪以来社会主义中国波澜壮阔的文化挺进；才能更清晰地把握，党的十六大以来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文化变革，所造就的文化发展新局面；才能更深刻地体认，一个政党如何为古老的文化注入全新的力量，走出一条文化重塑与振兴的“中国道路”。 （二）任何一种文化选择，都离不开时代土壤。 进入新世纪，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令世界其他地区黯然失色的发展奇迹，尽管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各项文化事业取得了令人振奋的长足进步，但文化领域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这是一个尴尬的事实：当经济领域的中石化、中移动向世界五百强挺进时，我们的文化企业却拿不出一个名扬世界的品牌代表；当美国利用中国的花木兰故事拍成电影成功占领中国市场时，中国的创意产业几乎为零。全国多家出版社的收入总和，不及德国贝塔斯曼集团一家的年收入。 这是一个悬殊的对比：全世界每本图书，本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全世界每小时音像制品，个小时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美国生产的电影占全球影片数量的，却占用了全世界一半的观影时间。 挑战不止于此。 当人们赞叹中国经济惊人的成就时，也日益强烈地感到公共文化服务的短缺。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文化消费极不平衡，“精神饥渴”在物质满足的反衬下变得愈加强烈。 中国文化发展必须面对这样的考题一面是加入以后势必放开的国内文化市场，一面是我国文化单位与国外文化企业的悬殊实力；一面是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强烈，一面是国有文化单位活力不足；一面是中国在经济、外交上重返世界舞台中央，一面是西方世界带着“有色眼镜”妖魔化中国。 一个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的国家，成不了世界大国。撒切尔夫人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断言，刺耳刺激却发人深思。中国的崛起曾被称作“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大事”，但这种崛起，不能只是物质财富的剧增、经济格局的重塑，而应伴随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传播，推助中华文化的弘扬，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权如何彰显、主动权如何体现？ （三）早在世纪，马克思便预言：在各国经济走向世界经济的过程中，文化生产也将走向世界性。“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我们身处的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经济时代，是经过近年风云变幻、比马克思预言的秩序更繁琐、竞争更激烈、风险更复杂、机遇更隐晦的国际市场： 制定规则的人已经占领制高点，而且仍然想重复经济全球化时代惯用的手段，将我们的文化生产压制到全球链条的最低端。 丰厚的文化资源和巨大的市场是我们的优势，但雄厚的资本与成熟的商业运作却是西方的强项。 在文化的自由市场，与文化产品逆差同时而来的，还有意识形态的渗透、价值观念的侵入。 兵临城下。文化交流中的逆差，国际竞争中的劣势，关系的绝不只是市场份额的大小、产业较量的成败，更关乎意识形态主动权的得失、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弱。面对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格局，面对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强大挑战，如果我们不能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就无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高扬社会主义文化理想，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捍卫国家文化主权。 实际上，我们并不缺乏讲述“中国故事”的各种题材。五千年文明的薪火相传，铸就了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留下了饱蕴思想精髓和价值追求的灿烂遗产。社会主义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激流勇进，造就了世界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进步，书写了人类文明的崭新篇章。这为我们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但今天的我们怎样才能在改革创新中，将这些宝贵的财富转化为文化较量中的主动位势，转化为软实力竞争中的现实优势？ 关系不顺、效率不高、管理不力、布局不优、机制不活，在挑战与竞争中暴露的中国文化发展困境，表面看，是落后的管理方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实质看，是传统的体制机制窒息了文化的内在活力。 自上世纪年代末，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释放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空前解放了社会生产力，造就了社会主义中国日新月异的繁荣景象。今天，在文化这个具有意识形态深刻属性的敏感领域，能否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决定了我们的文化体制能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年月，党的十六大做出重要战略部署：“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年之后，党的十七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