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节的由来五四青年节是为纪念 1919 年 5 月 4 日中国学生爱国运动而设立的节日。背景：1918 年 11 月 11 日，延续 4 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英、美、法等国的胜利和德、奥等国的失败而告结束。1919 年 1 月，获胜的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华民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会议。中华民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条等正当要求，均遭拒绝。会议竟决定日本接管德国在华的各种特权。对这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华民国代表居然准备签字承认。消息传来，举国震怒，群情激愤。以学生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就如火山爆发一般地开始了。发生：5 月 4 日下午，北京 3000 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他们高呼：“还我青岛、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呼吁各界人士行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保卫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这一运动得到工人和各阶层人士的声援和支持，上海、南京等地的工人纷纷举行罢工或示威。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汝霖等人的职务，并指令巴黎参加会议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3 月 6 日，梁启超致电总统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事务长林长民，报告他从和会上获知的段祺瑞与日本借款和山东问题。 4 月 24 日，梁启超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发布归还青岛通电。 4 月 29-30 日，巴黎和会代表参加会议，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条款【第 156、157、158条】 ，德国在山东权益让与日本。 5 月 1 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将此事电告，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上海大陆报 “北京通讯”：“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 5 月 2 日，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外交委员会事务长、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在晨报 、 国民公报撰文：“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 5 月 3 日下午，以林长民为首的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召开会议，决定阻止政府签约。国民外交协会协会理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将外交失败转报学生。当晚北大学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约请北京 13 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大会决定于 4 日（星期天）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 5 月 4 日上午 10 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下午 1 时，北京学生 3000 余人从汇集天安门，现场悬挂北大学生“还我青岛”血书。队伍向使馆区进发，受到巡捕阻拦，学生代表求会见四国公使，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随后发生学生大规模游行。 5 月 5 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总罢课。清华学生宣布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 。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斡旋，被捕学生返校，学生复课。 5 月 7 日，上海 60 多个团体举行国民大会。 5 月 9 日，蔡元培出走。上海各学校全部罢课。 5 月 11 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北京各大专学校教职联合会成立。 5 月 13 日，北京各大专校长递交辞呈。 5 月 19 日，北京 25000 名学生再次总罢课，之后开展演讲、抵制日货、发行爱国日刊等活动，组织“护鲁义勇队” 。 6 月 1 日，政府查禁联合会。 6 月 3 日，北京学生因政府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举行大规模街头演讲，当日 170 多名学生被捕。 6 月 4 日，北京学生出动比昨日多一倍的人数上街演讲，当日 700 多名学生被捕。 6 月 5 日，全国各大城市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被监禁的学生获释。 6 月 68 日，罢工规模扩大。 6 月 9 日，南京路工人示威。 6 月 10 日，撤销曹、章、陆职务。 6 月 11 日，徐世昌总统咨参众两院请求辞职，未被接受。 6 月 12 日，商人开市。钱能训内阁全体请辞。 6 月 13 日，准钱能训辞职，特任龚心湛兼代内阁总理。 6 月 17 日，致电专使在和约上签字。 6 月 22 日，国务院通电全国，徐世昌总统打消辞意。 6 月 23 日，徐世昌会见山东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电令中国全权代表陆征祥从缓签字。 6 月 27 日，京津学生，留日留美学生请愿。 6 月 28 日，原定签约之日，中国代表团驻地被留学生包围，代表团发表声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军警的反应对学生恭敬有加中国历史上，读书人的地位向来较高，有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说，读书人也常被称为“学老爷” 。张鸣在北洋裂变中有如是论述：晚清时节，士兵们就不敢轻易进学堂生事，哪怕这个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即使有上方的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他们尊学生为老爷，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是丘九，比我们大一辈。 五四运动中尽管有敢杀人的主山东镇守使马良，不过他杀的也不是学生。马良是回族，面对学生运动，他也无可奈何，不过后来他发现有回族参与其中，于是便抓了几个回族，并杀掉其中的三位领袖。杀完人的马良声称，我抓自己人，杀自己人总没人管得了吧。 不过除了马良，再无其他人有这般胆子了，在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下，连大总统徐世昌最后也服软了，面对被捕的学生，徐世昌只得派官员前去道歉，不过学生不买单。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又派人道歉，学生才肯出来。到后来，简单的道歉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要求了，甚至预备汽车燃放鞭炮也不能把这帮大爷们请走，于是当时的总务处长只好向学生作揖恳求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赶快上车吧！”在如此待遇下，学生们才选择昂然回到学校，享受英雄归来的荣耀。 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刘仁静与张国焘这二位先生，他们是中共的创始人，可谓特别能战斗的典型，而且是典型的一碰即碎的人物。军警面对这样的大爷，能不头疼么？要让他们回学校，光叫老爷那真是不够的。只得鞠躬哈腰，央求半天。被打无动于衷据当时记者报道，五四当天，步兵统领李长泰劝聚集在天安门的学生散去，有学生骂他是“卖国者” ，他回答：“你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么？”并表示愿意为学生传达意见，但恳请学生不要用野蛮的方式，当学生回答自己极为文明后，这位长官便坐车扬长而去。 事实上，当学生闯入赵家楼，放火烧房时，全副武装的军警都不为所动。其时，章宗祥遭学生毒打，全身 50 多处受伤，而在场的几十个带枪军警竟然束手无策，他身边有人向警察呼救，巡警回答说：“我们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学生） 。 ” 当时李长泰抓住了几个掉队学生应付差事，当需要指正时，这些在场军警无人愿意出来指正。甚至是那些被学生打伤的军警，也不愿意出来指正学生，他们声称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人， “当场既未看清，事后亦无法证明” 。 被人打了都不敢指责，这得怕到什么程度？军警跪地哀求其实在五四之时，军警为求学生不要游行，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据张鸣北洋裂变一书介绍，当时北洋政府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境界，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学生的爱国热情，称他们“纯本天良” ，另一方面又想控制学生，把运动平息下去，这必然导致所谓的镇压不力。 1919 年 5 月 25 日，大总统徐世昌颁布命令，要求对上街的学生“依法逮办，以遏乱萌” ，但学生不为所动，依然上街游行抵制日货。据当时的学生领袖匡互生回忆，军警不仅不再抓捕学生，而是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演讲， “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 其时的军警也很为难，要维持秩序又不敢下手，结果只能窝窝囊囊，被动的接受学生的进攻。 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人回忆，当时学生聚集在新华门和中南海，要求见大总统徐世昌，但徐世昌避而不见，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出来奉劝学生：“总统不在，可以把请愿书留下；时间已经很晚，希望学生回校休息，政府自有答复。 ”但学生坚决不肯，一直耗着，接着开始有民众加入到情愿行列，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些洋车工人，他们甚至把一天做工的血汗钱都拿出来给学生买烧饼、茶水。 另据档案春秋文章，学生在与军警对峙的过程中，处于完全进攻的态势，警察想维持秩序，而学生想办法挑事。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又出面奉劝学生，态度可说相当人道，吴说，待会天气要热了，大家还是早点回去睡午觉吧。学生的回答更调皮，说，大人您年高，也要注意身体哦。吴回答说，客气客气。在得知学生只是为了宣示爱国之情，为外交作后援后，这位秩序的维护者就放心地走了。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五四运动并不不是一种暴力游行、纯粹反政府的运动.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学生都尽量与军警避免冲突的产生.而多数军警也以不作为的方式暗中支持学生的运动.可见当时的中国人并不是良心已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