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官”问题的思考 所谓的 裸官”，就是指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 裸官”现象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演化出的一种新的腐败孽胎和社会病。“裸体做官”“贪官外逃”，侵吞了巨大的国家资金，践踏了社会主义法制，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执政党的威信，损害了国家形象。比如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原总经理助理董跃进挪用公款 5.8 亿元，其妻儿早已移居海外；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因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妻儿在其大权独揽之时就早已移民加拿大；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在被中纪委“双规”前夕逃往美国；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外逃美国；河南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外逃美国等等，这些都是“裸官”腐败后外逃的典型事件。在这些典型腐败大案要案中“，裸官”腐败的危害显露无遗，已悄然成为我国腐败的重灾区，也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视域。 裸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人性看，追求收益的最大化，是产生“裸官”的人性根源。通过腐败得到的物质收益，其预期流失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将资产转移海外就是一种实现收益最大化的路径。从文化角度看，中国文化的基因潜藏着一种“裸官”主义倾向。一是机会主义倾向；二是血缘主义倾向。“裸官”本质是机会主义和血缘主义的一种混合产物。从体制的角度看，监管制度存在一些漏洞，“裸官”腐败问题的出现，折射出我们的反腐败制度建设上还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尽管这些年，我国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上取得了较快的进展，但制度建设需要与时俱进，既要有前瞻性，又要有预见性。事实上，对于意志力不够坚定的“裸官”而言，他们抵御诱惑的能力也在下降。家人都不在国内，使他们毫无后顾之忧。加之相关职能部门和监管机构缺乏预见、疏于防范、监管不力。因此，有效治理“裸官”腐败现象，要在强化制度反腐的同时，更加注重制度防腐。一是注重制度建设，不断提高“裸官”腐败的预见性；建设制度，通过完善制度来有效约束“裸官”。首先，要建设阳光制度。所谓阳光制度，就是制度设计要尽可能体现公开化原则。如干部任用制度、就业制度、有关项目的决策制度等，有关环节和有关信息能公开的，要尽量公开。对于“裸官“，国家应建立一套独立的管理办法。笔者建议：第一，“裸官”要“裸”，财产先“裸”，也就是先公示财产。第二，“裸官”不能担任重要职务。第三，县处级以上干部，应要求不“裸”，凡“裸”必下。其次，要多提拔老实人当官。十八大报告提出，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二是加强监管，大力提升“裸官”腐败的防范性；三是协作联动，全面强化“裸官”腐败的控制性。四是约束公权力，防止公权力腐败。裸官”腐败之所以能够在较长时间相安无事，除了腐败人员刻意隐蔽以躲避监督外，最关键的是监督机制没有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我们必须通过制度改革和建设，建构起严密的制度、相互制衡的机制，让官员接受真正有效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