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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里的北京:烧不尽的西山煤 经过城垣的骆驼队在人类文明史上,火的出现是一个最醒目的标志。因为周口店原始遗址的考古发现,北京人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用火的人类。大量木炭、灰烬和烧过的石块、兽骨和树籽等,说明早在20多万年以前,生活在这里的北京猿人就已经学会用火取暖和烧熟食物。作为人类用火的发源地,北京使用煤这种新型燃料的历史也是相当早的;特别是成为中国首都之后,煤炭几乎成为北京不可或缺的燃料来源。北京丰富的煤炭资源得天独厚,这在全世界历史上都显得非常独特。从安史之乱始,北京逐渐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的政治经济中心;特别是成吉思汗之后,北京一直是中国的统治中心。13世纪后半叶,随着蒙古帝国的崛起,汗八里成为影响世界的国际大都市;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北京都以开放繁荣著称,其科技水平远远领先于世界。当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在北京担任官职,在他的游记中就有关于用煤炼铁的记载:(中国)“有一种黑石,采自山中,如同脉络,燃烧与薪无异,其火候且较薪为优”。最迟到13世纪末,也就是元初,北京的宫廷和民间生活中就已经大量使用煤炭。大都之内专门设立了煤市和煤场。据元统一志记载,“石炭煤,出宛平县西四十五里大谷山,有黑煤三十余洞,又西南五十里桃花沟,有白煤十余洞;水和炭,出宛平县西北二百里斋堂村,有炭窑一所;画眉石,有洞,在宛平县西北二百里斋堂村,有炭窑一所。”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记载主要指官办的煤窑,并不包括民间所开的煤窑。当时西山有些寺院也开办煤窑,如大庆寺开办的煤窑,不但供自己消费,还出售多余的部分。北京有句老话,叫做“烧不尽的西山煤”。明清以后,北京的西山地区已发展为中国最著名的煤炭矿区,像浑河、大峪、门头沟和居庸关等处煤窑星罗棋布。作为都城的北京当时人口百万,除过粮食,需要量最大的生活资料就是燃料,西山的煤矿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明万历时的大学士吕珅说:“今京师贫民,不减百万。九门一闭,则煤米不通。一日无煤米,则烟火即绝。”清代历史学家赵翼指出,自辽金以来,北京之所以能成为帝国首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西山的煤炭。古语说“柴尽煤出”,在人类早期历史中,煤炭完全是作为薪柴的替代品出现的。明清时期的北京恰好处于煤炭与薪柴的转换阶段,即薪柴的比例逐步降低,而煤炭的比例逐步提高。相比煤炭,薪柴的资源要广泛得多,特别是北京建城初期,北京周边几乎遍布林地,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去采煤。明朝初年,“西山内接太行,磅礴数午里,林麓苍黝,溪涧镂错,其中物产甚饶。”相对百万人口的燃料消耗,自然资源再生的速度要慢得多。明中期之后,薪柴资源就日益窘迫,紫荆、居庸、雁门一带关口,“绵亘数千里,旧有树木根株蔓延,长成森麓,远近为之阻隔,人马不能渡越,斧斤日寻,树木殆尽年”;至明末,北京周边已是“山场林木砍伐殆绝”,“数百里内皆濯濯然”。在燃料需求不变的情况下,薪柴的缺口必然只能以煤炭来弥补,北京周边地下丰富的煤炭资源继续支撑了北京的繁荣。北京的煤业经济也就这样逐渐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史最令人惊叹的一页。相比之下,中世纪的欧洲当时还完全处于传统薪柴燃料时代,而北京则已经向矿物燃料转型,这无疑是一场燃料革命。明朝的北京是在元大都基础上重新修建的,跟元代一样,京城所用煤炭主要仍产自宛平西山一带。自从将西山作为皇家陵寝禁地之后,明帝国就严禁在此凿山伐石,掘地开窑更是大逆不道。从正德年间起,西山的很多煤窑被封,理由是“与皇陵京师相近,恐伤风水”。除此之外,禁矿也出于维稳需要。这些煤矿收容了大量无地无业的流民,又处在皇城根下,难免令统治者不安。万历时的内阁辅臣指称:“煤力至微,煤户至苦,而其人又至多,皆无赖之徒,穷困之辈,一旦揭竿而起,岂不可念!”经济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并不完全合乎政治的逻辑,也不是权力可以阻止的。在所有禁令都失效之后,明朝政府只能做出让步。西山煤窑在后来发展如此迅速,以至于权力也纷纷投身其中,以分一杯羹。对捉襟见肘的帝国政府来说,煤炭成为新的税源,因此在西山设立了大批的“煤税监”。虽然当时也有官窑和军窑,但无论在数量还是规模上都不如民窑发达。万历年间的官方报告称:“查勘官窑仅一二座,其余尽属民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门头沟煤矿一直是北京最主要的煤炭供应地。“由头门村登山,数里至潘阑庙,三里上天桥,从石门进,二里至孟家胡同,民皆市石炭为生。”这里民营煤矿多如牛毛,煤炭使门头沟成为北京最具近代经济气象的工业地区。民间资本和大量矿工在精密组织下,构成一个庞大的产供销系统,这无疑已经出现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资本的意识使权利开始觉醒,并因此出现了一些维权运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朝廷派遣太监王朝督管西山煤矿,王朝到任后大肆勒索煤税,民窑业主负担极重。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拖欠税款的窑主遭到京营武装逼税,窑主推举的代表出面交涉,也被王朝假传圣旨逮捕,因此激起了门头沟所有窑主和窑工的愤怒。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发生了群体性事件。窑主联合采煤工和运煤的脚夫等从业者,集体拥进京城,“填街塞路,持揭呼冤”。明朝政府对这场示威请愿大为震动。神宗下旨,由太监陈永寿代替王朝,督管西山煤税。虽然“永寿代王朝是以暴易暴”,但这次游行示威也算获得了成功,民窑的自主权与合法性得到加强,免除契税之后,民窑取得了更大的发展。明清之际战乱不断,从17世纪晚期,中国开始了一个长达百余年的“康雍乾盛世”。跟全国的情况类似,北京人口翻了一番,达到200多万。人口的增加使北京周边的森林彻底消失,连十三陵的数十万株苍松翠柏本被“剪伐尽矣”,热河等地的“口外山场樵采由近及远,柴薪日耗,斯价值日昂”,最后已无薪柴可采。在薪炭资源短缺,且价格高昂的背景下,煤炭以其储量丰富和价格低廉迅速占领市场;再加上煤炭距离近,运输方便,燃烧值高,于是人人“思石炭之利”,煤炭成为首选燃料,“惟煤是赖”。进入人口爆炸的清后期,煤炭已经基本取代木材和木炭,成为主要燃料来源。乾隆四年的一份奏章称,“京城内外人烟繁庶甲于天下,惟赖西山之煤,取用不穷”;乾隆四十六年上谕称“京师开采煤窑为日用所必需”,嘉庆六年上谕也说“石煤在所必需”。如果说煤炭在明代还只是为了弥补传统薪柴的缺口的话,煤炭在清代的燃料消费结构中的就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换言之,虽然北京的煤炭历史悠久,但直到清代才彻底完成了燃料结构的转型,这无疑是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进步。当时的煤炭是如此普及,于至于连冬季取暖的传统火炕也用起煤炭。清代笔记中有不少类似的记载,“西山煤为京师之至室,取之不竭,最为便利。时当冬日,炕火初燃,直令寒谷生春,犹胜红炉暖阁,人力极易,所费无多”;“燕地苦寒,冬时比户皆卧热炕,西山之煤价不甚昂,颇获利济”。煤炭还被用于一些节日庆典。比如宛平城隍庙庙会正值元宵节,每年都要在殿前塑造一个喷火的判官,腹内装上煤炭点燃,烈焰从五官喷出;数日庙会,要烧几千斤煤。清代煤炭的使用量和开采量都远远大于明代,煤矿也从宛平的小西山扩大到宛平房山的大西山,甚至昌平和怀柔也出现了不少煤矿。当时人们都认为煤炭这种资源是无限的,“西山煤为京师之至宝,取之不竭,最为便利”。作为传统的矿区,门头沟的煤窑一度达到200多个,“京城所用之煤,皆产于此”。但随着开采的持续,煤炭的开采成本仍然会上升,从而导致“煤价渐为昂贵”。乾隆中期,一斤煤的价格相当于0.8升米,这对一般家庭来说仍然构成不小的生活成本。为了稳定煤价,清政府于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和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在北京周边先后开展了四次大规模的煤矿勘察,以开辟和扩大煤炭资源。当时人们已经在煤炭开采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比如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就记载了防止瓦斯中毒的方法:“初见煤端时,毒气灼人,有将巨竹凿去中节,尖锐其末,插入炭中,其毒烟从竹中透上,人从其下施蠼拾取者。”但毕竟无法与现代安全技术同日而语,因此事故发生率还是相当高的。相比矿主的暴利,煤矿工人的工资很低廉,乾隆时的一个挖煤工日采煤500斤,工资只有50文,而拉煤工人只有挖煤工的一半。这些工人大多都是破产失地的农民,有些甚至是被骗来的奴工。常言说“百里不贩樵”,煤炭是一种低价值商品,与开采相比,传统运输往往造成更大的成本,所以从经济上很难进行长途运输。传统的运输不外乎水路和陆路,依靠人力或兽力。早在元代,郭守敬就受命开金口河来运煤,“京师人烟百万,薪当负担不便,今西山有煤炭,若都城开池河,受金口灌注,通舟楫往来,西山之煤可坐至城中矣。”陆路运煤主要靠车拉、畜驮和人背,“煤斤自窑运厂,自厂运京,全仗车骡驮载”。晚清时期多以骆驼运煤,时人余煌有运煤驼诗写道:肿背马行铃声长 或五或十联作行 背上捆载高如墙 驼能辨风色 驼能识泉脉 不用驼智用驼力 城中千烟复万烟 仗尔西山运煤石光绪二年(1876年),在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的主持下,在河北成立了开平煤矿公司。为了解决运输问题,不得不考虑铁路这个新式运输方式。5年之后,唐山矿井到胥各庄的铁路正式通车,这段全长不足10公里的铁路成为中国第一条铁路。虽然清政府以震及龙脉为由,只准许以骡马曳引列车,但它所采用的1435毫米轨距后来成为中国的标准轨距,中国也因此开始了现代的历程。欧洲经济史中说:“采用煤炭作为家庭以及工业生产的燃料,使得英国踏上工业革命的道路。”与中国相比,英国的煤炭开采要晚得多,更不幸的是,每个煤矿开采不了多久就会被水淹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纽科门发明了蒸汽驱动的水泵,后来瓦特对纽科门水泵进行了革命性的改进。瓦特的蒸汽机已经不仅仅是一台水泵,而是一个万能的动力机,工业革命就这样开始了。那么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呢?中国古代工业主要集中在江南,但煤炭资源却集中在华北,这使中国难以出现工业革命。当欧洲人将煤炭变成万能之源时,中国人仍然停留于燃烧发热层面。这种技术上的巨大落差也成为近代中国在经济上落后的原因之一。几个世纪以来,北京一直是世界上烧煤最多的首都,这也使北京成为全世界污染最为严重的首都。为此,北京制定了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计划未来4年内将煤炭所占能源消耗的比重降到10%以下。至此,北京正在向悠久的煤炭时代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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