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际外包与对外直接投资替代关系的实证研究张晓晴 林娟娟【摘要】：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包作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手段，推动国际分工向更深层次发展。本文从理论角度出发，论证国际外包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替代关系，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协整模型，误差修正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利用中国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该结论。【关键词】：国际外包 对外直接投资 替代关系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Alternative Relations Between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bstract】：As two important forms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to a deeper level. From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this paper expatiates alterna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rough cointegration econometric model, error correction model,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he paper also used Chinas economic data for empirical analysis.【Key Words】：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lternative Relations 国际外包是指企业将自己非核心业务委托给其他国家企业的行为。如果价值链中的某一环节上不是跨国公司的核心业务，跨国公司应该把这些非核心环节业务外包给世界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去做，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获得竞争优势。目前，外包已成为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策略和手段，并且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作为企业内产品分工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直占主导地位，然而9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分工日渐细化过程中，跨国公司以直接投资内部化方式的扩张，受到产品周期、规模经济壁垒、研发费用高昂的约束后，逐渐收缩自己的业务领域，纷纷改变其发展策略，更多的以外包的方式进行扩张以保持竞争优势。为了提高竞争力，许多跨国公司不再包揽所的有生产工序，而是把一些重要的但非核心的业务剥离出来(有时甚至是核心的业务)外包到发展中国家以更有效地利用全球资源。跨国公司进行产业调整和转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这是跨国公司产业调整和转移的传统方式。另一种是国际外包，这是跨国公司产业调整和转移的新兴方式。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原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垂直型产业间水平分工开始向混合分工转变，呈现出垂直型产业间分工、水平型的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并存的局面。近几年国内的经济学家对外包这一新型的国际贸易方式进行了不断的研究和探索。但是对于把国际外包和FDI结合起来研究较少，对两者替代关系的研究则更少，甚至这一观点可能存在诸多争议。本文在总结和消化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拟从理论和实证分析角度丰富我国对此领域的研究。一、理论分析1、前人的研究在企业的内部决策中，交易频率与资产专用性决定了企业边界与组织规模的变化，不确定性越大，交易频率越高，资产专用性越强，越需要内部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企业间的市场交易成本大为削减，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逐步增强，市场细化、产品生命周期缩短等驱使市场失稳。在动态变化环境中，企业边界将收缩，内部分工逐步外部化，国际外包趋于形成。换言之，国际外包就是为适应动态环境的变化，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建立在专业化基础上的一种内部分工外部化的企业组织模式。Vining等运用资产专用性的概念来对外包活动进行分析，认为专用性和不确定性高的活动应该在企业内部通过科层组织来解决，反之则应外包出去。Vining和Globerman(1999)提出一个识别外包风险及提供相应对策的外包战略选择框架。他们认为自制和外包存在三种成本：生产成本、谈判成本和机会主义成本，其中影响谈判成本和机会主义成本的三个主要因素是生产复杂性、竞争性和资产专用性，其中竞争性最终可以归入资产专用性。根据复杂性和资产专用性，Vining和Globerman提出外包的四种具体情景：(1)低专用性低复杂性；(2)低专用性高复杂性；(3)高专用性低复杂性；(4)高专用性高复杂性。其中高专用性高复杂性对应自制，而低专用性低复杂性则对应市场化购买，介于两者之间的两种情况都可实施外包战略。Arnold则将企业可采取的生产模式分为三种类型：自制、内部外包和外部外包，从交易费用理论角度，资产专用性是交易最重要的方面，低专用性对应外部外包，高专用性对应自制。Morley(1966)等认为成本计算通常不能够清晰地说明问题，相反一些没有考虑在内的不可计算因素似乎更为重要。通常情况下，外包是一种成本效率更高的活动，成本效率可以通过高生产率和具备高核心能力的产品获得。企业财务状况也是影响外包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Jauchand Wilson认为财务状况好的企业能更好地从战略角度来考虑制定外包战略。相反，在业务迅速增长的情况下，财务状况不佳的企业只能通过外包来满足生产的需要。因而，在面临财务问题的情况下，企业就需要通过一定程度的外包分化企业的业务活动。外包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是学术界和实业界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核心能力理论为外包的开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在资源约束条件下，企业的潜在收益和成本节约更加集中于核心能力，使得外包成为一项更具吸引力的选择。2、成本分析FDI的成本主要包括前期的市场及经济、政策方针调查成本、区位选址成本、投资成本、采购成本、运输成本、信息不对称成本及风险成本等。外包的成本是目前外包决策研究中的一个重点。从整体上来看，离岸外包的成本可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部分。前期成本主要是企业对自身进行分析并决定业务外包的成本，包括企业对经营状况及国际市场竞争的分析、对非核心业务及核心业务的评估、对东道国受包企业资质的评估、外包对企业利弊的预期等。中期成本主要是外包企业在确定外包战略后，寻找合适的受包企业、谈判并签订外包协议的成本，其中包括招标的成本、与受包企业博弈的成本、外包协议的签署成本等。后期成本主要是外包协议签订后企业的相关成本，如外包业务的剥离成本（包括设备处理与人员安置等）、与受包企业的沟通成本、潜在的泄密成本等。对于某项业务的外包决策而言，外包的后期成本主要是预期成本，因为该成本发生于外包决策之后，外包企业的决策者在做出外包决策时只能对这一成本进行预期估测。3、替代关系的存在性一般情况下，外包成本的影响因素有搜寻成本、谈判成本、风险成本和运输成本等。而跨国企业FDI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利用当地廉价的生产资料生产产品以直接占领当地的市场，跨国企业FDI主要考虑的因素有劳动力等生产资料成本，市场容量，区位优势，经济政治环境，投资环境。当企业面临选择时，往往要根据现实的经济和政治、地理环境约束，分析各种因素的利弊，以选择最佳的生产方式。一般而言：（1）当国际外包的总成本小于FDI的总成本时，跨国企业会倾向于选择外包；（2）当跨国企业资金能力有限时，会倾向于选择外包；(3)当新产品市场需求不稳定时，会倾向于选择外包；(4)东道国相对市场规模越大、最终产品贸易运输成本越高、两国间工资水平差异越大，企业越倾向于FDI；(5)受包国的契约环境越完善，越容易引发国际外包。二、实证分析在全球国际外包的产业链中，作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总体上处于受包方的地位，以“来料加工”、“进料加工” 和“来件装配”为主要方式的国际外包是中国参与国际外包的主要方式。在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国际外包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更加显著。本章拟以中国的统计数据来对国际外包与对外直资投资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一）外包指标度量方法学术界对如何测度企业业务外包的程度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Audet(1996), Campa和Goldberg (1997)、Yeats(2001), Hummels (2001) Hummels, David, Jun Ishii and Kel-Mu Y1.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 Vol.S4, 75-96, 2001.等国外一些学者尝试用中间品投入贸易或零部件贸易近似衡量外包的增长。这是因为中间品贸易是加工贸易中间投入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了商品贸易的很大份额。中间品贸易越多，意味着企业利用中间投入从事装配或代工活动也越频繁，外包(垂直分离)程度也越高。正如Feenstra所描绘的，经济全球化中贸易一体化与一个产品的垂直分离之间是一种共生的关系，随着中间投入品贸易比例的上升，外包程度也在提高。因此，中间品贸易的迅速上升，可以解释制造业外包这一重要现象，中间品贸易一体化与外包之间是双向促进的关系。 第一种方法是根据产品最终用途来分析一国贸易结构的变化，以此来证明一国外包业务的增长，即以加工贸易间接度量外包。Feenstra运用这种方法考察了在1925到1995年内五类商品 五大类商品分别指:食品、饲料和饮品;工业原料和供给品;资本商品(除汽车):消费品(除汽车);汽车和汽车部件。的进出口额的变化。结果分析显示，食品、饲料和饮品;工业原料和供给品的进出口在整个美国进出口贸易中的份额下降，制成品进口份额则增加，也就是说主要的进口商品不断往加工“深”端演进，表明美国企业用进口替代了部分国内加工工序。为获得外包的直接证据，Feenstra进一步识别进口品的购买者，并分析进口产品在美国的附加值。如服装业，根据海关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1993年占服装业进口1/4的前100家服装进口商中，诸如沃尔玛、西尔斯等零售商的进口占48%, CK等服装设计商的进口达22%，国内生产商进口占20%。占进口44%的服装设计商和国内生产从事设计和营销活动，大型零售商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只有占进口10%的传统批发商和贸易商没有从事设计和生产工序。这些数据证明美国服装企业存在大量的业务外包。 第二种方法是用产业内的中间品进口来衡量外包。中间品进口量可以借助投入产出表或者计算每种投入品的数量与该投入品进口比例的乘积来获得，然后计算进口投入品占总投入品的份额得出外包的程度。Feentra和Hanson(1997)计算了美国制造业的进口投入品一总投入品比例，发现该比例到1990年达13. 9%，比1972年上升8.2个百分点。Campa和Goldberg (1997)计算了加拿大、日本、英国与美国的这一比例，也得出类似的结果旧本除外)。 第三种方法也涉及中间品进口的计算，但不同的是Hummels等(1997)用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程度来表示外包，并用进口投入品占总贸易额的比例来衡量垂直专业化程度，特别是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某些环节的专业化。当投入品进口到一国被加工，最后出口时出口价值体现的远远不止投入品在该国的附加值。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