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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制度的起源篇一:第七章 中国古代书院制度第七章 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是私学发展的高级形式。它是以私人创办为主,积聚大量图书,教育活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我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从唐末五代至清末光绪二十七年八月(1901年9月),清廷上谕改书院为学堂,存在了一千年多年。它在办学形式、教育教学的组织与管理以及教学原则和方法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而对我国封建社会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书院制度也是中国对世界教育发展所做伟大贡献之一。第一节 古代书院的产生和发展书院制度自宋初基本形成,至清末改书院为学堂。在这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时兴时衰,走着曲折的道路。考察各个历史时期书院发展的概况,探讨其兴衰的原因,不仅有助于阐明书院制度在封建社会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可以使我们了解封建教育发展的某些规律。甚至可以说,倘若完全离开了书院的研究,那么要弄清唐以后,尤其是宋以来的教育发展史、文化学术思想史,都是相当困难的。它所形成的特色和经验,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特别是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书院的起源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唐朝曾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其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空前繁荣昌盛。从文化角度讲,无论在文学艺术还是在自然科学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成绩,是中国封建社会辉煌灿烂的时期,特别是书籍的普遍印行,已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唐代,官府所藏书籍已有明显增加,为此不得不为藏书而开“乾元院”。唐玄宗开元元年(717年),将乾元院更名为丽正修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这便是书院之名的最初例证,可以看出,它是专门用于藏书和校书的场所,类似于皇家图书馆,不是教学机构。“安史之乱”后,中国进入了一个藩镇割据、连绵混战的时期,这不仅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使学校荒废,文化遭到破坏。于是,许多人为避战乱和保护优秀文化,远走较为安定的穷乡僻壤和山林之间,以耕读为业。他们在个人治学的基础上,开辟了一些家塾式的教学场所。同时受佛教禅林寺院的影响,一些有识之士在山林胜地隐居读书,创办了个人读书治学的书院。这些书院逐渐也开始授徒讲学活动,于是,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便出现了。二、宋初著名书院统一的北宋王朝的建立,促进了社会生产的进步,也为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在立国之初,统治者还无暇顾及教育,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兴学设教,所以官方转而支持正在发展中的书院,给予他们以部分经济上的资助,这样,四海之内,儒生多设书院,在这些书院中,尤以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和石鼓书院等为最著名。它们大都设建于风景优美的山林幽静处,虽然其规模还都不大,组织机构也极为简单,活动内容也较单一,但它们却标志着真正意义上书院制度的确立,并对后世书院的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但宋初书院的兴盛状况为时很短,便由于宋王朝大力提倡科举,尤在北宋的三次兴学运动中渐渐冷落下去。在范仲淹、王安石发起的“新政”、“变法”运动中派生出的这三次兴学高潮,重点在振兴官学,建立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同时又大力推广胡瑷的“苏湖教法”。规定士子须在官学三百日方能应举等办法,特别是王安石制定的“三舍法”从而将养士和选士结合起来,并归于学校,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与此同时,在整个宋代又一直很重视科举,扩大取士名额,提高得第者的待遇,这些都极大地刺激着潜心于山林之中的书院人,于是很多人纷纷出山,或就读于官学,或在官学任教。这样以来,北宋书院在短期兴盛之后必然归于沉寂,其间大约持续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三、南宋书院的发达由于书院制度是在宋代才逐渐形成,当时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书院,特别是南宋书院在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印书藏书等方面都充分表现出独特的书院特色,加之朱熹亲订白鹿洞书院教条,使书院教育进一步制度化、正规化。南宋书院堪称是中国书院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偏安江左的南宋,内忧外患,从中央到地方虽都勉强设学,但由于国力的衰微,学校大都有名无实,于是,以私人为主体的讲学活动又开始活跃起来,使书院的发展达到空前的程度。这一时期,不仅书院的数量多,规模大,且组织更加严密,制度也趋于完善。由于活动内容的丰富又有深度,使得官学中的优秀者,还常常到书院作进一步研修。南宋书院的昌达虽有其政治经济的原因,但从更更直接的方面来讲,它的昌盛实和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受了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的推动。我们知道,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长期以来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并在发展中渐渐渗透在我们的民族意识里面,但这有一个过程。先秦的儒家,以其自身人文思想的独特说服力,成为当时的“显学”;汉王朝的建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使儒家表现为经学,儒家经典经由董仲舒等人的重新解释而成了中国人的“圣经”,但就在此时,佛教传入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得以兴起,等到离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清谈玄学思潮又成了一种时尚风气,这使一直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家哲学面临严重的挑战,在玄、儒、佛、道的相互斗争中,儒学的地位大大削弱。当然,在相互斗争的过程中,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势最终经过唐代的进一步扩展和巩固,在宋代便形成了以儒学为中心、杂揉有佛道思想的新的儒学体系,即理学。在新的儒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宋时的许多学者,如二程、张载等对其作出了巨大贡献,而最终由朱熹总其成。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为了大力宣扬理学,纷纷创建或主持书院,以作为他们的阵地。位于庐山之上的白鹿洞书院,原是唐人李渤兄弟读书的地方,但在五代时期发展成以李善道为洞主的白鹿洞学馆,北宋建立后,又演变成颇具影响的四大书院之一。南宋朱熹知南康军时,为了扩大儒学影响,发展地方教育,曾上书申修白鹿洞书院,并请为其题额、赐书,获皇帝恩准后,书院便在朱熹的直接关注和督促下得以尽快兴复。为了真正重振白鹿洞书院,朱熹还招纳各方学者来此讲学,并亲自参与组织和管理,直至亲临讲堂授课。特别是他还为此书院拟定了白鹿洞书院学规,这一在理学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封建教育的总纲,不仅对白鹿洞书院,而且成了其它书院,以至成了各级各类官学的办学宗旨,且它的影响还持续到后来几个朝代,兴复后的白鹿洞书院,为而后几百年各学派建设书院树立了样板。四、元代书院的初步官学化蒙古人统治的元朝诞生后,这使汉族知识分子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们除不愿做元朝的官外,也不肯在元朝设立的官学任教,甚至都不让其子女入官方的学校。对此,元朝采取了承认和提倡开办书院这一较为灵活的政策,用以缓和民族矛盾,促进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因而,元代书院较前代又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此时,书院不仅数量有所增加,分布更加普遍,且由于吸收了一批南宋著名儒师及其门生,使得元时的书院质量也比较高。当然作为存在有民族防备心理的蒙古族统治者,却逐渐对书院的师资任用、组织管理和经费使用等加强了控制,并通过笼络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来影响整个学术界的办法,加强思想钳制。这些来自官方的限制,使书院在元朝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官学化倾向,书院的特色被大大削弱了。五、明代书院的由衰到兴明代的书院时兴时废。明初,由于重视文化建设,士子在官学待遇很优厚,科举前程也极为荣崇,使得很多人已不再热心于书院,除沿元制旧设立了洙泗、尼山二字书院外,此时,书院的总态势是衰歇的。直到明中时,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外交往的扩大,统一思想的被打破,于是,思想领域内的自由讲学之风兴盛,书院也随之蓬勃发展起来。特别是王守仁、湛若水等人为了反对理学、宣扬心学思想,所到之处,必建书院,这对当时书院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明后期书院曾遭遇四次被禁毁的厄运。发生在嘉靖十六年(1537年)和十七年(1538年)的两次毁书院举动,主要是当权者针对王守仁、湛若水反理学的心学思想而发动的,此次虽力毁力禁,但终未能如愿,反倒办得更多。发生于明万历七年(1579年)的书院被毁事件,虽然作为发动者的张居正出发点是好心,即想借此举统一思想,加强官学,发展教育,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失是一个错误的方针,所以虽禁犹存,三年后,由于他的死,所禁书院也都陆续恢复了。但由宦官魏忠贤一手制造的时代第四次禁毁书院行动,虽其矛头主要指向东林书院,然而在客观上却使天下书院遭受了空前的浩劫。六、清代书院的繁盛清初,为了消灭汉人复国情绪的漫延,压制舆论,统治者对文化教育采取了抑制的政策,此时的书院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但不久,清政府对书院由消极的抑制转为积极的控制,使元以来逐渐加强的书院官学化倾向发展到极点。这时的书院设于省会,并完全为封疆大吏所控制,其经费也由政府拔给,其师生也全由官员选任,书院彻底丧失了独立性和自主权,和官学相差无几。特别是在发展中,很多书院就如同官学一样,成了科举的附庸,官员的养成所,进而彻底背离了书院开初的宗旨。和封建教育的其它形式一样,书院最终也为近代教育新体制所取代。第二节 书院制度与中国传统教育纵观书院发展千年史,虽然它曾以其自身的特色,在一个相对特殊的层次领域内,为我国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在其日趋官学化后,也伴随着封建制度的没落,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然而,书院终究在我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作为一种制度文化,对于我国传统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研究它有助于我们弄清自唐朝以来我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实际的历史发展状况,而它的影响又不仅在中国,更波及到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地区,充分显示了其伟大的历史意义。一、书院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学术思想和文化的发展研究表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以及促进文化的进步与更新,都有赖于教育。书院作为我国传统教育中一个富于特色的部分,它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也就是说,书院正是在宋代理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趋于发达的,而书院的昌盛又反过来极大地推动了理学的发展。具体来讲,理学于北宋始奠基,书院也在北宋才正式成一种教育制度;理学发展到南宋而大盛,并逐步成熟,而书院也以南宋为最昌达,是书院发展的黄金时期;明初,理学无生气,书院也处于衰歇状态;等到王守仁、湛若水所讲之“心学”兴起,书院又为之一振。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南宋时期,此时理学由朱熹集其大成,但这是经过相互论争后才确立的,其间书院对它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想当初,在未形成完善的理学时期,学派林立,各派纷纷创办书院,借以宣扬自己的主张,扩大其影响。例如,湘湖学派的代表人物胡安国创办碧泉书院,张栻创办城南书院、主教岳麓书院;朱熹创建云谷、寒泉、武夷等书院,兴复白鹿洞书院;心学代表陆九渊创建象山书院;“金花之学”代表吕祖谦创办丽泽书院等等,在书院这块土地上,著名学者传播自己的主张,发展各自的学派,并致力于培养本学派的继承人,以使其思想能够持续和长期发展下去,特别是以不同学派所标榜的书院,又通过“讲会”,展开相互的论争,这不仅推动了整个学术的发展,而且也使各个学派逐渐走向成熟,更加完善。由此可见,书院作为思想交锋的阵地,其意义是巨大的。二、书院的产生使中国古代教育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多样化。在我国,教育形成为一种制度可以追溯到三代以前,而在殷周时代,我国的官学已初具规模,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又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组织形式产生了,这是中国教育制度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从此以后,中国的教育便一直沿着“官学私学”的双轨模式发展着。然而,自宋以来兴起并逐渐得到发展的书院制度,又以其特有的风姿,给中国的教育制度增添了新的光彩,使我国的教育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多样化。书院就其渊源来讲,是在私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私学,虽则在发展的后期,书院日益官学化,但和官学也并非一回事,这样,它便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制度游离于官学和私学之外,取官、私学之长,避官、私学之短,将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实施于一个特殊的教育层次领域内,从而在制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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