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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综述袁蓓郭熙保内容提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性的人口老龄化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口老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经济学家从消费、储蓄率、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形成和社会养老制度安排这五个方面,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展开了更为全面且深入的研究。本文就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概括,并总结了其中的分歧与焦点问题。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进入二十一世纪,人口老龄化已不再为发达国家所独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也已逐步从以发达国家为背景,以养老保险为途径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思路拓展开来。近年来,从消费、储蓄率、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形成和社会养老制度安排这五个方面,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展开了更为全面且深入的研究。本文试从上述几个方面,以新古典主义、新增长理论和结构主义为主线,对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概括。人口老龄化对消费与储蓄率影响的研究人口老龄化势必通过劳动力增长率、消费当量人口、消费结构和预期寿命等因素对人均消费水平和储蓄率产生影响。人均消费水平不仅是衡量经济增长结果的重要指标,并且还从需求的角度影响增长。储蓄率则与投资相关联,为经济增长提供物质资本,因此人口老龄化对消费与储蓄率的影响倍受关注。Ando & Modigliani(1963)在生命周期理论中就已指出,各年龄段人口的消费量存在差异。随着人口老龄化,这种消费量上的差异将影响实际消费人口支持率,并与人口老龄化相伴随的劳动力增长率减缓一起,对经济增长产生水平效应,共同改变消费与储蓄的增长路径与稳态均衡值。Cutler(1990)将人口老龄化对实际消费人口支持率的影响引入新古典Ramsey(1928)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消费与储蓄的影响。他指出,封闭经济中人口老龄化对稳态消费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取决于实际消费人口支持率与劳动力增长率的比较,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实际消费人口支持率下降效应大于劳动力增长率下降效应时,稳态消费下降,反之上升。实际消费人口支持率变化对稳态储蓄率没有影响,而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将使稳态储蓄率下降。他利用美国19902060年数据进行消费与储蓄动态路径模拟,结果表明,在消费最初增加之后,由于赡养负担超过劳动力增长减缓,消费下降,最后新的稳态消费将小于初始水平。储蓄率则在调整之初就大幅度下降,之后随着实际消费人口支持率上升而上升,但仍小于初始稳态水平。最终,储蓄率将下降至一个新的长期稳态水平,它等于一个与更缓慢增长的劳动力相匹配所需的储蓄量。Cutler在以美国和其它OECD国家建立的两国开放模型中,模拟了19902050年消费和外国资产产权变化率,得到了美国消费的动态路径和稳态结果与封闭状态时相同,只在幅度上存在差异的结论。继Cutler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对由人口老龄化引起的实际消费人口支持率和劳动力增长率变化对消费与储蓄率的影响展开了研究。Elmendorf & Sheiner(2000)将研究推进到小型开放经济,他们利用美国20002060年的数据进行模拟。结果表明,消费从开始调整时就下降,并将一直持续到新的稳态消费为止,最优储蓄率则是上升。但在封闭经济中,Elmendorf & Sheiner认为人口老龄化对最优储蓄率的影响要取决于消费的代际间替代弹性。与此相类似,袁志刚等(2000)在Diamond(1965)模型下证明了,封闭经济中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小于1时,最优储蓄率与第2期青年人的数量负相关。Senesi(2003)则将任意两个时间点的消费时间偏好率设定为依赖于之后任一时间的消费,将消费的时间偏好率内生化。从而总消费取决于财富水平和人口年龄结构两方面因素,并得到了人口老龄化经济中储蓄倾向下降的结论。Guest(2006)进一步将研究扩展到了与现实更为接近的资本非完全自由流动开放经济模型中。他指出,极微小的资本非完全自由流动,就足以得到与封闭经济相似的稳态消费和稳态储蓄结果,以及相似的动态调整路径。他还详尽的将资本非完全自由流动下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分解为赡养效应、索罗效应和资本深化效应。他利用澳大利亚数据进行的模拟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影响的很大一部分,可由对消费产生负向影响的赡养效应解释,其它两个效应对消费为正向影响,但作用小于赡养效应。Guest(2007)将研究方向从消费当量人口转向了消费结构的变化。他认为人口老龄化有可能引起需求在部门间转移,改变经济的平均资本集约度,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他首先将年龄结构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引入消费函数,建立了一个包涵人口年龄结构的消费函数:(1) (2)其中,和分别表示代表性消费者的总消费、对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消费;表示代际消费替代弹性(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间);表示消费指数系数;表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表示总人口数量。Guest认为,人口老龄化有可能引起需求从贸易品部门转向非贸易品部门,也可能相反;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的资本集约度(),可能是贸易品部门的资本集约度大于非贸易品部门,也可能相反。Guest设基本情况为,贸易品部门的资本集约度高于非贸易品部门,人口老龄化将造成需求从贸易品转向非贸易品。他在开放非完全资本自由流动的假设下,对澳大利亚20022100年的数据进行模拟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在任何假设条件下都将使生活水平下降。Creedy & Guest(2008)在完全替代弹性社会福利函数下,对分别以个人和当量个人作为权重时,人口老龄化对最优消费路径、最优储蓄率、税收和财政平衡的影响进行了对比研究。他们发现,具有平均年龄的代表性个人的最优消费路径,与以个人为权重加总计算的社会福利函数得到的最优消费路径相同。他们指出,以个人为权重加总计算的社会福利函数在老年人有更高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将产生一个乍看起来似乎矛盾的结果,即从老龄人口较多的时期转向较少时期时,会提高社会福利。采用当量个人作为分析单位,不会产生上述矛盾。他们利用澳大利亚20042050年的数据进行模拟研究,得了两个相互关联的结论:第一,社会福利函数中不同权重的设定,通过同一时期人口增长率与当量消费人口增长率的差异,再由政府主观价值判断设定的参数值的放大或缩小作用,将产生差距或大或小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消费路径。第二,最优消费路径的不同意味着最优储蓄率也不同,在一个拥有较高最优消费的社会福利函数中最优储蓄率较低。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之外,有的学者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对人口老龄化的储蓄率影响进行了研究。Futagami & Nakajima (2001)将生命周期理论与Romer(1986)内生增长模型结合起来,得出的结论是,人均寿命延长将使储蓄率上升。原因在于,储蓄率取决于经济增长率与人口预期寿命,人口预期寿命对储蓄率的直接效应是负向的;而通过经济增长率产生的间接效应,一方面由于预期寿命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正向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率与总收入消费比的负向关系(由于经济增长加大了过去与现在收入的差距,而依赖于过去收入的老年人消费相对于当前收入将下降,并且该消费下降超过了经济增长引起的生命周期收入增加而提高的收入消费比),使得人均预期寿命对储蓄率的影响为正向。最终,人口预期寿命对储蓄率影响的间接效应超过了直接效应(Futagami & Nakajima,2001)。然而,Tabata(2005)在老年人健康支出由自利的年轻人承担的假设下,在世代交叠模型与Romer(1986)内生增长模型中,得到了父母寿命越长且患有疾病概率越高时储蓄率下降的结论。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计量,影响途径以及老年劳动力是否比其它年龄段劳动力具有较低的劳动生产率这三个问题,在近年来的研究文献中得到了更为细致的研究。Prskawetz & Fent(2007)以模糊固定替代弹性生产函数(fussy CES)计量了澳大利亚劳动力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年龄段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值对劳动生产率有着巨大的影响。Guest(2007)使用更为一般的CRESH(Constant Ratio of Elasticity, Homogeneous)函数计量澳大利亚劳动力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他指出,不同年龄段劳动力之间的相对替代弹性和绝对替代弹性都取决于不同年龄段劳动力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两个具有高度适应性年龄段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大于适应性较小的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由此得到结论:劳动力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各年龄段劳动力适应性的大小。总结研究文献,人口老龄化可通过以下四条途径影响劳动生产率:1.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与劳动参与率。在人口因素之外,制度与宏观经济变量也可引起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Johnson,2002)。其中,不同的养老制度构成了对人们退休年龄和方式的不同刺激(Cruber & Wise, 1999)。Votruba (2003)对美国已婚退休老年人工作可能性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养老金收益与老年人劳动供给呈反向关系。然而,车冀等(2007)对青岛市养老金与老年劳动力供给行为的实证研究却发现,养老金与老年人劳动供给正相关。他们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有养老金的老年人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在劳动力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和延长工作可获得更多养老金的制度与结构因素。Barrientos & Gorman & Heslop (2003)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与65岁及以上男性与女性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进行的回归研究表明,劳动参与率与人均GDP存在反向关系。他们认为,贫困、缺乏市场机会、基本社会服务获取困难和社会网络缺乏迫使发展中国家老年人通过在低收入和危险的行业中就业来维持生活。2.劳均资本存量。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劳均资本存量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同向关系。Beaudry & Collard (2003)通过对18个工业化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成年人口增长率通过劳均资本存量对劳均GDP产生了微弱影响,并且两者之间为反向关系。 3.技术。Canton & Groot & Nahuis(2002)在既得利益基础上证明了,人口老龄化不利于新技术采用,从而不利于生产率提高。他们的理由是,不同年龄段人口采纳新技术的成本不同,由于新技术产生收益具有时滞性,老年人在新技术收益产生前就已死去,但仍要承担采用新技术牺牲休闲的机会成本,所以对新技术采用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人口老龄化加大了持反对意见人口的比例,不利于技术进步。然而,Alders(2005)认为出生率下降造成劳动力稀缺,诱导下一代人力资本投资增加。而技术进步依赖于雇员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将导致更好的技术被采用。4.商品与服务需求。Guest(2007)在非贸易部门具有较高资本集约度和人口老龄化将引起需求从贸易部门转向非贸易部门的假设下,得到了人口老龄化将造成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结论,但当资本集约度相反或需求转移方向相反时,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也相反。老年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的实证研究是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宏观层面上对老年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的研究文献都表明,劳动力老龄化对生产率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在具体年龄段上存在分歧。Nishimura (2002)对日本19801998年受过教育的40岁及以上工人占工人总数的比例与工业技术进步关系的实证表明,20世纪80年代两者的关系为正向,而90年代后为负向,原因是90年代高速的技术进步使生产率的高峰向年青人转移。Tang & Macleod(2006)对加拿大19812001年十个省的劳动力年龄结构对生产率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发现,55岁及以上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年轻劳动力,并且劳动力老龄化对加拿大的生产率增长存在温和的负面影响。Feyrer(2007)则从分解索罗余值入手,研究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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