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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十位名人“两字” 读书学习法读书学习是人生一个永恒的主题,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讲学习更是一个基本的要求。讲,就是讲究学习方法,讲求学习质量。学习方法决定学习质量,不懂得学习方法的人只是一个呆板的读书人;只掌握一种学习方法的人,只能说是一个肤浅的观察者;而掌握了多种学习方法的人,才是一个深沉的思索者,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果。学习方法哪里寻,古今许多功成名就者用自己亲身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开启知识宝库的钥匙。王充的“摘与写”。王充是东汉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家。他从小酷爱读书,但家境贫寒无钱购买,于是他就跑很远的路到“洛阳书铺”里去读书,并把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内容摘记下来。到了青年时期,王充读书更加刻苦,为了方便摘记,他把笔、墨、砚放到随手可以拿到的窗台上、书架旁和壁橱里,他认为读书作摘记,既能帮助进一步理解、记忆,还可积累大量知识,作为考察研究的资料。在摘记的同时,他还坚持写读书心得,在他看来,对学习的东西能连结篇章、著书立传也是一种应用。王充就是利用这种边摘记、边写作的方法,坚持数年如一日,写出了共85篇、20余万字的古代哲学重要著作论衡一书。韩愈的“提与钩”。“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读书非常勤奋,他在进学解中写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他的这种“提要钩玄”学习法主要是要求在读书时,抓住文章的要点和主旨,重点掌握,深入阅读,取其精华;要求在写作时,抓住中心,编写提纲,探寻深奥的观点,突出精髓的部分。“提要钩玄”前提在于勤奋,关键在于判别。勤奋就是做到勤读、勤记、勤思考;判别就是在勤的基础上,严于鉴别,区分真与伪、轻与重、主与次,以真正做到提其关键,钩其灵魂。陆九渊的“平与和”。南宋时期的哲学家、教育家陆九渊,在陆象山语录中有这样一首诗:“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诗中意思是说,在读书时不要忙乱,做到心平气和。对于某些疑难之处,要先略过,不要死叮住不放。要像慢慢游泳一样在悠闲中得其真味,久而久之,有些问题自然就会明白。陆九渊靠此学习法,一生写下了象山先生全传、陆九渊集等许多著述。对此学习法,当代学者邓拓作过这样的评价:“宋儒理学的代表人物中,如陆九渊的读书经验也有可取之处,陆象山语录有一则写道:如今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张溥的“录与焚”。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张溥,年幼时天赋并不算好,在学习上虽比较用功,但因记忆能力较差,书读过之后很快便忘了。他并没为此而气馁,经过潜心摸索,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七录七焚”学习法。他把此法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每看一篇文章,都要坚持抄写下来,一边抄一边在心里默读;第二步是整篇文章抄完之后,再高声诵读几篇;第三步是将抄写、朗读完的文章投进火炉里烧掉,然后再重新抄写、朗读、焚烧,如此反复进行七次,使每篇文章都能读上十几甚至几十遍,以至于把文章彻底地领悟、烂熟于心为止。张溥很青睐自己的这种学习方法,还把自己的书房称作“七录斋”或“七焚斋”,并把自己的文集取名为七录斋集。曾国藩的“勤与恒”。享有“中兴第一名臣”之称、被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所“独服”的曾国藩,曾有两句修身名言:“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他把勤列为道德修养的“八德”之首,把“恒”作为刻苦向上的“五箴”之一。就学习而言,曾国藩将读书视为生命中最真实的部分,对他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可以没有,甚至女人也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书,不能中断写作。在他自订的“修德十二课”中,读书学习就占五条,即:读书专一,阅读史书,每天都应获取新学问,每月不可荒疏旧技能,写字。尤其是自他29岁那年开始养成了写日记的良好习惯,特别是自1858年6月6日至1872年2月3日,长达近14年从未中断,一直写到临终的前一天。“无一朝一夕之间,无一点一画之苟”。由李翰章编纂、李鸿章校勘的曾文正公全集,就收录了曾国藩日记、家书、奏稿、书札等文章多达156卷、500万字左右。由此可见,曾国藩学习之勤奋,意志之顽强。鲁迅的“翻与问”。鲁迅一生博览群书,并积累和总结出了自己的多翻、设问学习法。他在随便翻翻的短文中写到:“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页内容。”“因为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同时还能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具有沙里淘金的好处。他的这种多翻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快速浏览、广泛涉猎的读书方法。在多翻的同时,鲁迅还坚持设问,就是在读每本书之前,先大体了解一下书的结构和内容,再提出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然后带着这些问题再细读全书。据不完全统计,至今还保存着的鲁迅的藏书有3800多种、12000多册,这些都是鲁迅翻过的。胡适的“精与博”。胡适是当代著名学者,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在读书一文中就读书方法问题提出了“两个要素”,即第一要精,第二要博。他认为“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专门学问。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览。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惟他独尊,无人能及。”他把博与精比作埃及的金字三角塔,塔的最高度代表最精深的专门学问,从此点依次递减,代表那旁搜博览的专门学问,塔底的面积代表博大的范围,精深的造诣。他强调要坚持博与精的统一,如果专工一技一艺,其它一无所知,这样的人好比一根旗竿,只是一根孤拐,孤单可怜;而一味强求博大,一无所长,这一类的人也好有一比,犹如一张很大的薄纸,禁不起风吹雨打。秦牧的“品与吞”。品就是像老牛进食那样,进行反刍,慢慢地咀嚼,反复地阅读,细致地品味。吞则像鲸鱼吞食那样,把有用的东西留下来,把无用的东西排出去。秦牧曾对“牛食”读书法做过这样的描述:“对应该精读的东西,要学习老牛吃食的方法,要尽量慢读,边读边回忆温习,就像老牛反刍时那样,把咽下去的东西吐出来,再次进行咀嚼,直到极精极细时才咽下去。只有这样,一些生硬的东西才变得容易吸收了,某些难理解的地方也变得通俗易懂了。概括来说,牛食的方法就是精读的办法。”对于鲸吞食物时的景况,秦牧也做过形象地描述:“它们在海洋里游动时,张着大嘴,把很多小鱼虾连同海水一同吸进嘴里,然后闭上嘴,把水从须板中间滤出来,鱼和虾则吞进肚子里,一次就可吃掉两千多公斤。”他还提醒人们采取鲸吞读书法,“尽可能快一些,不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的盯着读,有时可以跳读一番,扫描而过。”实际上,鲸吞读书法就是泛读的意思。秦牧主张把牛食和鲸吞的学习方法巧妙地结合起来运用,这样既能博览群书,又能掌握某些根本性的学问,达到博大精深。钱钟书的“追与求”。钱钟书在读书时善于追本求源,在阅读时如发现问题,就会联系多种读物,经过分析、比较、求证,最后使问题得到解决,这就是俗话说的“打破砂锅问到底”。清代袁牧和毛奇龄曾就苏轼“春江水暖鸭先知”而发生一场笔墨官司,究竟谁是谁非,一般人都不以为然,而钱钟书却要多方查证,以辨是非。他首先找出毛奇龄评论苏轼的西河诗话,毛奇龄的原意是:苏轼的诗是摹仿唐诗“花间觅路鸟先知”一句来的。毛奇龄认为水中动物都能感觉出冷暖,并非只有鸭先知。钱钟书又找出苏轼原诗惠崇春江晚景中的诗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这首诗是苏轼题在一幅画上的,画面上有竹子、桃花、春江、鸭子,所以写“鸭先知”。为了进一步弄清问题,钱钟书又查出唐人张渭的原作春园家宴中“竹里行厨人不见,花间觅路鸟先知”一句诗。人在花园里寻路,不如鸟对路那么熟悉,这是写实。而苏轼的鸭先知水暖则是写意,意在赞美大好春光,这是对画面意境的升华,是诗人内心的独特感受。由此,钱钟书得出毛奇龄“不懂东坡苦心”之结论,认为苏东坡的“鸭先知”非但无错,而比之张渭的“鸟先知”更为高明。钱钟书就是凭着这种执着的精神,成为了现代著名作家和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茅以升的“思与背”。茅以升在少年时学习非常用功,他的学习方法是靠思考加深理解,靠背诵增强记忆。为了锻炼记忆力,他每天清晨都到河边背诵古诗文,天长日久,达到了过目成诵的境界。一次,他爷爷抄写古文时,他在一旁默记,等爷爷放下笔时,他竟然把一篇京都赋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茅以升不仅背诵古诗文,还能背诵抽象的数字来锻炼记忆力。对于圆周率近似值小数点后面的一百位数字,他坚持两个数字一节地背记,至到熟记为止。思考中背诵,背诵中记忆,不仅使茅以升获取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而且成为了现代著名的桥梁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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