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精选K12资料第02课 典型例题一、（2017年高考新课标I卷）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气候正义是环境正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具体发展和体现。2000年前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伦理审视，气候正义便应运而生。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从空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也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公平原则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作为首要目标，每个人都有义务将自己的“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鉴于全球排放空间有限，而发达国家已实现工业化，在分配排放空间时，就应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发展需求，同时遏制在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奢侈排放。从时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代际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这一权利义务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以将同等质量的气候系统交给后代；从积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为自己及后代设定义务，就代际公平而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问题上应实现代际共享，避免“生态赤字”。因为，地球这个行星上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是人类所有成员，包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享有和掌管的。我们这一代既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又是受托人，为下一代掌管地球。我们作为地球的受托管理人，对子孙后代负有道德义务。实际上，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把长期目标设定为保护气候系统免受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干扰，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总之，气候正义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既涉及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也涉及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因此，气候正义的内涵是：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都有平等地使用、享受气候容量的权利，也应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和成本。 （摘编自曹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气候正义为视角）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提出了气候正义。B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实际上就是限制排放的问题。C气候正义中的义务问题，是指我们对后代负有义务，而且要为后代设定义务。D已有的科学认识和对利益分配的认识都会影响我们对气候正义内涵的理解。【答案】D二、（2016年高考新课标I卷）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_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主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辨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从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A.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一些历史学家对世本的可靠性将信将疑，认为其中记载的一些内容恐怕是虚构的。B.旧史学的研究既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缺乏科学的考古资料，因而它受到古史辨派的无情批判。C.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让中国历史学研究者认识到，在考证古史时不仅要注重历史文献的记载，也要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D.许慎的说文解字没有利用汉字的早期形式，而主要依据小篆来研究古文字，这使它在解释字源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答案】B三、（2016年高考新课标卷）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人们常说“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但故事不等于小说，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也不能混为一谈。就传统而言，讲故事的人讲述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的故事，口耳相传，把它们转化为听众的经验：小说家则通常记录见闻传说，虚构故事，经过艺术处理，把它们变成小说交给读者。除流传形式上的简单差异外，早期小说和故事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经历和见闻是它们的共同要素。在传媒较为落后的过去，作为远行者的商人和水手最适合充当故事讲述人的角色，故事的丰富程度与远行者的游历成正比、受此影响，国外古典小说也常以人物的经历为主线组织故事。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都是描述某种特殊的经历和遭遇，堂吉诃德中的故事是堂吉诃德的行侠奇遇和所见所闻,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也体现为游历见闻的连缀。在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志怪类和史传类的小说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素材，话本等古典小说形式也显示出小说和传统故事的亲密关系。虚构的加强使小说和传统故事之间的区别清晰起来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来自想象，不一定是作者亲历亲闻。小说家常闭门构思，作品大多诞生于他们离群索居的时候。小说家可以闲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中，或者在巴黎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阁楼里，杜撰他们想象中的历险故事，但是，一名水手也许要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把在东印度群岛听到的事带回伦敦；一个匠人漂泊一生，积攒下无数的见闻、掌故和趣事，当他晚年坐在火炉边给孩子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他本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传统故事是否值得转述，往往只取决于故事本事的趣味性和可流传性、与传统讲故事的方式不同，小说家一般并不单纯转述故事，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就现代小说而言，虚构一个故事并非其首要功能，现代小说的繁荣对应的是故事不同程度的减损或逐渐消失、现代小说家对待故事的方式复杂多变，以实现他们特殊的叙事目的。小说家呈现人生，有时会写到难以言喻的个人经验，他们会调整讲故事的方式，甚至将虚构和表述的重心挪到故事之外。在这些小说家笔下，故事成了幌子，故事之外的附加信息显得更有意味。19世纪末期以来，小说家对小说故事性的破坏日趋强烈。这时，一个故事的好坏并不看它的“成色”如何，而是取决于讲故事的方式。契诃夫曾经把那些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称为“耍弄蹩脚花招的人”，但这种花招的大量出现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他们要摆脱陈旧的故事模式，摆脱虚假的因果关系和矫揉造作的戏剧冲突，甚至摆脱故事本身。现代小说家认为，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内在活力，也失去了起初的存在价值，那些千百年来一直在给小说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之一。（摘编自格非塞壬的歌声）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传统的故事讲述人如果把自己的故事记录下来，进行加工整理，就能形成一种和早期小说接近的文字，有些讲述人也会成为小说家。B.现代小说家尝试用新的方式讲故事，会削弱小说的故事性，这将降低小说对虚构的依赖，小说的个人表达功能却会因此得到强化。C.契诃夫不大认可“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对他们的做法评价不高，由此可知当时这股写作潮流与他的创作理念相悖。D.现代小说的发展加剧了故事在小说中的衰变，与此同时，随着现代传媒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故事讲述方式也可能消亡。【答案】B四、（2016年高考新课标卷）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文学中有历史。当今历史学家大都认为，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不是史料，不但文学作品，即如佛经、道藏、信札、家谱、账本、碑铭等也无一不是，而且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史料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从“三言二拍”里可以看到晚明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几乎是一个常识。陈寅恪以诗证史，也为大家所熟悉。但在“五四”以前，史料范围并非如此宽泛，文学作品在大多数史学家眼里也并非史料，有些文献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一两千年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神话传说就是如此，其中相当突出的例子是山海经。神话传说是文学，史前时代，无文字可征，只有传说，暂当历史。三皇五帝至今未曾坐实，但“炎皇子孙”已经成为口头语，甚至成为历史共识。新的传说还会不断产生，能否成史颇为可疑，但以神话传说研究历史，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在历史上，山海经究竟应归于文学还是史学，曾是死结。王国维古史新证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变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在于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些古史材料就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文献。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于数术类。此后该书在目录学里的角色转换过几次，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列于史部地理类，也就是将它看成史书了。历史是讲真实的，山海经一般被视为荒诞不经，连司马迁写史记都不敢采用。虽然山海经里平实的山川地理内容应归于史部，但其中大量的神话故事却显然有悖信史，所以清人编四库全书，言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将其改列于子部小说家类。这个死结直到“五四”以后才大致解开。解开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山海经分而治之，不把它看作一部成于一人一时之书，神话归神话，历史归历史；二是神话中也有历史的成分在，仍可以之证史或补史。分而治之者，以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比较雅正的部分，谭其骧就写了的地域范围一文，分析山经写作时的地理知识水平。将历史成分发掘出来的，自然以王国维用山海经来印证甲骨文中殷商先王亥为最明显的例子。上面说的是介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文献，至于纯粹的文艺作品，当然也能从中发掘史料。但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了。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可是如果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戏说之类当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