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的三场演讲郭玉洁当何伟（Peter Hessler）从涪陵宾馆大堂的人群中穿过来的时候，没有人注意他。 他身高175厘米，棕色头发，穿着深蓝色外套，要面对面时才会注意到他深陷的、漂亮的眼睛，睫毛长而上翘，足以令许多女孩妒忌。不过总体而言，像“何伟”这个名字一样，他拥有隐藏于人群中的特质。 15年前，何伟第一次来到涪陵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他和另一位美国和平工作团(Peace Corps，1991)的志愿者亚当走到市区，有人大叫：“来了两个外国人！”有人叫“哈”！于是又有人叫：“来了两个哈！”人们拥过来，从路边拥到大街上，堵塞了交通。 涪陵是长江边的一个小城，人们在乌江与长江会合处聚居成镇。3月该来的春天没有来，寒意瑟瑟。天空是不干净的灰色，偶尔下起雨。这是江城，也是山城。对于来自平原的人来说，在涪陵永远都要上山、下山。司机在很陡的坡上停车，行人像在山里走小路一样，随意在车流里横穿。建筑有两种，比较旧的依山势而建，上上下下错落有致，而近年修建的大楼，则十分宽阔，似乎假装这是一个平坦的地方。 和15年前相比，涪陵依然混乱、吵闹，但市区大了许多，市区人口从当年的20万增加到40万，而涪陵政府提出要建设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对何伟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不再是那个恐怖的焦点了。 在中国，人们知道涪陵，是因为它的特产榨菜。而在英文世界，如果有人知道涪陵，多半是因为何伟的书消失中的江城一位西方作家在长江古城探索中国（River Town，2001，下称江城）。 一 1996年，何伟作为美国和平工作团的志愿者来到涪陵师范学院教英文。和平工作团是美国政府资助的机构，送年轻人到第三世界国家工作。当时的涪陵，半个世纪以来没有见过美国人。何伟之所以来到涪陵，是因为在所有可能的选择中，这里距离成都和平团总部最远，领导不太会来。 当时的涪陵，不通铁路，公路状况十分恶劣，去哪儿都必须搭船。那一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过去四年了，东南沿海已经掀起了商业大潮，三峡大坝开始动工，重庆还没“直辖”，涪陵仍是四川省一个贫穷的小城，在历史坐标中一个安静的点。 两年后，何伟结束和平团的工作回到美国，他用四个月的时间写下江城，记录在涪陵的生活。之后，他来到北京，继续观察、写作中国。2011年2月，他第三本关于中国的书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Country Driving，2011，下称寻路中国）中文版出版，这也是他第一本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书。这时，他已经被公认是描写中国最好的当代西方作家。 他再次回到涪陵，在久违了的涪陵师范学院现在的长江师范学院，作了两场演讲。 第一场在老校区，何伟曾经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这里依山而建，与市区隔乌江相望，小而优美，有旧时代的好品位和岁月经久之后复杂的生态。何伟住过的公寓已十分破旧，绿色窗框里的玻璃已经破了，但当时却是学校最好的公寓楼。从六层的阳台上，能看到玉兰、泡桐、香樟树，还有乌江混浊地流过。由于扩招，长江师范学院的学生，从原来的2000名扩到1万多，老校区不够用了，学校在郊区的山上买了一块地作为新校区。老校区只容纳一年级的新生。 暮色降临，在阶梯式的学术报告厅，何伟用中文演讲。他没有站在组织者安排的高高的讲台上，而是在观众席里一边走动一边讲，当有学生提问，他就走到那个人面前，仔细聆听。 他展示了一些照片，讲述的内容主要是寻路中国里的一些片段：他在北京租了一辆车，往西部开，路上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人和事，仿佛是一部流浪汉小说。 学生们大部分是川渝一带的典型长相，矮个子，圆圆的脸，红扑扑的，气息朴实，女生们喜欢穿玫瑰红的羽绒服。他们大部分没有看过何伟的书，也不知道这个人。在演讲结束后请何伟签名时，有一个女生拿的是自己的数学课本。这不能怪他们当地最主要的书店是新华书店，书的译者、也是长江师范学院的老师李雪顺想跟新华书店联系做一场活动，被拒绝了。 江城出版之后，涪陵师范学院组织英文老师翻译了全书，但是书中对于学校政治氛围毫不留情的批评，注定不会被校方喜欢。没有学校领导来参加这个原本可资荣耀的活动，而地方政府的反应是，宣传涪陵当然好，但是如果破坏涪陵的形象，那肯定不行。 事后记者才知道，由于学校怕太多人参加活动，会“拥挤，造成事故”，所以宣传很少。最重要的是，学校规定每个班只能来三个人。于是，基本上每个班来的都是班长、团支部书记和学习委员。 使用中文让何伟很紧张，尽管他的中文已经相当不错，他有节奏地在演讲中安排笑话，迎来预期中的笑声。演讲结束后，他朗读寻路中国的英文片段，李雪顺读对应的中文。他在书中提到了驾校考试的几道题目，在他的讲述中，那几道题目，正如在中国看到的许多事一样，有着显而易见的荒诞性。 大约40分钟的演讲与朗读之后，何伟请台下的学生提问。和他当年的学生不一样，这些学生生于上世纪90年代，独生子女，毕业后不被分配工作，身处网络时代，老师抱怨他们成天打游戏，他们则抱怨被剥夺了过多的自由。 一位女生第一个举手，她用非常流利的英文开头，然后用中文问何伟：“你这本书是2001年完成的”何伟犹豫了一下，轻声说：“不是。”女生像一个辩论选手一样，确认道：“是，还是不是？”何伟说：“不是。”“好，不是，那你现在再次回到涪陵，你到北京、上海，你觉得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中国最重要的变化，我以为是人们开始搬到城里。好多以前是种地，现在搬到城市。好多国家有这个经验，美国也有，欧洲也有，但是中国的速度比较快，也是因为人口比较多。” 女生继续发问：“那从整体来说，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趋向，还是一个会带来问题的不好的变化？”何伟说：“很难说好还是不好，我觉得是必须的。中国要现代化，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农民，那么少的地，但是肯定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女生接着问：“你看到很多缺点，也看到很多优点，但是作为一个文化的交流者，能不能把更多美好的东西写出来？” 接下来有学生说：“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劳动力也多相对于美国，你觉得中国的发展优势是什么？” 年轻的学生们很少冷场，被点中的同学通常有一连串问题，这时候，其他人举起相机、手机拍摄何伟。 他们的问题多半是问何伟对于中国的看法，骄傲的民族自尊心无处不在。而对于这个正在讲话的人，他们没有什么兴趣，他是美国人，来自密苏里州，他在中国经历了什么学生们没有问。关于中国，他们在寻找的，也是某些确定性的答案。他们关心美国人怎么看中国，好，还是不好？“好”当然是标准答案。他们还没有培养起对于他人、其他文化的好奇心。就如何伟在书中描述过的，中国学生很勤奋，尊敬老师，但是也比较封闭，不开放。 最后一个问题，一个瘦削的男孩被选中，他站起来，很客气地问：“请问一下，根据您这些年的观察，您觉得中国未来会不会接受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自由和民主。”全场响起了掌声，夹杂着笑声。 无论被问到什么问题，何伟的表情都很严肃，让人感觉他会认真对待每一个问题，要不然就是中文真的让他紧张。对这个问题也一样，他回答说：“这个问题应该由你们自己决定。你们这些年轻人决定。” 演讲结束后，他对记者说，十几年前，不会有学生提这样的问题。“因为是公开的场合，所以我用了外交语言。”停了一下，他说：“不过，那也是真的。” 二 两天以后，何伟在长江师范学院新校区作另一场演讲。这个校区距离市区车程半小时，它具有中国当代城市规划与建筑最重要的特点：大。好像把山炸平了，建成一片宽阔的平原。在这平原里，有草坪、小河、假山，河边的石头有一些是水泥伪装的。校园太大，赶去上课的学生怎样成群，都显得很稀疏。只有在音乐厅门前的空地上，形成了围观的人潮。那里一位女老师举着话筒在唱红歌，后面是十几个漂亮的女生伴舞，再后面，更多的女生举着粉色的假花，一动不动。 路上的学生都不知道何伟的活动。知道这个消息的学生大概都已经在学术报告厅等着了。有个女生趴在窗前用重庆话说：“他到底来是不来哟？” 何伟演讲的内容与前一场一样。阶梯教室里收音效果很不好，回声大，相隔几排就不可能听见其他人的发言，只要有人私语，整个教室就变成一个巨大的嗡嗡作响的蜂房。 还是有人用英文提问，非常纯正，甚至做作的英式英文。每当这时，何伟会先翻译成中文，然后再用中文回答。这引起了全场的笑声。和新生比起来，这些高年级的大学生更勇于表达自己的看法。有两个学生建议何伟去新疆看看，因为那里和涪陵、和南方很不一样。何伟回答说，他去过一次新疆，而且在北京的时候，他有一个维吾尔族的朋友。他反过来建议学生们，你们应该去新疆，去西藏，去听听维吾尔族人怎么想的，藏族人怎么想的。 学生们表现出对何伟更大的兴趣，更少的紧张感。有人问他为什么给自己的书取名江城甲骨文，他在中国的旅游中，遇到了什么样的有趣的事。有一个男生说，他很羡慕何伟这样一个人旅行的生活方式，那也是他的理想。 教室外，何伟教过的学生们陆续来了。他们现在大部分留在涪陵，成为英文老师。因为何伟回来，晚上有一个聚会。看得出，他们很重视这次聚会，“男生”穿着西装，“女生”都穿上了在冬天能穿的最隆重的衣服，有一位穿着红底金色花纹的棉旗袍，边上镶着一圈白色绒毛，像是要出现在贾樟柯的电影里，有一种小镇生活特有的拘谨和憔悴。 对于有记者在场，他们客气而紧张。他们都看过江城，在那里面，一些学生被提及和描写。对这本书有什么想法吗？一个男生回答说，何伟把他们写得太政治了，太意识形态化了，他们觉得好像没有这么严重。 关于这些学生，何伟在江城里写道，他必须很小心不去触碰关于中国政治的话题。他很清楚学生们一路以来所受的政治教育，但是不可避免地，师生之间的对话有时会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有一次关于种族主义的讨论中，何伟以温和的语气说，他认为，每个地方都有种族主义和恐外症的问题，甚至包括中国。班上最优秀、最爱国的学生温蒂立刻反驳：“中国没有种族偏见或种族歧视。”何伟举出自己的例子，他和亚当到涪陵市区时，常常有人对他们大吼大叫。温蒂说：“他们是友善的。”何伟不同意，他觉得这是糟糕的事。但他试图转圜：“这些问题是可以改善的。” 当时，学生们低下头，全班陷入一种不自在的沉默。何伟发现自己正注视着45簇黑发。他明白，身为外国教师，他不能以任何形式批评中国。他讨厌这种情况大家低下头这种时候让他觉得，他不是在教45个可以独立思考的学生，而是在教一个团体。在这些时候，这个团体的想法一致，即使他们沉默而被动。 只有文学可以穿越他和学生之间的隔阂。课堂上，何伟带他们读莎士比亚的诗歌，排演哈姆雷特。文学永恒的力量在那些时刻软化了学生们僵硬的标准反应。在共同的阅读中，何伟觉得，他们都是避难者。学生们逃离了政治课，而他逃脱了解构主义。“我们都很快乐，我们读着诗，而在外面的江流上，整个涪陵都在忙它自己的事。” 在教室里，学生在问最后一个问题：“涪陵这两年，对你的改变是什么？”何伟回答说：“我变得更轻松了，一开始我很容易生气，后来我变得比较有幽默感了。幽默感很重要。” 何伟曾经写道，教育是很重要的，涪陵的生活也是教育，对他来说，这个教育比牛津大学的教育重要多了。 那两年时间，他所遭遇的，绝不止是学到了“幽默感”。事实上，他并非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个最难的角度进入中国。不是外国人较多、自称“国际化”的上海、北京，也不是努力往外扩张的东南沿海，而是一个封闭的内陆小城。在这里，外国人像外星人，人们对异族文化几乎一无所知，因而也不知如何共处。 人们在闹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