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宣传模型对公众来说大众媒体是一个传播信息与符号的系统，它的作用是提供娱乐，信息，用价值，信仰和行为规范对个人进行“反复灌输”（inculcate），从而将个人整合进大的社会机制机构中。而在一个财富集中，阶级趣味冲突的世界中，到达到这种目的就需要某种制度化的宣传。乔姆斯基将宣传分为两大类：在权力杠杆落于国家官僚机构之手，可以对媒体进行垄断控制的国家中，这种宣传是通过官方的检查制度得以实现以服务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而对于媒体私有而没有检查制度的国家，宣传模式似乎难以被发现。特别是媒体间充分竞争，媒体还时不时对政府的过失加以曝光，疼加鞭挞，俨然以言论自由和公众利益的发言人身份出现。而后者正是乔姆斯基宣传模式说的研究重点所在。宣传模式说侧重于对财富权力不平衡以及这种不平衡对媒体趣味与选择所带来的多层次影响。通过追溯权力与资金在过滤新闻，边缘化异见。宣传模型着重分析财富与权力的不均以及这种不均对大众传媒利益和选择的多重影响。该模型探索金钱和权力如何对新闻进行过滤和筛选，如何将不同见解边缘化并让官方和私营利益集团得以向公众传达他们选定的信息。宣传模型的关键内涵即一系列的新闻过滤器。认为某一事件在被确定为值得报道之前，它必须通过五大新闻过滤器(filters)。1、 大众媒体的规模、所有权分配和利益取向。规模、传媒机构日益集中的所有权和财富以及大众传媒机构的惟利是图；当代媒体经营需要大规模的投资从而导致了媒体控制权的集中化。主流媒体机构相当于大型企业，它们受控于富豪或处于股东和市场驱动力严密控制下的经理人阶层；而媒体企业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且与其他大型企业、银行以及政府机构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关系。这对媒体的新闻选择就构成了强大的第一层过滤。乔姆斯基与赫尔曼对于第一过滤器的论断是基于詹姆斯克兰(James Curran)和希顿(Jean Seaton)对英国媒体的研究为基础。他们发现在十九世纪前半叶，英国曾出了一些针对全国工人阶级读者的激进报纸。英国政府与议会通过采取多种手段力图将此类报章赶出媒体界，他们利用诽谤法对这些报纸进行指控，增加对此类报纸的税收以增加其生产成本，但都不见效。然而市场成功做了国家干预未能完成的任务。没有一家工人阶级报纸活过了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占支配地位的媒体都是一些被富人们所把持的大型公司。它们成为能设定国家议事日程的“私有的信息文化部”。乔姆斯基认为另一个重要的结构关系是媒体和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媒体在政策上依赖政府的支持，于是它们不惜重金游说议员，经营与政客之间的关系。十大媒介巨头的29名外界董事中有15位是前政府官员。媒体已经和大公司、大银行及政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有着许多共同利益。2、 广告成为媒体的第二种监管力量(2)作为大众传媒主要收入来源的广告19世纪中叶，英国财政部部长乔治刘易斯：市场会促进那些“受到广告商青睐的报纸。”克兰(Curran)和希顿(Seaton)所说:“广告商实际获得了发执照的权力，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报纸在经济上难以为继。”乔姆斯基认识到，广告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机制曾如何有效地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报纸。在广告大行其道之前，报纸的价格依商业运营成本而定。随着广告业的发展,吸引广告商的报纸可以承受低于生产成本的定价。大众媒体只对吸引有购买力的受众感兴趣，因为只有富裕的观众才能引起广告商的兴趣。工人阶级与激进媒体同时还受到广告商的政治歧视。这种政治歧视是通过强调有钱有购买力的受众，而被结构化到广告分配中。有不少机构是拒绝资助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和那些被认为有损于他们利益的。3、 大众媒体的新闻获取渠道媒体需要稳定可靠的新闻素材流，它们每天都需要新闻，他们付担不起让记者与摄影师一出现新闻时就在场。经济学决定了媒体只能将他们关注焦点放在时常有新闻发生的，时常有丑闻和谣言爆出的，时常举办记者招待会的地方。对于美国的全国性媒体而言，这主要指的是五角大楼、国务院、白宫等等，而对地方性媒体当地的市政厅和警察局则成了最能打动记者的地方。另一方面媒体为了维持其客观形象，同时也避免诸如诽谤之类的法律案件，需要一个比较准确的新闻源。这样一来，官方以及大公司和企业的公共信息部门自然成为了新闻媒体的主要信息源。这些官僚机构定期发布大量新闻素材以满足新闻机构的需要，它们的身份和地位使消息看起来更为可信，更容易被人认可。从媒体成本角度考虑，通过这类新闻源获得的信息，减少了核实调查的成本。政府和大企业的公共信息部门这些机构，为了强化作为媒体新闻源地位，不惜为方便媒体而自己承担麻烦，他们得事先为媒体提供演讲的底稿，他们举办新闻招待会要考虑记者们的截稿时间，他们要用媒体可用的语言写新闻稿，他们得考虑照片取景。乔姆斯基颇有洞见地揭开新闻源背后的经济结构，他认为事实上，权威机构的这种体制实际上是在资助媒体，他们为媒体制造新闻和提供新闻原材料而减少了媒体的成本，作为回报他们的声音得以进入媒体。为媒体提供这种资助的实体会成为媒体固定的新闻源，而过通过把关人的把守有优先权。而那非固定的新闻来源则要通过奋斗才能进入媒体，而且还时不时被守门人所忽略。4、 新闻批评和新闻批评家的“炮轰”，作为惩戒媒体的手段炮轰是指对媒体节目或评论的反面回应。这种回应可能是书信、电报、电话、请愿或是国会议案以及其它形式的投诉、威胁与惩罚等，这些炮轰来自中央或地方，也可能来自个人。对媒体而言，如果遭到的炮轰规模很大，那么媒体就会耗费大量资源应对，广告商会撤回赞助，个人和小型媒体根本无力承担这笔费用。乔姆斯基列举了著名的炮轰机构如美国法律基金会、首都法律基金、媒体与公众事务中心、媒体准确报道、自由之家等，它们对媒体不断发难，但是媒体对它们的意见却格外重视。这种政府和大公司具有的向媒体施加压力的能力为“反对和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媒体“反映资助者的权力”。新闻批评可以制造者可以令彼此的力量得到加强，并强化了政治权威在新闻管理活动中的领导作用。乔姆斯基认为，政府就是最大的炮轰媒体者，它不时地攻击、威胁或是修正媒体，让媒体回到既定的路线上。5、 控制手段：理念。把作为国教和控制机制。把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控制机制，乔姆斯基称之为美国的国教。共产主义是最大的邪恶它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根基和地位，是所有资产所有人挥之不去的噩梦。媒体通常对于一切异已之见都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加以排斥。乔姆斯基称之为“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即媒体把国内外任何威胁到财产利益、特别是美国财产利益的政策都解释成“共产主义的”或“亲共产主义的”，并因此把它们作为一种威胁大肆传播。但是在后来，苏联的解体，的标签对民众已经不灵验了，于是政府对反对者又贴上了其它危险的标签取代“共产主义威胁”，如国际恐怖分子、毒品贩子、疯狂的阿拉伯人、卡斯特罗、萨达姆侯赛因、本拉登等都是新制造的威胁，这样反对者的影响就明显削弱了，国内的一些问题和矛盾也因为人们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关注而变得不那么尖锐和明显了。通过这五个过滤器，精英阶层的观点顺利地在主流媒体中传播，而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则被有效地清除了。这一切没有粗暴的干预，发生得非常自然，以致于大部分人包括新闻工作者自身都认为媒体对新闻的取舍和解释是客观公正的，实际上这些因素已内在化到记者和编辑的头脑之中。 美国媒体运行的这种结构，在根本上为“制造共识”和思想控制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他认为，国家-企业宣传体系在美苏冷战时期担当着主要角色，而媒体自然是这个体系的核心。他不仅怀疑媒体抑制民众，不让他们了解实际情况，他甚至很怀疑它们“延长”了冷战。他认为，西方国家其实是强烈反对资讯在国内或跨国自由流动的。她们实在比极权国家更注意箝制独立思想，理由很充分：假如能用暴力控制人民，那他们怎么想关系不大；假如他们获得了一些自由，控制思想和观点就变得重要了。当然，乔姆斯基也承认这模式存在例外。专业操守还未曾完全被压制掉，偶然还会和权力对抗，但这制度的基本形态是明显不过的了。第2章 有价值和无价值受害者宣传体系总会把在敌国受暴行迫害的人描绘成有价值受害者，而把那些受到本国或附庸国政府同样乃至更加残酷对待的人描绘成无价值受害者。所谓的价值证据，可以从媒体给与他们的关注和表达愤慨的程度和方式中找出。2.1耶日波比耶乌什科与100名拉丁美洲宗教受害者。1、耶是以一位波兰教师，1984年被波兰警察杀害。在敌国（苏联范围）遇害，属于有价值受害者，可以再大众媒体上引发宣传战。对有价值受害者的报道充满了血腥的细节与引自受害者的愤怒语句以及伸张正义的要求。2、100名拉丁美洲宗教受害者。在美国的附庸国中受害，属于无价值受害者，则不会激发媒体持续的报道。对无价值受害者的报道则很低调，其报道方式的设计利于情绪的控制，并引导人们对暴力的普遍存在和人生本就充满悲剧性表示同情，最后得出一般性的哲学结论。对此，作者进行大量的文献分析，对比了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CBS新闻节目四家媒体对这两组受害者的报道，从文章数量、专栏面积、头版文章的数量、社论数量、新闻节目数量等方面来对比，发现受害者耶日波比耶乌什科的价值可以估算为美国附庸国受害者价值的137到179倍之间。2.22.5都是对100名拉丁美洲的宗教受害者的报道论述2.2.萨尔瓦多72名无价值受害者。鲁蒂略格兰德神父是72人之一。他是耶稣会信徒，牧师。作为一位进步人士，帮助萨尔瓦多当地的农民建立自助组织。因而当地警察和军官都十分憎恨他。1977年在前往教堂过程中被枪杀，教堂进行解剖发现，子弹与当时警用枪支的完全一致，且在其被杀的那个小时，所有的电话均终端，平时的巡逻警察也神秘消失了。罗梅罗大主教敦促政府进行调查，但是政府不仅没有回应，反而继续追杀驱逐外国教会人士。这些谋杀案、走投无路的教会与实施强权的政府的对立、教会为了寻求自保的激烈行动，在美国媒体上几乎全部被抹掉了。媒体对无价值受害者的态度是：不广泛宣传、不表达愤慨、不控制恐怖行为。2.3.奥斯卡罗梅罗大主教（萨尔瓦多天主教会最高领导人）罗梅罗是反对萨尔瓦多军政实施寡头统治和美国队萨尔瓦多政策的积极分子，他曾毫不含糊地指出：萨尔瓦多国内的暴力行为是军方和安全部队所为，左翼和其他民众组织知识被暴力和不公现象所迫而不得不进行自我防卫。于是遭到了美国支持的军方的谋杀。但是媒体上的报道却歪曲原因，认为这是极左和极右势力所为，军方和政府是在竭力地阻止他们的杀戮行为，与事实完全不符。因此，媒体塑造了萨尔瓦多政府的“温和派”形象直至今日。2008年，他被欧洲的某杂志评选为世界民主的15位捍卫者之一。2.4对萨尔瓦多国家卫队杀害的4位美国宗教女性的报道这四位宗教女性，是被萨尔瓦多被其国民自卫队杀害，但是政府为了维护其附庸国“萨尔瓦多”，并骗取美国国民对萨尔瓦多的良好印象以及顺利地对萨尔瓦多实施金钱上的援助，美国一直拖延调查和审判此案，并与萨尔瓦多军方统一口径，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此事与军方有关，并最终采取用几个低等级行凶的士兵认罪结案的策略。为了与政府路线一致，大众媒体的宣传一直配合政府的策略。2.51980年年间，危地马拉23位被害的宗教人士美国队危地马拉的干涉，导致了危地马拉的被武装力量控制，该武装力量“激烈地反对任何可能对其既得利益带来哪怕一丁点不利影响的变革”，因此危地马拉成为一个国家恐怖政权，在经常性地谋杀公民方面是无可匹敌的。危地马拉是美国创造的一个“镇反国家”。这23位宗教人士的被杀也被美国媒体归为极右或极左势力所为，且媒体对其报道少之又少。在纽约时报上，对他们的报道是对耶日波比耶乌什科报道的20分之1。对耶日波比耶乌什科报道特点：1、篇幅和数量都很多2、对谋杀过程及其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充分且着重细节的报道。3、不断强调公众的愤慨、震惊、并呼吁伸张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