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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话语的维度古往今来,许多人期求着一个完美的解说:文学是什么? 这个问题业已派生出诸多学派,种种论点在各自的立场上相持不下。人们可以看到,不少思想家孜孜以求,试图为文学设计一个一劳永逸的定义,一个恒定不变的终极方程式。在许多思想家的眼里,一种统一一切的理论将是永恒的诱惑。不言而喻,这样的孜孜以求可能产生某些惊人的结论例如,一些结构主义理论家甚至认为,所有的故事无非是同一个故事的翻版。(1)但是,人们没有理由放弃另一种功能性的文学考察。功能性的文学考察并未将种种结论诉诸一个绝对的最终形式。这种考察无宁说是在相对的意义上描述文学相对于当下的历史语境指陈文学话语的维度,指陈文学话语的指向,范围,内在尺度,理想,参与现实的形式,如此等等。 显而易见,这种功能性的文学考察必将联系到共时态的诸多社会话语系统。索绪尔曾经反复指明,“共时态”考察的对象是,同一时间层面上诸多要素之间的关系。社会话语的光谱之中,文学话语与其他话语系统之间的对话、冲突、协调、分裂将是这种考察的主要内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种草率的比附和几个大而无当的概念,这种考察将进入叙事、修辞、话语类型特征等种种具体而微的层面。 人类存活于社会话语之中。现代社会,社会话语的光谱将由众多的话语系统组成。相对于不同的场合、主题、事件、社会阶层,人们必须分别使用政治话语、商业话语、公共关系话语、感情话语、学术话语、礼仪话语,如此等等。自从结构主义出现之后,主体不再被当作意义之源;人们无宁说,主体是诸多话语系统的构造物。诸多话语系统之间,主体处于种种代码、类型规范、语法修辞、对话规则的交叉地带。这些话语系统不仅决定了主体的所有历史记忆,同时也限制了主体的基本可能。这样,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主体崇拜遭到了摒弃;主体不再是独立自足的实体,主体背后暴露出一系列赖以支撑的架构。马克思曾经提出了著名结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话语分析的意义上,人们有理由继续这样的结论:主体同时还是诸多话语关系的总和。这样,文学话语的维度同时也就是主体的维度之一:文学话语带来了什么?文学话语创造了什么? 现今已经没有人怀疑,文学话语的存在是不可取代的。这表示一个基本的事实:一旦文学话语付诸阙如,一个社会将大面积地出现失语症状。失语是一种令人焦虑的经验。人们明显地感到可供使用的语汇不足,这犹如精神缺氧而引致的窒息。相对于人们所欲表述的内容,周围的既有语汇格格不入。这些语汇业巳硬化,疏远而又陈旧;这些语汇组成的叙述和抒情与人们的真实遭际相互分裂。如果种种话语系统无法组成令人满意的表述如果这种失语将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苦恼,那么,文学话语有责任开拓新的语言资源,修补既有表述留下的空缺。文学话语将汇聚这些失语的经历,使之脱离不可表述的黑暗,从而浮现到语言的层面上来,得到语言的定型。这个意义上,文学话语常常是社会无意识的代言。许多时候,这种代言可能以一呼百应的形式号令天下,也可能以震聋发聩的形式惊世骇俗。的确,文学话语仅仅是一种语言,然而,文学话语无疑是一种不同寻常的语言。 这样,文学话语时常成为某种新的语言潮汐的前锋。前锋的性质致使文学可能屡屡出现剧烈的语言骚动。通常,人们的日常用语相对平静。一个新的语言潮汐蔚为大观涌过日常用语,这需要明显的时间跨度作为积累。这种时间跨度同时暗示了人文环境转换所需要的过渡阶段。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这样的积累在文学之中常常一夜即告完成。文学可能将这个缓慢的演变凝缩起来。这种凝缩致使新旧话语系统之间的冲突提炼得格外强烈。人们经常看到,一个语言浪潮可能突如其来地袭击了文学,在文学内部造成一场席卷一切的运动。很短的时期内,一批迥异于传统的实验作品竞相登场,种种夸张其辞的辩护与反唇相讥的驳诘簇拥于周围。尽管这种文学运动的革命对象仅仅是语言,但是在许多时候,语言的革命往往成为一种价值体系即将登陆的先兆。也许,著名的现代主义运动即是一个适宜的例证。丹尼尔?贝尔曾经指出,现代主义的美学意识分崩离析,文艺复兴以来那种统一的宇宙论已经粉碎。(2)这种震动与脱节迅即地撼动了文学话语,或者说恰是通过文学话语体现出来。马?布雷德伯里和詹?麦克法兰共同形容道: 人们可以设想有一种爆炸性的融合, 它破坏了有条理的思想,颠覆了语言 体系,破坏了形式语法,切断了词与 词之间、词与事物之间的传统联系, 确立了省略和排比力量,随之也带来了 这项任务用艾略特的话来说 创造新的并列,新的整体;或者用霍夫 曼斯塔尔的话来说,“从人、兽、梦、物” 中创造出无数新的关系。(3) 文学之中所出现的语言骚动当然要追溯到作家。作家是这样一批人:他们潜心于语言的海洋,时刻监测着语言的动向,进而制造出各种语言事变。作家往往比常人更为迅速地洞察通行于日常用语之中各种词汇的活力衰退,洞察某些语言正在作为一种无形的束缚框住现实,闷住现实向外蔓延的可能。通常,这种情况将使人们感觉到某种轻度的失语症人们将在某些时候隐隐地觉得,他们所操持的语言显得拙笨乃至难于调动。言不由衷经常是这种轻度失语症的标志。然而,这一切对于作家却显得十分严重。他们眼里,这种语言危机将使语言在现实之中失去效力。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通过文学提出一套对抗性的文学话语。这是他们重振语言的重要策略。不论这种文学话语高贵典雅还是粗野俚俗,抑或具有巴赫金所赞赏的狂欢式风格,它们都将包含一种超凡脱俗的生气,包含了对于僵硬语言时尚的策反。 对于那些情愿充当先驱者的先锋作家说来,情况也许更为极端一些。先锋作家常常背向公众,背向熟悉的一切;他们狂热地通过语言变换来搜索精神的种种可能。一些人将这种语言变换视为一种技术主义的爱好,但事实肯定不是如此简单。语言规约了人的精神,一部字典犹如一部法典。所有的语言释义限定了精神的可能。这些先锋作家不愿到此为止。他们抗议语言的暴政。日常用语之中种种固定的表述如同流水线上的预制零件,先锋作家不能忍受将精神视为这些零件的固定装配。他们破坏性地瓦解陈旧的语言结构,在一片瓦砾之中构思新的精神诗篇。这导致了先锋作家对于语言传统的叛逆。这种叛逆并不是违反交通规则,砸烂商店的橱窗或者扰乱咖啡馆秩序,这种叛逆拥有一个精神形式。有时,叛逆甚至可能以极为温柔的形式出现。然而,尽管叛逆可能是先锋作家最为醒目的特征,人们还是不该遗忘先锋作家的最终目的:他们企图借助语言革命打开精神空间,发现未来的主题。这个意义上,先锋作家与其他作家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他们都将通过文学话语改写一个社会的人文环境。 二 从文学话语到人文环境,这似乎再度将文学话语引渡到了现实。时至如今,在二十世纪诸多文学批评学派的飓风刮过之后,这已经成为一个颇招非议的做法。从形式主义学派、新批评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批评家的理论锋刃逐一截断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种种联系。在许多批评家那里,现实问题只有换算成语言问题才能得到考虑。这种演变如同某种收缩策略的结果。众多饱含智慧的头颅退出了纷纷扰扰的现实,集结到复杂多变的语言结构内部,策划种种喧哗的表演。批评家主张,人们应当从能指的活跃之中获得阅读的快意,能指背后的所指无足轻重。许多批评家不约地用“文本”这个概念置换了“作品”。文本这个概念强调了语言本身的坚硬与重量;人们不该将语言作为蒙在现实之上的一层透明薄膜,相反,人们应当逗留于语言的迷宫,享受“文本的欢悦”。当然,每一个文本不可能成为封闭的堡垒。但是,并不是外部现实解除了文本的孤立状态,影响某一个文本的因素是另一些文本。诸多文本之间将出现一种回旋和交织,文本与文本形成了一种自我循环的体系这即是批评家屡屡提到的“文本间性”关系。按照这样的观点,文学话语不象日常用语那样时刻粘住指称对象;文学话语可以撇下现实自行其是地舞蹈。这意味着文学话语没有必然的义务介入现实,或者借用什克洛夫斯基的话来说:“艺术永远不受生活束缚,它的色彩决不反映在城堡上空飘扬的旗帜的色彩。”换一句话说,文学已经到了将所谓的现实悬搁起来的时候了。 然而,尽管二十世纪的文学批评学派专心致志遨游于语言的维面上,批评家仍然将一个重要的语言环节置之度外这里指的是文学话语与社会话语光谱之中诸多话语系统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多数批评家仅仅将他们的涉足范围圈定于文学话语的边缘。他们看来,文学形式的历史显明了文学话语自律的内在逻辑;文学话语并不是日常用语的复制即使现实主义小说也不是日常用语的如实照录。文学批评无须越境投入另一片陌生之域。这就是说,由于文学话语与日常用语的差异,批评家守住了文学话语而将日常用语弃置不顾。然而,如果将社会话语光谱作为背景,这种差异关系可能恰恰是一个深刻的问题。人们可以将日常用语视为中介,恢复文学话语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如果说,日常用语是一种强调指称的话语,日常用语乃是日常现实的投影,那么,文学话语与日常用语的疏离就不仅解释为一种语言的差异。这种疏离同时显明了文学话语的维度与日常现实的歧见。 当然,在许多声势显赫的文学运动中,遭受挑战的通常是传统文学话语。并没有多少作家公然将矛头指向日常用语。许多作家心目中,传统文学已经与日常用语融为一体。传统文学被尊为经典之后,它的语言无形之中就被日常用语所接受,并且成为楷模。这个时候,同传统文学话语的决裂实际上亦即同日常用语分道扬镳。另一方面,成功的文学运动也不仅是文学的成功。公认的文学话语终将如同一批种子撒入日常用语,并且使之有所变异。可以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看到,白话文的倡导很快就溢出了文学的框架而成为大规模的文化运动。或许,相同的理论线索也可能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语言革命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学一个令人瞩目的组成部分。种种不同形式的语言实验共同表明,作家正在竭力拉大文学话语与日常用语的距离。人们有理由认为,这些语言革命是作家对于日常用语某些危机所作出的反应。对于文学说来,诡谲多变的话语导源于生存境况的不断发现。作家试图通过文学话语证明,人的真实生存并不象日常用语所规定的那么简单。这个意义上,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语言革命不该是一种书房内部的娱乐;相对于日常用语所代表的一切,这种语言革命本身就体现出了反抗的姿势。这时可以说,文学话语负责向现实展示出一个不同寻常的维度。 三 当文学话语立志与日常用语相互抗衡的时候,人们或许企图追问:作家的语言天赋是否足以维持文学话语的反抗功能?也许,个人的语言驾驭才能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无宁说是文学话语的传统立场美学立场。的确,这里的美学概念已经同反抗联系起来了。通过考证可以知道,美学概念在词源学上保持了感性学的意思。这就是说,美学立场常常抛开现成的理性框架,抛开固有的常识范式,重新启用感官洞悉现实。这时,美学立场将诱使作家避开日常用语的预设,穿透习以为常所造成的无形遮蔽,从种种文化秩序的空隙和裂缝之间瞥见以往的盲点,进而释放出遭受压抑的社会无意识。美学立场并不是企求视觉或心理上的愉悦,美学立场证明了作家的感性洞见。文学话语亦即文学对于感性洞见的表白。这就是说,美学立场形成了文学话语赖以和日常用语相持的依据。许多词汇、语句或者表述方式可能依然毫无障碍地运转于日常用语之中,但它们将在美学的尺度之下遭到文学话语的放逐。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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