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三千亿建社会保障体系，值！ 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一，被称为社会的“安全网”和“稳定器”。 中国社会保障总体框架已经基本建立，但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因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这“安全网”和“稳定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 为什么要完善，怎么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此，我国进行了多次的调研和实践，取得一定的成效。目前，许多专家学者建议要在我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最近，中国经济周刊报道，“近年来，我国每年在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逼近世界倒数第一。”7月26日，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吴忠民教授经过多年研究之后向中国经济周刊披露。 他进一步分析说，“这种现象与我国的经济总规模位居世界第四、外汇储备总额高居世界第一形成鲜明的对比。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三项基本民生指标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分别为3%、2.9%、2.0%(根据近年来国际统计年鉴、世界发展报告、人类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年鉴等统计资料测算)。除了柬埔寨、津巴布韦等国比我国低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是高于我们。” 而根据7月25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再创历史新高，突破了2万亿元，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收3600多亿元，达到去年全年三分之二的水平。 所以，“无论从人均收入的角度，还是从公共财力的角度，我们都应当开始着手建立初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农村社会保障基本上为空白 河南省西平县王孟试村王玉英现在赋闲在家，丈夫陈建业在乡里一所学校任教，一家4口人的生活依靠丈夫每个月800多元的工资。这几天儿子患病，不得已跑到几十里外的漯河市医院看病，一趟下来就花了近500元。 “现在农村的医疗条件很差，小病就在家熬着，大病才到市里看。”王玉英告诉记者，她们村里有两千多口人，没有医疗卫生部门，没有医疗设施，更没有医疗保险。“我们家平均每年用于医疗的支出有4、5千元，这还是正常开支，如果家里有长期病号，那就多多了。” 去年种的3千斤玉米卖了1650元(0.55元/斤)，扣除化肥和玉米种成本，只有1000元的收入，加上丈夫一年9000多元的工资，家里年收入共一万元，但医疗费支出就占了家庭收入的一半。 其实，像王玉英这样的家庭在中国不在少数。目前我国农村有87%的农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要完全自费负担医疗，而农民的纯收入和高昂的医疗费相比相形见绌。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为9422元，农民年平均纯收入为2936元，国家相对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882元。另据吴忠民提供的资料显示，近年来，教育、医疗、住房三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例迅速攀升，在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总额中均已达到了四分之一左右，教育和医疗支出分别比1997年提高了7%和5%。 吴忠民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我国目前对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几乎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之外。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也不乐观。以扶贫解困为例，2003年是公认的对城市贫困群体援助力度最大的年份，有800多万户、2300万人的城镇居民直接受益，进入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即便如此，实际上的政府支出也只有151亿元。 “经济型政府”是主因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过低，但行政成本过高，国家财政在一般公务方面的支出比重过大。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研究员提供的关于中美两国财政公共服务程度比较的资料显示，以2004年两国财政支出为例，我国用于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为37.6%，美国为12.5%；我国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的比例为11.6%，美国为5.0%；我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为25%，美国为75%；用于其他支出的，我国和美国分别为25.8%和7.5%。 “我国政府在一般公务方面的财政支出差不多是世界各国中最高的。每年全国仅花在公务用车上的费用就达3000亿元之巨。”吴忠民告诉记者。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一直实施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在尽力扮演一个“全能型政府”的角色,几乎是事无巨细地包揽事关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领域的事情。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一个“经济型政府”的角色，而取代企业家群体以及相关职业群体的位置。 “无论是全能型政府，还是经济型政府，都不可能将公共投入的重心放在基本的民生方面。现在市场经济初步形成了，政府应该逐步退出，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关注基本民生当中。”吴忠民建议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每年只需资金3000亿。 事实上，中央已经开始着手解决此类问题，中央提出：当前要更加关注社会发展问题，更加关注民生问题，更加关注人与自然和谐问题。而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突破2万亿元，让民生问题落到实处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条件。 吴忠民提出的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其支出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 (1)在城市每年大约需要支出1500亿元。主要包括：“三险”开始覆盖全部的工人包括农民工，大约需要国家垫支600亿元以弥补缺口；对工人尤其是农民工进行常规的职业培训，需要国家支出200亿元；适当增加失业保险支出，需要200亿元；扩大低保范围并适当提高低保标准，需要支出300亿元；适当增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需要支出200亿元(不包括国家在城市义务教育方面已有的支出)。 (2)在农村每年大约需要1020个亿。主要包括：对农村养老保险需要支出200亿元；对医疗保险需要支出320亿元；在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国家应当出资并免除所有小学生、初中生的教材费计250亿元，适当减免部分小学生、初中生的学杂费计200亿元，两者相加共计450亿元(不包括国家在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已有的支出)；扩大农村的低保范围并适当提高低保标准，需要国家支出50亿元。另外，在城市和农村，应当增大对抚恤事业的投入，需要支出150亿元。 大力发展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事业，是关系国人未来的长远大计；是保证改革开放成果使全体人民普遍享受到的根本举措；是提高全体人民生活水平和待遇的有效步骤；是贯彻落实本届政府民本思想、关注民生问题实实在在的方法；是保障我国长期稳定发展、社会安定的长久之计；也是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有力保障。同时，我国也已经具备了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基本条件。我国财政收入去年已经达到万亿元，今年上半年已经达到2万亿元，预计年底达到万亿元不成问题。这就为解决民生问题具备了一定的财力。 另一方面，中央多次提出要更加关注社会发展问题，更加关注民生问题，更加关注人与自然和谐问题。这就使解决民生问题有了组织和领导保障。 关键在于，首先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政府扮演的是一个“全能型政府”的角色。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一个“经济型政府”的角色，取代了企业家群体以及相关职业群体的位置。现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政府必须由“经济型政府”转向“民生型政府”。这就要求有关部门不要把GDP总量指标作为衡量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而要把百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情况，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建立情况，就业率情况，社会治安情况，社会和谐情况等作为衡量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其次，要大力压缩行政运行成本。每年在公车上耗费3000亿元，在公款吃喝上耗费几千亿元，如果能够压缩一半，每年投入3000亿元的基本民生需求就会迎刃而解。一位专家说，在我国，如果基本民生支出能占整个财政支出的50%以上，那么民生问题就会有较大的改变。我们且不奢望占到50%，如果能够占到财政收入的10%，每年就是4000亿元，社会保障必将有一个大的改观。 “现在看来，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已经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一个想不想去做的问题。” 第6页 共6页第 6 页 共 6 页第 6 页 共 6 页第 6 页 共 6 页第 6 页 共 6 页第 6 页 共 6 页第 6 页 共 6 页第 6 页 共 6 页第 6 页 共 6 页第 6 页 共 6 页第 6 页 共 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