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中国旅游业发展进程 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新兴生成的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术语本身，更多地代表了一套对人类遗产的重新划分方式。自我国的现代旅游业肇始之初，民俗、表演、传统工艺等各种无形资源，就已进入其视野之中，丰富多彩的旅游产品，往往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混合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及其相应的保护挖掘工作，经历了由外而内、由下至下的历程，其对于旅游业的影响，是掩映在其国际性公共事件的面目之下的。作为一种全新的分类方式，其更多的意义在于唤起了众多旅游主体对诸多无形要素的重视，促其重新审视这些要素在旅游业中的地位和作用，集中发掘新的利用方式。12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界定（一）概念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32届会议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各成员国制定相关国内法提供了国际法依据。根据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五个方面：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计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共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活着的人类财富”、濒危语言、世界传统音乐四项计划。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从2001年开始到2005年共宣布了三批代表作名录。中国被列入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四项，从数量上来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二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特点（一）起步早，动作大早在20世纪中叶，我国就出版了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等书籍。1979年开始的“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撰工作，被海内外誉为当代文化建设的“万里长城”。1991年国内贸易部开始评选“中华老字号”。1997年国务院发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2002年文化部、财政部等有关单位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并于2004年8月颁发了文化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并制订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3（二）与国际接轨快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我国遂即进行了积极的申报工作。2001年5月，我国的昆曲艺术名列第一批19个代表作名单之中；同时，我国积极参与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制订工作。2004年8月，我国正式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并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6年，我国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8项。同年，我国当选为首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成员。（三）纲举目张，分级保护与国外实践不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保护采取了以地域为单位的方式。除了国家名录以外，各地还分别建立了地方名录。围绕这套独特的分级保护名录制度，我国建立了国家级和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同时，我国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关评定，例如“中华老字号”、“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工艺美术大师”等。围绕这些评定，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纲举目张。4（四）专门机构负责，通过立法进行保护200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加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牌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的专门工作机构。同时，从1998年起，文化部就与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组织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该草案名称现已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并已列入全国人大2007年的立法计划。（五）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比仍有差距总体而言，无论是从法制环境、投入经费、保护数量、保护手段上来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正式保护工作才刚刚起步，与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三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我国旅游业的互动方式（一）作为产品化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可以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国家旅游局颁布的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中，可以归并出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别。旅游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应用之一是以之为资源开发出旅游产品。从全国范围来看，遍地开花的民俗村、民族村，嵩山少林寺武术馆、吴桥杂技大世界、国旅组合京剧、武术等表演形成的“京城一日赏”旅游线路等例子，数不胜数。而从刘三姐歌谣里发展出来的重量级旅游产品印象刘三姐则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化的不可多得的创新范例。（二）作为营销要素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形象生动、表演性强的特征，而且易于移动，因此很自然地成为各地各级旅游营销活动中的重要选择。从我国旅游业的营销历史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5（三）作为跨区域联动平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起源地模糊，传播地广泛，很容易成为跨区域旅游合作的平台。这和传统的主要以地缘基础形成的邻近区域的旅游合作是不太一样的。在现实实践中，以梁祝传说为纽带，宁波、上虞、杭州、宜兴四地携手组建了“梁祝之路”区域旅游合作联合体；西施故里浙江诸暨市、昭君故里湖北省兴山县、貂蝉故里山西省忻州市、杨玉环故里山西省永济市形成的四美故里的旅游合作，都是这样的例子。6（四）作为区域旅游的精神内核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来深深扎根于地区文化之中，具有很强的文化聚合和发散能力。因此，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代表的精神为区域旅游的精神核心构架旅游发展的总体战略，在此战略的基础上设计旅游形象和旅游产品，能够使区域旅游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周围形成合力，也能加深区域自身的文化认同感。在2006年编制的河北省衡水市发展总体规划中，即在整体战略中整合进了衡水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强年画和衡水内画，并由此确立了“千顷衡水、传情两画”的整体旅游形象，构架了以经典的武强年画六顺图为结构的“三头六子”旅游产品，并设计了相应的特色城镇建设方略和营销活动。7四 我国旅游业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一）置于旅游业结构深层次调整背景中的重新定位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并非新生的旅游资源，但其正式被提出，却正处在我国旅游业的转型当口。2003年之前，我国旅游业一方面高歌猛进，需求供给双量猛增，另一方面又面临着用什么旅游产品去支撑这种速度、解决前段时间积累的可持续发展矛盾的问题。2003年，“非典”事件使我国旅游业陷于暂时的停顿，同时也为业界调整旅游产业运行和产品结构留下了思索空间。2003年10月，第3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几乎是同时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现五个统筹、全国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发展观。旅游业顺势走入了更注重软投入和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转型进程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文化资源成了我国旅游业升级的新动力。旅游业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进程，正处在旅游业的产业结构调整。2003年以后，从政府到业界，都转入了对旅游资源的再定位和对区域旅游产品结构的深刻调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时作为一个类别被引入旅游业中，就必然会对旅游产品的投入模式、旅游线路的组织、城市形象的重塑、旅游宣传的方式、旅游区域合作的基础产生深远的影响。使用google的历史新闻搜索工具，以“文化旅游”为关键词，可以得出各年度的新闻报道度。我们可以发现，在2003年以前，文化旅游的媒体报道度稳定在300400条左右，从2004年开始激增，我们可以从媒体报道量的变化中窥见旅游产品格局的变化（见图1）。8图1 20012006年“文化旅游”媒体关注度（二）非物质要素与有形化形态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应用于旅游产业的过程中，往往采取了实体化的方式，即以一种有形化的形态介入到旅游产销过程中去。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不太直观、难以形成直接的旅游体验有关。但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乃至具体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本身对于接受者的形象化程度是不一样的，因此需要有形化的程度千差万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10类，其形象化程度可以分为五类，详情见表1。9（三）多元性、普遍性与参差性1.利用主体的多元性表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形化利用特征续表1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更具有群体性和不确定性，更难进行相关的产权界定。权利主体的缺失使得各社会主体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本很低，又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可流动性和可复制性的特征，从而导致旅游业在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的主体多元性。从我国旅游业现阶段的特征来看，既有国家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营销性应用，也有以省市为单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象借用、产品塑造，还有具体的微观经济单位例如景区景点、旅行社、旅游媒体等不同主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发引用。在狭义旅游业的范畴以外，城市休闲业、展览业、地方文化演出市场也都对物质文化遗产有不同程度的利用。102.利用地域的普遍性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门槛很低，利用主体多元，因此旅游业对其的利用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从网络搜索的结果来看，几乎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能找到与旅游相关的条目。尽管其中的大部分仅仅是被列在本地政府网站、官方旅游网站以及相关的旅游咨询网上，离形成真正意义上面向大众的旅游产品还相差甚远。从利用结构来看，具有更高投资回报率的产品化、战略化、形象化的措施仅仅形成了狭小的头部，而且主要分布在经济或旅游的较发达地区，而传统旅游信息和粗陋的旅游营销则延伸出了长长的尾部；但全国范围来说，旅游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的普遍性是确实存在的。3.利用水平的参差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较为不可捉摸的形态特征使其在旅游业的利用过程中更依赖于后期的建构和加工。不同的地区经济格局，旅游业在区域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的旅游资源结构，不同的理念乃至具体的经办人的不同理解，都会极大地影响到其最后的利用方式和水平。以梁祝传说为例，作为一项分属于六个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实际情况以及理解的不同，带来了从单一到综合的不同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水平，详见表2。同样是民间传说，广西桂林以刘三姐歌谣及相关故事为核心打造的实景表演印象刘三姐，整合了实体旅游景点、故事、传说、民俗、表演、名导以及出色的舞台效果，取得了轰动性效应，改变了桂林旅游的传统格局。11表2 梁祝传说的不同利用（四）利用的移动性及发展的地域层级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具有可移动的特征。尽管离开本土文化空间其文化价值会有一定的削弱，但对旅游业的某些较为表层的应用而言，影响不是太大。在旅游业的范畴之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移动和搬用屡见不鲜。比如少林功夫，本属河南登封少林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郑州也可以搞国际少林武术节，北京也有少林功夫表演团，全国各旅游景点打着少林武术表演吸引游客的不计其数，少林功夫剧龙的传人甚至到美国巡演了一年，客观上都对旅游营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2与利用的移动性相关联的一种现象是其发展上的地域层次性。以苏州评弹为例，不但是苏州旅游的主打产品，也被省会南京夫子庙作为吸引要素之一，首都北京的前门大栅栏的广德楼戏园以及颐和园的嘉荫轩茶馆，都曾以评弹招徕客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不同的行政区域级别中形成了层级利用的结构。（五）营销的突出作用从形式上来说，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例如民间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类、民俗类项目，具有非常强的表演性，不必要找到有形的依附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