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边疆治理中的“云南模式” 一部中国史既是复杂的又是整体的，既五方杂处，又融而为一，有分裂时期，也有统一时期，时至今日，探寻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依然甚为重要，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或许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见解我们不一定认同，但是这些前辈学者的工作为认识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是我们今天认识历史规律的要义。分析中华文化的独特性，离不开边疆地区1，边疆与内地的互动、交融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在所有的边疆地区中，云南无论从与内地的交往历史、中央王朝对云南的治理等方面都具有典型性特征，故笔者拟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以中央王朝治理云南的“云南模式”入手，探讨“云南模式”的形成、特点，对今天治边的借鉴意义，并从一个方面探究其对中华文化独特性的意义。云南处于中国西南边陲，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元朝之后，被列为内地行省，到清代，是为内地十八行省之一，云南是如何从“外”到“内”的？云南稳定的基因到底是什么？以这个问题意识为主线，笔者提出了中国历代边疆治理中的“云南模式”。“云南模式”是历代中央政府在云南地区各族群长久的交流、交往、交融的基础上，实施云南与内地一体化的施政思路的结果。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否妥当，尚祈引起学界讨论，本文只是抛砖引玉，但总结“云南模式”，应可为我们现代的边疆治理提供很好的借鉴意义。关于中央政府治理云南的研究，已有很多论著。2关于云南特殊性的讨论，也有很多，实际上，凡是研究云南史的学者，都在或多或少地考虑中国历史的整体性与云南历史的地方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方国瑜先生就更多地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中来考虑云南的地方性问题3；林超民先生则从历代王朝向云南移民作为观察云南特殊性的窗口，认为历代移民不断进入云南，促成了云南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4他又通过考察云南史，认为云南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统一时，一定据有云南；中国丧失云南时，统一就受到破坏；据有云南，就一定能统一天下；失去云南，就一定失去统一”。5何耀华先生认为云南史的脉络就是融合与统一，所以他把融合与统一作为主线贯穿云南通史的始终，笔者理解，融合应是云南史的地方性特征，统一则是中国史的整体性特征。方铁、邹建达先生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视野来讨论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在治边方面相对重视北方而忽视南方的问题，认为造成这一现象与南北方少数民族有不同的特点、南北方民族融合过程的差异、北方为历代军事争夺的重点，以及北方游牧民族易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等因素有关。方铁先生还认为，历代王朝对边疆的治理，与云南地区地缘政治关系有密切联系。另外，还有尤中6、王文光7、周琼8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云南的特殊性问题，这些论著对笔者的写作很有启发，从多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或许可使这项研究更加深入。一 “云南模式”在历史上的展开先秦时期，云南主要有哀牢、昆明、滇等族群。这一时期，云南的主要方国之间、各方国与内地之间已经有了交流、交往甚至交融，哀牢国出现了青铜编钟，“说明哀牢国已受到中原礼乐制度的影响”。9至楚威王10（公元前339前338）时，楚将庄蹻率军至滇池，“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11正史关于云南的最早记录，就有各族群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楚将庄蹻率领的这支外来军队，成了滇地的领导者，并且按照从俗从宜的原则，变换了服饰，并依当地的风俗习惯而生活，逐渐融入了当地。秦汉时期，据史记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雟（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雟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12这是司马迁所记的有关西南各族群的情况，司马迁曾经到过云南很多地方，留心各族群状况，所以所记比较可信。由史记记载来看，当时云南族群众多，且经济形态有农耕和游牧，发展水平不一。到秦统一中国之后，“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13对当时的秦朝来说，道路就像人体的血管，通了道路，其统治才能四通八达。五尺道，即是通到“西南夷”14的血管。因西南地区山高岭峻，开山筑路分外困难，所以就修筑了五尺宽的栈道，以通声教。又派官置吏，实行有效管辖。这正是后来司马相如所说的：“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15秦朝对“西南夷”实施的这些措施虽然短暂，却为其后的汉朝打下了基础。及至汉朝，对云南的统治进一步加强。建元六年（前135），派唐蒙通夜郎，设犍为郡；元光六年（前129），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出使至西夷邛、筰，设都尉领十余县，属蜀郡；元鼎六年（前111），平南夷，置牂牁郡；又征西夷，以邛都为越雟郡，筰都为沈犁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元封二年（前109），汉军临滇，滇王出降，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16司马迁据此阐发议论说：“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然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禹，大夏杖、邛竹。西夷后揃，剽分二方，卒为七郡。”这是说经秦汉两代西南夷才归为中央王朝统治，最后设置为七郡，这实在是大一统的盛世。司马迁撰写史记之时，正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所以董仲舒建立的“大一统”观念，即政治一统、地理一统、思想一统的观念深入人心。17司马迁阐发此论当有“大一统”的观念在。唐代司马贞在撰写史记索隐时，特别歌颂了汉代在西南夷设置郡县的做法，他说：“西南外徼，庄蹻首通。汉因大夏，乃命唐蒙。劳浸、靡莫，异俗殊风。夜郎最大，邛、筰称雄。及置郡县，万代推功！”18他用“万代推功”四个字来歌颂汉代在云南设置郡县的功绩，这实际上是在强调汉朝为后世在云南的统治合法性打下了基础，设郡置县本就是中央政府对云南统治意志的表达，这表明要认同一个中央政府以及中央政府可以在云南施政。由上文可以看出，秦汉时期西南夷因为高山、大河、瘴气等阻隔，族群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一直未形成一支像北方的匈奴那样比较强大的力量与中原相抗衡，以至于有“夜郎自大”19的故事出现。所以秦汉作为中国第一批前后相继的“大一统”王朝，在云南地区设官置郡的做法无疑意义是重大的。秦朝的统一，以当时人的时空知识来说，不啻结束了世界（天下）大战，而一统于秦。秦在全国普遍实行了郡县制，使中央政令更加畅通，并能贯彻中央政府的意志。如西汉在云南设官置郡后，清楚地知道要修通道路，方才能使权力渗透进去，故把修西南道作为国家工程实施：“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20动员数万人、耗费巨资修建通往西南夷的道路，正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及至隋唐时，因经过魏晋南北朝纷乱之际，云南成为西爨与东爨之地。西爨即白蛮，东爨即乌蛮。21实际上，白蛮与乌蛮并不是族称，而是根据汉化水平的不同而区分的称谓，大体说来，白蛮主要是由当地部族与迁徙而来的汉人融合而成的，汉化程度要高一些；乌蛮保留当地族群的特质多一些，汉化程度较低。唐前期统治云南的策略就是建立羁縻州县，武德元年（618），设南宁州，后改为南宁都督府；武德七年（624），设雟州都督府；贞观六年（632），复置戎州都督府；总章二年（669），设姚州都督府。唐代在云南设置的这些羁縻州县，实际上是延续了秦汉以来的管理模式：虽是国家设官，但还是以当地酋长为国家之官，此为从俗从宜之策。但此种管理模式也容易使地方势力坐大，南诏就是在这种情势下成长起来，并占据云南之地，与唐朝分庭抗礼。但是南诏也是唐中央政府支持下才发展起来的。因为吐蕃的兴起，唐朝不得不重新考虑云南的战略意义。当时云南较为发达的洱海地区有六诏（或八诏），“诏”即王之意，在洱海其他诸部纷纷归附吐蕃之际，只有蒙舍诏（南诏）奉唐为正朔，所以在唐朝的支持下，蒙舍诏兼并其他五诏，统一洱海地区，此后渐次坐大，威胁到唐朝在云南的统治，天宝年间，与南诏的几次战争，均以唐朝失败而告终，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再也无力顾及云南了。南诏在云南统治了254年，经过短暂的混乱期后，段氏于937年建国，国号大理。至1254年，被蒙古攻陷，大理国灭亡。南诏和大理虽是割据政权，但应该说，正是这种对云南的小统一促进了此后全国的大统一。22我们由南诏之前的历史可以看出，秦汉时期的云南地区，地理上的阻隔阻碍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南诏建立后，曾经大规模移民，把20余万户汉化程度较高的白蛮迁至永昌地区（今云南保山市、德宏州等地），把较为落后的乌蛮自山林深谷迁至肥沃的西爨故地23，促进了当地各族群的交流、交往、交融，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南诏和大理的官方通用文字都是汉字，一些制度也是仿照中原王朝的制度，如六曹制度24，即模仿唐朝的六部制度；大理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也称为皇帝，并有庙号和谥号；大理政权也开科取士25，并有儒官，向宋朝买儒经，并读儒书。26所有这些举措都保持了对中原的向心力，而这种向心力正是此后大一统的基础。元朝灭大理国后，设置了云南行省，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为后世奠定了治理云南的基础，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至元十一年（1274），忽必烈对赛典赤说：“云南朕尝亲临，比因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欲选谨厚者抚治之，无如卿者。”27随即拜赛典赤为平章政事，行省云南。元初所设的行省，与后来的行政区域有所不同，实际上是中书省在地方上的派出机构，称为“行中书省”，目的是监视地方，便宜行事。所以元初的行中书省官一般都有中书省右丞、左丞、平章政事等中书省宰执头衔。省，来源于“省中”，本为内廷的称呼，意为宫禁之中；“尚书”在西汉原本也只是皇帝身边的秘书，后因为皇权的需要，而为外官，成为宰相之名。到元朝时，设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因战争的需要，派一些具有中书省宰执衔的官员赴地方分理政务，赛典赤行省云南的职衔即为平章政事，系中书省宰执衔，亦即以中央政府宰相的名义行省云南，所以元史里的“云南行省赛典赤”中的“云南行省”等提法实为官署名。正是因为赛典赤以宰执衔行省云南位高权重，故其还未入云南，即被镇守云南的宗王脱忽鲁猜忌，认为赛典赤至“必夺其权”，赛典赤施以礼节才使政令归己。赛典赤到云南后，又奏“云南诸夷未附者尚多，今拟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并听行省节制”27，统领军政大权。虽然元史之宰相年表里面没有赛典赤的名字，但是这或许反映了中书省宰执的逐步虚衔化，“表明作为中书省派出机构的行省，越来越与其母体相分离，行省与都省的界限、分工随而由模糊趋于清晰”。28加之云南行省逐渐确立了其管辖范围，云南行省遂固化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在这个意义上，才是元史百官志所说的行中书省的执掌范围：“行中书省，凡十一，秩从一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郡，与都省为表里”。29云南行省的设置意义重大，它等于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府、州的中间增加了一个层级，使得中央政令上传下达，使得中央政府使用“臂指”更加灵活自如。另外，行省掌地方军政、司法刑狱，对地方上的官吏任用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赛典赤到云南后，改万户、千户为令长，并改云南郡县，分设路、府、州、县等机构。尤其是根据各地发展情况的不同，有的地方设置流官，有的地方设置土官。如中庆路即设置为流官，开流官设置之先河。“又昆明县、晋宁州、嵩明州，亦有任命流官可考，其余各路、府，则多为土官掌印，虽命流官，亦副贰（如同知事、判官之类）之职”。30从秦汉开始，中央政府虽在云南设官，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