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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关系的特点、现状、存在问题和今后走向 进入90年代后,中国与德国关系的发展势头逐年高涨。它今后将如何发展,当是人们所关心的。本文拟就中德关系的主要特点、存在问题和发展前景作一粗浅的探讨,并以此求正于方家。一、对1990年前中德关系的简要回顾1990年10月德国统一以前,中国并行地同两个德国保持着外交关系。要说明中德关系的特点,不可不考察中国同两个德国关系在过去数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回顾中国同两个德国的关系,可以看到一条颇为有趣的曲线,它基本上以十年为周期地发生着变化。差不多整个50年代,中国同两个德国的关系的曲线是一边倒地倾向民主德国(东德)。在战后冷战初起的那段时期,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与同一阵营的东德保持着密切的兄弟般的同盟关系,而视另一阵营的联邦德国(西德)为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国家和美帝国主义的帮凶。阵营原则或意识形态原则主导着中国与两个德国的关系。在国际舞台上就德国问题进行的种种激烈斗争中,中国毫无保留地站在东德一边,反之亦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1955年苏联与西德建交后,中国也向西德表示了建立外交关系的意向,但被当时同样视中国为敌、坚持哈尔斯坦主义的阿登纳政府所拒绝。到了60年代,中国同两个德国的关系的曲线处在凌空状态,即中国既不倾向东德,也不偏向西德。在这十年左右时间,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对苏联亦步亦趋的东德与中国的关系愈来愈疏远,在国际舞台上不时发出对中国不友好的声音。而当时中国同西德关系的改善还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西德一如既往地坚持哈尔斯坦主义,使它与中国的关系难以向前发展,1964年两国曾在伯尔尼就签订一项官方性质的贸易协定举行秘密谈判,但终因柏林条款问题而搁浅。进入70年代,中国与两个德国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72年10月,中国同西德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此后两国关系的发展一马平坡,特别表现在贸易方面:1972年两国的贸易额为2亿7千5百万美元,10年后,到1981年这个数字达到23亿4千万美元。中国不仅视西德为一个重要的经济贸易伙伴,而且也视其为在欧洲抗衡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中国同东德的关系随着中苏对抗的加剧而越来越低落,中国与西德关系的改善无疑也使东德不快,中国与西德甫告建交,东德方面即指责中国推行所谓民族主义和反苏主义的路线。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与两个德国关系的曲线基本上是单方面地偏向于西德。在80年代,这条曲线似乎同时向两边倾斜,一方面中国与西德的友好关系继续稳定地向前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中苏关系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逐渐解冻,东德同中国的关系也逐步得到改善。只是到了1989年及其后的一段短时间内,这条曲线突然一下子偏离西德而几乎完全倾向于东德,但很快地,随着德国的统一,中德关系复又走上正轨,并在1993年11月以德国总理科尔访问中国为标志达到高潮。这一点从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的讲话中清楚地表现了出来,当时,中国总理李鹏称中德关系达到了新的质量,科尔总理则把自己的这次访华称作是德中政治经济关系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1995年7月,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主席访问德国,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对德国的访问,是一次进一步推动中德关系全面发展的重要访问,在21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之前,这次访问也可以说是推动21世纪中德全面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性访问。今年11月科尔总理将再次来华访问,必将使中德关系达到一个新的高潮。二、中德关系的特点从以上描述的中德关系发展的曲线,人们可以看到中德关系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1,这种关系长期处在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之下,特别是在50年代。当时在中国与两个德国的关系中,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或不一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几乎一切的外交行为均服从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斗争的需要。2,这种关系明显地带有一种被动性,即它在很大程度上,而且往往是决定性地从属美、苏同中国的关系,这种情况特别表现在两个德国方面。如上所述,东德与中国的关系的变化几乎完全是以中苏之间的政治气候而定的。尽管在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从三个世界的理论出发,对东德采取一种和解和克制的态度,但东德却始终没有能够从苏联的影响之下解脱出来。至于西德的外交政策,则如所周知,它在50年代和60年代基本上是唯美国的马首是瞻,在西德处理同中国的关系上,当然也脱不了这个窠臼。自从西德70年代初推行新东方政策与苏联缓和关系以来,西德在运作同中国的关系时,又常常不得不顾忌到与中国为敌的苏联的态度。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对西德来说,近在身旁的苏联无疑比隔着一大段路的中国更为重要,因此,西德在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时,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刺激苏联,避免过分引起苏联的疑惧,从而葬送好不容易通过新东方政策获得的缓和成果。联邦总理勃兰特在其回忆录式的著作会见与思考中对此说得十分明白:在联邦德国要完成自己欧洲的和德国的任务中,中国无法取代苏联。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979年中国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到西德访问,西德政府表现得极为小心谨慎,唯恐这位中国领导人会在德国的土地上发表谴责苏联的言论。3,中国和两个德国之间没有直接的和根本性的利害冲突,也无历史遗留的问题。中国与两个德国地理上相距遥远,相互间没有边界之争和直接的安全利益上的矛盾。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大国,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斗争的矛头所向主要是超级大国推行的霸权主义,而两个德国虽然在经济上不同程度地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作为战败国,它们在政治上依然处于侏儒的地位,它们的外交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是从属于各自联盟的盟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这也是为什么东德与中国的关系在中苏关系解冻以后便迅速好转的根本原因,同样地,也正是因为中国与西德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所以一旦中国同西德的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的关系便十分顺利地向前发展。4,与第三个特点相应,中国和两个德国在经济领域内有着共同利益。他们在经济上有多方面的互补性。对两个德国来说,中国是一个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的供应地,而两个德国,特别是西德质量上乘的工业产品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工艺设备则一直为中国所称道,是中国所想望的。这种经济上的互相需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政治隔阂。50年代中期,当中国和西德在意识形态上严重对立之时,两国间的非官方贸易已经在逐步发展起来,以至有1964年双方试探建立正式贸易关系的举措。5,在中国同西德的关系中,还有一个始终如一的共同点,这就是双方互相支持国家的统一。中国一直坚持德国应该统一的立场,这特别在70年代以后,作为西德盟国的西方大国明显从原先支持德国统一的立场后退时,使西德感到高兴和鼓舞。而西德则是西方主要国家中唯一从未与台湾有过官方关系的国家,从阿登纳时代起,西德就理智地避免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此后它一直坚持这个立场,这当然也令中国满意。这一共同点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始终起着积极的作用。三、中德两国关系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冷战的结束使上述中德关系中的前两个特点淡化或消失了。冷战时期中国与两个德国关系中的被动性如今在中国与统一的德国的关系中已不复存在。而上述中德关系中的后三个特点更加突出了,特别是两国经济上的互相需要和互补性在进入90年代后的新时期进一步加强。这是由于:一方面,德国统一后,为了消化统一后遇到的经济困难迫切需要向外拓展市场,与此同时,德国的统一使德国从昔日政治侏儒的阴影中走出,努力在国际舞台上拓展自己的活动余地,使自己的外交政策全球化,诚如德国总统赫尔佐克1995年3月在一次讲话中所云:“在一个日益变小、机会与风险以同等程度全球化的世界上,德国外交政策的全球化也将是不可避免的。”1德国这两种需要均使德国把眼光转向经济上蓬勃发展、政治上相对稳定的亚洲地区,转向亚洲地区的泱泱大国中国。德国政府在1993年9月出台的关于亚洲政策的文件以及科尔总理同年11月对中国的访问便都是在这种需求的背景下产生的;另一方面,在中国,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并未如许多西方国家(包括德国在内)所预料的那样阻遏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相反地,中国从1992年起,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契机,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大更快,令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不得不先后放弃了对中国的制裁,并以反思和前瞻的目光来审视自己的对华政策,争先恐后地改善或加强同中国的关系。中德关系今天可以说正处在有史以来的最好时期。双方在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呈全面发展的势头。在政治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江泽民主席的访德和科尔总理的访华以外,还有:朱镕基副总理和邹家华副总理在1991年分别访问了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于1992年3月和1995年5月赴德国就两国关系的发展进行磋商,1994年1月,中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对德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同年7月,中国政府总理李鹏应邀访问了德国。1992年10月,德国新任联邦外交部长金克尔首次访问中国,这也是德国统一后德国外长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在这次访问中,双方再次确认了1988年达成的协议,即每年举行外长级的双边政治磋商。两国在政治上的友好往来也体现在德国各联邦州与中国地方省市的密切联系中。近年来,在巴登-符滕堡州、黑森州和巴伐利亚州的带头下,下萨克森州、北威州、莱法州以及汉堡市和不来梅市相继组成各种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与中国的省或市签订了多种多样的协定,并建立了许多相应级别的伙伴关系,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国的首都,北京和柏林,在1994年春也建立起了伙伴关系。在文化领域,中德两国的交流也正在积极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两国之间的文化联系由1979年10月24日两国签订的文化协定得到制度化,每隔两年在协定的基础上确定新的文化交流计划。目前两国的文化交流在1993年11月签订的协定的范畴内进行,它囊括了学术、音乐、艺术、文学、广播、电视、电影、体育等各方面的交流内容。中德文化交流的重点是在学术领域,德国影响最大的学术交流机构,“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于1994年8月正式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在体育和青年工作中,中国和德国的各种协会都有直接的联系,它们经常组织代表团进行互访,举行聚会和组织竞赛。值得一提的是,用华语进行的国际大专辩论会1995年8月举行第五届辩论竞赛,这届辩论会首次有非华人参加,参赛队中只有德国的代表队是清一色的由四名德国大学生组成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德国青年一代对中国文化的高涨热情。当然,中德之间最重要的往来还是体现在经济贸易方面。在1993年11月科尔总理访华和1994年7月李鹏总理访德的两次国事访问中,双方分别签订了金额达数十亿马克的一系列合同和协定,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西门子公司承建的广州地铁(全部费用约7亿马克)和汉丰发电厂(约10亿马克)项目。在1995年7月江泽民主席访问德国期间,两国除签订了分别在广州和慕尼黑增设总领事馆的协定外,还签署了一项财政合作协定以及有关信贷和经济技术合作的8项文件,涉及总金额达31亿美元。从两国的贸易情况来看,自中国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两国的贸易额增长了大约6倍。1979年西德只有两家公司在中国设有代表处,今天德国在中国的代表处已近400家,还有差不多同样数字的中德合资企业。1994年,中德两国的进出口总值达到119亿美元,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18.8%,其中,中国向德国的出口为4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20%,从德国进口为7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8.1%。2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德国是所有欧洲国家中唯一的同中国的贸易额超过一百亿美元的国家(两国贸易额在1993年就首次突破了100亿美元),中国同德国的贸易额占了中国同欧洲联盟的贸易总额(315亿美元)的将1/3强。但是,就像任何事情都有其反面一样,中德关系中也存在着若干负面的问题,它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政治方面,主要有三个问题,即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德国作为一个西方国家对人权的理解与中国存在着差距,而德国如其外长金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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