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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领域和层次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是新时代发展之大势所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两者的会通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发展和传统儒学现代转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主要体现为“一个领域,两个层次”。“一个领域”,即社会道德领域;“两个层次”,即党员干部的“舍生取义”,普通群众的“忠恕之道”。在“舍生取义”指引下,党员干部应做到:“为政以德”“勤政为民”;“廉洁自律”“克己奉公”;“仁者爱人”“兼善天下”;“慎独”“修己以安百姓”。在“忠恕之道”指引下,普通群众应做到:公共道德“爱国守法”“推己及物”;职业道德“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家庭道德“爱家孝亲”“亲仁善邻”;个人品德“洁身守道”“明礼知耻”。这些要求与党和政府制定的相关文件相契合,能够起到促进社会道德文明进步的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儒学;会通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2022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强调:“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可以说,在当前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的会通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发展和传统儒学现代转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于“社会道德领域”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实践贯彻可以简要地归结为“一个领域,两个层次”。所谓“一个领域”是指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现实领域,是社会道德领域;“两个层次”是指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后发挥的作用主要针对两类人群,即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对党员干部的要求高于对普通群众的要求。为什么我们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现实领域限定于、或者说主要集中于社会道德领域?原因有三:第一,儒学作为道德学说,完全和政治脱离,从而避免“儒学政治化”可能带来的任何不良影响。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政治指导思想,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会通后绝不意味着儒学也要成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恰恰相反,为了避免“儒学政治化”可能带来的任何不良影响,我们必须将儒学严格限定在社会道德领域,并完全与政治脱离,从而彻底消除儒学消极社会影响,充分发挥儒学在社会道德领域的积极作用。将“儒学政治化”不仅无助于儒学的现代转型和复兴,也无助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一些所谓“大陆新儒家”学者主张将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这种将儒学政治化的主张实际上是对儒学的扼杀,是不合时宜的错误言论。因此,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并将其会通领域限定于社会道德领域。第二,将会通后的现实领域限定在社会道德方面,有利于脱离传统僵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于二元对立的僵化模式不再坚持,而以更加开放客观的态度代之。但是由于历史的影响,长期以来思想家对于儒学的评价往往局限于、纠葛于僵化的二元对立的方式,正是因为儒学既有唯物的内容,也有唯心的内容,而且产生于封建农耕时代,所以对其评价往往难以做到客观,而与马克思主义的会通也很难实现。因此,要么以唯物观点痛批儒学,将儒学贬斥得一文不值;要么坚持保守主义,认为儒学什么都好,不存在所谓糟粕。现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对儒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二者会通发挥作用的领域集中于社会道德方面,关注现实伦理道德问题的解决,摈弃本体论上的理论纠葛,就能够克服僵化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能够促进二者在实践上的真正会通。第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道德问题日益突出,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于道德领域,有利于更好地服务现实。当下的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而不是革命时期,因此大肆宣扬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等理论不合时宜。在市场经济以及西方思潮的影响下,整个社会的道德有日益滑坡的倾向,社会伦理道德问题日益突出,在此情况下就更应该多提倡伦理道德等相关内容。而儒学有充分的伦理道德理论资源,因此将二者会通后的领域主要集中于社会道德方面,适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持续发展。 二、党员干部的道德要求:“舍生取义”及其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指向两个层次,即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这种划分并不意味着党员干部高于普通群众,而是党员干部应当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正如邓小平所说要甘当人民的“儿子”,因此对党员干部的道德要求比普通群众要高。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党员干部往往掌握着更多公共权力,因此对他们的要求自然也要比没有任何公共权力的普通群众要求要高。为什么对党员干部的道德要求集中体现为“舍生取义”?2022年10月24日在党的十九大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第二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从中我们看到,“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就意味着舍弃任何私利和特权,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舍生”,其目的是“取义”,“义”之指向是人民利益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舍生取义”来源于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当贵重之生命与大义相冲突的时候,孟子主张舍生取义,这是儒者的气节。党员干部是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掌握着一定公共权力,因此对党员干部的道德要求应更高。当党员干部遇到生命与“大义”发生不可调和的严重冲突时,应当做到“舍生取义”。什么是“大义”?大义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舍生取义”可以简单表述为:党员干部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怕流血牺牲,始终做到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有四个目标:建国前,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党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国百年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显然,对于一名共产党员来说,做到“舍生取义”是道德上的应然要求。同样,作为干部,也就是传统社会所说的官员来说,官德的要求比民德更高,因为官员的一言一行对人民群众会造成很大影响,所以必须有更高的道德。官德影响着民德,影响着社会风气,官德正则民风淳,官德隆则国家兴,官德毁则国家衰。可以说,官德高度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官德水平决定着一个政权的兴衰成败。为官者的道德水平如何,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可以说,党员干部的道德水平是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因此,党员干部应该以“舍生取义”为道德准则,一切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大义”为重,当生命与“大义”发生剧烈冲突时,党员干部要有舍生取义的担当。“舍生取义”既是儒学的价值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念。论语卫灵公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主张,志士仁人决不为了自己活命而做出损害仁义的事情,而是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恪守仁义的原则。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马克思主义宣扬积极的革命精神,号召为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拿起武器进行暴力革命,不怕流血牺牲,以最激烈、最彻底的方式推翻反动政府,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显然,马克思主义号召的这种不怕流血牺牲、勇于革命的精神和“舍生取义”是有内在契合性的。“舍生取义”也与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传统相契合,为了建立新中国,为了建设新中国,无数共产党员舍家纾难、流血牺牲、无私奉献,体现出“舍生取义”的真谛。在“舍生取义”根本道德观的引领下,党员干部应做到以下四个方面的道德观:一是“为政以德”“勤政为民”。“为政以德”“勤政为民”是传统儒家道德学说的重要内容,与当前中国共产党的相关要求存在一致性。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规定:“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显然,将儒学“为政以德”“勤政为民”作为党员干部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是合适的。“为政以德”是党员干部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论语为政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德是修身之本。人无德不立,官无德无为。古人又讲“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把德的修养好坏放在建功立业、著书立说之前,可见对德的重视。德乃为政之要。孔子曾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所以古人反复强调,为官者身要正,社会才公正,民众才信服。德乃立国之基。从周公开始我国就已经提出了“敬德保民,民德胜法”的思想,这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核心。德是国家的根基,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在当今价值多元化的社会,面对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的现实挑战,如何构筑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是摆在国人尤其是党员干部面前的现实问题。党员干部要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才能最终构建起中华民族的精神道德高地。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都必须以德为先,勤政为民。从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作决策的角度来说,决策为公、全心为民是应然的要求和必备的素质。既然天下为公,为官执政者决策时自然就必须以公心民本为重,这正如唐代陆贽所说:“以公共为心者,人心乐而从之。以私奉为心者,人心沸而叛之。”尚书中也有这样的训诫:“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越是位高权重者作决策,尤其是重大决策时必须小心谨慎,必须时刻保持为民造福的公心,对于那些所谓的“面子工程”“豆腐渣工程”、贪腐之举必须坚决杜绝。管子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意。”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传统中国的为官者尚且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当代中国党员干部更应当做到。汉朝贾谊曾强调“民者,万世之本也”。三国志中陆凯也说:“夫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民安则君安,民乐则君乐。”即使是“道法自然”的老子也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可见,党员干部手握人民赋予的权力,在做出决策时应时刻牢记民心向背的道理,以公心出发而不以私心出发才能做到为民服务,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二是“廉洁自律”“克己奉公”。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第三条规定:“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指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规定了党员的廉洁自律规范:“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坚持崇廉拒腐,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坚持尚俭戒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献。”显然,“廉洁自律”“克己奉公”与党的要求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廉洁自律”“克己奉公”是指党员干部必须加强自我修养,严于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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