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两种读法 【 内容 提要】本文认为，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具有双重涵义。其一，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重写文学史”的命题，因为他通过批判五四文学的霸权，确立了“被压抑的 现代 性”“晚清现代性”的文学史价值，在启蒙文学史和左翼文学史之外，为 中国 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另一种书写方式；其二，将其理解为一个“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解构命题，该命题的意义不在于挑战有关中国现代性的五四起源论，而在于挑战“起源论”本身。本文对“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两个层面意义的解读，目的不仅在于揭示该命题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更在于凸显我们自身的 问题 意识。 在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后，还很少有一个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 的命题像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这样被反复谈论。这当然与中国大陆这一特定的知识语境有关。20世纪中国的主流文学史观，无论是诞生于“五四时期”启蒙主义的文学史观，还是30年代后逐渐兴起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抑或是80年代以“现代化”为基本诉求的“新时期”文学史观，都是“从五四谈起”。其中尤以“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 影响 最为深远。在1940年发表的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分水岭。“五四运动”前最初八十年的特征是“旧民主主义”，而“五四运动”后二十年的特征则是“新民主主义”。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政治 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五四”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与之对应，“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 历史 时期。” 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统领了50年代以后的中国新（现代）文学史写作。人们对新文学的性质形成了共识：中国的新文学从“五四”开始，其基本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其领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亦即马克思列宁主义。80年代以后，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进入到一个被表述为回归五四精神的“新时期”，革命史观重新被启蒙史观取代，中国现代史被定义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不再强调“五四”文学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而是强调“五四”使我们发现了“个人”这块现代的基石。五四不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是中国“现代”的开端。通过这样的叙述，“五四”起源的合法性再一次被强化了。 在现代性的文艺论争中，许多看起来处于激烈对立状态的立场，譬如“左”与“右”的立场其实常常在分享一些共同的 理论 预设。虽然启蒙史观和左翼史观对现代史的性质有着截然不同的认定，但在将“五四”视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作为“传统”与“现代”断裂的标志这一点上却几乎不存异议。这是因为无论是启蒙史观还是革命史观都是在“传统”与“现代”二元分立的框架中建构自己的主体性的。 既然“五四”是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分界线其实也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分界线，那么，在分界线之外的晚清文学当然属于“古代”与“传统”。在这一视阈中，晚清文学不过是古代文学的一个尾巴，至多称为“近代”，虽然在晚清思想、文化和文学中已经萌发了新的因子，但它们只不过是为“真正的现代”的出现所做的准备。它们是现代史的“前史”，在性质上，仍然属于“古代”。因此，在大学中文系的学科体制中，“近代文学”不是“现代文学”的一部分，而是属于“古代文学”教研室。在这种被制度化的学科分类的规约下，大陆学者普遍习惯于在学科之内讨论晚清文学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王德威对“晚清现代性”的强调对我们习惯的文学史秩序带来了冲击。 王德威认为：“中国作家将文学现代化的努力，未尝较西方为迟。这股跃跃欲试的冲动不始自五四，而发端于晚清。” 通过对四种主要的晚清小说狭邪小说、公案侠义小说、谴责小说、科幻小说的 分析 ，王德威指出以晚清小说为代表的晚清文学“其实已预告了20世纪中国正宗现代文学的四个方向：对欲望、正义、价值、知识范畴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如何叙述欲望、正义、价值、知识的形式性琢磨”。也就是说，无论是就内容而言还是就形式而言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并非出自于“五四”，更不是来源于五四新文学对晚清文学的克服，晚清小说众声喧哗，多音复义，不但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充满种种试验冲动，与丰沛的创造力，而且在文学生产的诸方面均显透出现代性的多重可能。遗憾的是，在五四开始的新文学建构中，晚清文学的现代性被压抑了，晚清文学被建构成“新文学”的他者，“五四菁英的文学口味其实远较晚清为窄。他们延续了新小说的感时忧国，却摈除，或压抑其他已然成型的实验。”“五四以来的作者或许暗受这些作品的启发，却终要挟洋自重。他（她）们视狭邪小说为欲望的污染、侠义公案小说为正义的堕落、谴责小说为价值的浪费、科幻小说为知识的扭曲。从为人生而文学到为革命而文学，五四的作家别有怀抱，但却将前此五花八门的题材及风格，逐渐化约为写实现实主义的金科玉律。” 也就是说，随着“感时忧国”的“现实主义”被确立为“新文学”的唯一形式，晚清文学所呈现的丰富的现代性被窄化，晚清文学中的种种现代性向度被压抑了。王德威认为这种“被压抑的现代性”在五四之后仍然存在于诸如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以及如张爱玲、沈从文的小说之中，只是一直受到压抑。五四时期确立的这种新文学标准不断压抑着“五四”及30年代以来的种种“不入流”的文艺实验，且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因此，需要对晚清文学的现代性给予重新认识和评价。“我以为，晚清，而不是五四，才能代表现代中国文学兴起的最重要阶段。” 其实“晚清的现代性”在中国大陆学界也并非完全是空谷足音。在王德威的观点出现之前，国内现代文学研究中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最有名的是80年代中期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三人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提前到1898年。而在随后几年陆续出版的现代小说史的研究论著中，陈平原更通过自己的小说史研究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文学史构想转化成了具体的文学史实践。与“近代文学”研究者在学科框架之内进行的静态研究不同，陈平原是反求诸己，也就是带着从“新文学”产生的问题意识探讨晚清小说的意义，探讨晚清文学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探讨晚清小说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里的“传统”显然是一个现代性范畴，不仅涉及到晚清小说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变革，而且还讨论了晚清小说生产方式、文学制度的变化，因此，他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晚清小说的“现代性”问题。 但或许是因为没有提出类似于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样旗帜鲜明的口号，或许是因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陈平原的晚清小说研究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研究带来的刺激就远不如王德威那样强烈，学界虽然对这种“越界”行为感觉异常，但仍然可以模棱两可地将其纳入到原有的“现代文学的发生”与“现代文学的准备”这样的框架中进行理解。直到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个口号一出，就好像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晚清文学的现代性”这个命题的挑战性才真正显示出来。人们才开始醒悟到提出于80年代中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提倡的“从晚清谈起”其实是绵里藏针，寓意深长。 正是基于这一理解，已经发表了10多年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90年代末期以后又重新变成了研究者关注的一个话题。王富仁在一篇题为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的文章中明确表示不同意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前移到晚清。他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将新文化与新文学起点前移大大降低了五四文化革命与五四文学革命的独立意义与独立价值，因而也模糊了新文化与旧文化、新文学与旧文学的本质差别。王富仁认为，起点对一种文化与文学的意义在于，它关系着对一种文化与文学的独立性的认识，是文学史研究一个很重要的内容。王富仁还从两个方面说明了五四文学革命作为现代文学起点的必然性：一、中国新的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是以五四知识分子走向文化舞台为标志的，这个阶层是以自己的文化活动直接作用于 社会 ，不经过政治权力的中间环节。洋务派是以传统官僚知识分子为主体，维新派是以在野知识分子为主体，但这些在野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仍以取得政治权力为目的，他们的文化理想不通过政治权力的中介就无法实现。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才不再以取得政治权力为主要目的，他们从事的完全是社会的文化事业。二、文学是一种语言的 艺术 ，脱离开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就无法确立新文化与旧文学的根本区别。 谭桂林也认为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前移，表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倡导者的“理论保守性”。因为维新派是一个政治集团，不是一个文学群体，但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欲借文艺为工具，因而对文学发表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实际上引导了当时的文学潮流。如果把维新派的文学观念同五四作家的文学观念略作比较，就可看到两者之间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就是，维新派的文学观念是以民为本，其新小说的目的是“欲新一国之民”，其提倡白话文的目的是“开通民智”，其政治小说创作的一个主要意图是藉小说“伸张民权”，而他们指责旧小说的罪状也是从整体国民“轻薄无行”、“沉溺声色”、“轻弃信义”、“权谋诡诈”等劣根性的由来出发。相对而言，五四文学革命的文学观念是以人为本，其思想基础正如周作人所言是个人本位的人道主义。人的觉醒与个性解放是这个 时代 最强大的文化口号，以现代的语言表现现代人的思想与生活，严肃认真地探索人生问题，抒发觉醒后的个人的 自然 情感，肯定人的基于生理需求的正当欲望，是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流行主题，诉说自我内心的欲求与冲动是这个时期一切文学创作的原动力。所以，周作人在给中国的新旧文学划清界限时所用的标准就是人性的表现。旧文学存天理而灭人欲，宣扬鬼神，歌颂帝王，因而是非人的文学。新文学以个人为本位，以人性发露为旨归，表现出人的灵肉生活的分裂与调和，因而是人的文学。在中国，民本思想古已有之，民贵君轻曾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只是在长期的封建宗法礼教制度的严密禁锢下，民本思想成了文化人的一种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的政治理想。维新派以民为本，一方面是对西方近代民主制度与观念的吸纳，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原始儒家精神的发扬，在思想史的范畴中，毕竟是属于近代性质的一种思想观念。五四文学革命以人为本，虽然作家以自我内心诉求与冲动为创作动力，与西方近代浪漫主义有密切联系，但其中一些先锋作家将人学主题推进到人性深层结构中，注重从丑陋的世界表象中发掘“恶之花”，注重从苦闷颓废的现代人的灵魂中审视其内在的秘密，从而给现代人的心灵与审美趣味带来一种“新的颤栗”。正是这种人学主题的突进使得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的中国文学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质，完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并使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中。由此可见，将只有“民”的概念而没有“人”的概念的维新派文学改良运动同以人为本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糅合一起，视为同质，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都是值得怀疑的。谭桂林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者的这种文学史分期观念抬高了维新派文学改良运动的意义与作用，从而也就必然贬低了五四文学革命的价值。而这，恰恰是九十年代以来学界一些新文化保守主义者们正在极力去做的事情。 类似的批评还有许多。这么多人争议的其实只是一个历史分期的问题，争论到底是要“五四谈起”还是“从晚清谈起”。历史分期对于文学史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利奥塔曾经指出这个问题：“历史时期的划分属于一种现代性特有的痴迷。时期的划分是将事件置于一个历时分析当中，而历时分析又受着革命原则的制约。同样，现代性包含了战胜的承诺，它必须标明一个时期的结束和下一个时期开始的日期。由于一个人刚刚开始一个时期时都是全新的，因而要将时钟调到一个新的时间，要从零重新开始。在基督教、笛卡儿或雅各宾时代，都要做一个相同的举动，即标识出元年，一方面表示默示和赎罪，另一方面是再生和更新，或是再次革命和重获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