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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社会学视角下唐代婴戏图研究 廖瑜陈维艳摘 要:1972年新疆阿斯塔纳TAM187号墓出土的绢画双童图是唐代遗存至今婴戏图的代表作。本文从自然因素、民族因素、社会文化、艺术发展规律等方面探寻双童图与唐代社会的“互动”关系,深入挖掘唐代多元文化融合、厚葬之风盛行、儿童观念觉醒等文化观念对双童图的 影响,从而为唐代婴戏图的深入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关键词:婴戏图;双童图;社会互动;文化交融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19YJC760010)阶段性研究成果。伴随着唐代人物画的兴盛,唐代婴戏图逐步从人物画中分离出来并走向成熟。唐代绘画著录著述贞观公私画史历代名画记等开始有了有关婴戏图的文献记录,出现了以张萱、周昉、韩滉、戴嵩等擅长婴戏图绘画的画家,逐步形成了以张萱、周昉为代表的“宫廷风格”和以韩滉、戴嵩为代表的“田园风格”。总的来看,唐代有关婴戏图的文献记录有限,文献记录中的作品大多因年代久远,留存于世的作品稀少,且大多为宋代摹本,而无法更为直观的还原唐代婴戏图的面貌。1972年出土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阿斯塔纳TAM187号墓的绢画双童图,作为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唐代绘画,给唐代婴戏图的研究提供了直接证据,同时也为深入了解唐代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实物资料。一、双童图概述双童图属于唐代西州豪族张雄家族墓葬群内TAM187号合墓葬中出土的木框联屏绢画的组成部分。该屏画以弈棋贵妇为画的中心,重现了大体完整的十一位妇女、儿童形象,描绘了西州地区贵族妇女家庭生活的场面。根据画面构图,可以将人物分成六组,双童与一仕女共同组成了左边的第二组画。鉴于画面在修复时被分拆,这组人物中的仕女与双童被分成树下美人图和双童图两幅相对独立的画幅。双童图表现的是两个胖乎乎的儿童在绿草如茵的草地上嬉戏,两人均裸身着红、黄、蓝、黑五色相间的条纹背带长裤,足蹬红靴。左边的孩童右手高高举起,头部顺着手指的方向仰视凝望,左手抱着一只黑白相间卷毛小狗,小狗的两只前腿搭在男童的前臂,昂头欢快地四处张望。右边的孩童眉头紧皱,睁大眼睛注视左前方,伸出右手急切地召唤同伴,左手紧握的似乎是牵狗的绳索。地面上的岩石和小草用线条勾画,敷染赭石、青绿色1。画面动静结合,生动传神。二、双童图创作时间界定双童图具体创作时间未有详细的记载,只能根据唐代西州地区的墓葬特点以及墓中陪葬品的艺术特点来推测。双童图所属的TM187号墓,属于张雄家族墓葬群,体现了唐代吐鲁番地区流行的集中分布、聚族而葬的习俗,即一个大家族聚葬于同一茔区,区内墓葬按照辈分的高低进行排列,辈分高的居后,辈分低的居前,同辈分的同行排列,墓葬排列顺序呈现出年代相近的特点。TAM187号墓与TAM230号墓的墓主为张礼臣及妻合葬墓属于同排,两个墓主应同属张雄的孙辈。根据TAM230张礼臣墓“长安二年(702年)”的墓志以及TAM187号张氏墓的墓志上出现了武周载初元年(689年)改用的新字“圀”(国),同时男尸垫席边上有“天宝三载”(745年)的文书纪年,可以推断双童图的创作年代上限大致在长安二年(702年)至天宝年间(742年756年)。由于TAM187号属于合葬墓,两位墓主人下葬的时间前后相差约40年,因此需要对墓中的陪葬品进行比较来进一步明确双童图的创作时间。墓中陪葬品同时有表现贵族妇女的骑马女佣和弈棋仕女图,从艺术风格来看,骑马女佣帽沿垂有纱帷与武则天时期流行的帷帽风格一致,弈棋仕女图与内地盛唐时期的作品风格相似,较骑马女佣更晚,作品的创作时间应在墓主人下葬之前。由此可以进一步明确双童图应是开元(713年741年)前后盛唐时期的作品。三、双童图与社會的互动欧洲著名文化社会学家和艺术史学家阿诺德豪泽尔认为“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互为主体和客体”。艺术是社会的产物,反过来又对社会产生影响。双童图的创作及风格特征的形成一方面与唐代西州地区的地域、地理环境、民族因素相关,另一方面还深受唐代艺术观念、流派风格等世代因素与社会阶层、经济地位等文化因素的影响。(一)自然因素自然条件是文化过程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我们只有在承认存在着超历史条件的前提下才能谈论历史和社会240。双童图出土的唐代西州地区(今吐鲁番盆地)地处丝绸之路要道,被誉为“西域之门户”,自古是东西使者、商贾往来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各个政治势力的必争之地。唐西州发展历经高昌壁垒、高昌郡、高昌国几个历史时期。旧唐书西戎传载:“时西戎诸国来朝贡者,皆途径高昌,文泰后稍壅绝之。”34553重要的地理、军事位置,使得这一地区政局多变,民族交流频繁。双童图左边小孩手中所抱卷毛小狗在唐代称为“拂菻狗”,这种狗最初出现于七世纪初,它是由高昌王向唐朝贡献的礼物。据旧唐书记载:“七年,文泰又献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长尺余,性甚慧,能曳马衔烛,云本出拂菻国。中国有拂菻狗,自此始也。”34553美国博物学家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认为这种面部尖削、毛发茸茸、聪明伶俐的小玩物曾经是希腊妓女和罗马主妇珍爱的宠物。双童图中儿童手上所抱的来自四万里之外东罗马帝国的拂菻狗,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吐鲁番盆地位于天山脚下,海拔较低,天山冰川融化后的水从高海拔地区流入低海拔的盆地,使吐鲁番成了沙漠中的绿洲,孕育了发达的畜牧业、农业以及历史悠久的手工业,成为西域最富饶的地方之一。经济的富足、社会的繁荣为绘画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贵族们闲庭信步的日常生活也成为了艺术家表现的对象,作为表现贵族生活题材的双童图也应运而生。图中绿草如茵的草地与葱葱郁郁的树木也正是沙漠绿洲自然景观的写照。同时吐鲁番也是高温之地,双童图中儿童裸身着背带裤的着装也符合吐鲁番地高温炎热的气候特征。(二)民族因素种族和民族因素对艺术创造也是有作用的243。双童图中两个儿童的彩色条纹背带裤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背带裤作为具有“唐代特色的儿童服饰之一”4,在其他时代图像资料中较为少见,其来源也尚无定论。有学者提出,其可能源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鲜卑的一支契丹族服饰中的“连脚背带裤”,传入汉民族被汉族儿童所穿而沿用下来。彩色条纹面料最早在战国楚墓出土的服饰实物中可见5,至唐代随着与西域少数民族文化的不断融合,服饰的条纹逐渐变窄,并出现多色相间,色彩越来越艳丽,同时期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八彩晕繝提花绫裙残片”进一步证明了彩色相间的织物在这一地区的流行。由此可见,双童图中的儿童服饰特色既是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同时也受到了少数民族审美的影响,这与唐代西州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历史变迁息息相关。(三)社会文化阿德诺豪泽尔认为:“社会和文化不仅作为表达意识和意志的基础,而且本身作为能动的原则,参与历史过程的。”248双童图出土的唐代西州地区通过实行“胡汉一体”的文化认同策略,开展以儒学考试为主的科举制度,推崇开放性的宗教政策并首推道教等一系列举措,逐步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流,多种文化并存的特点,成为了受中原文化影响非常典型的区域。 在此氛围中创作出的双童图,也深深的打上了时代文化的烙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双童图是唐代厚葬之风的写照双童图作为木联屏风的组成部分被放置在象征墓主人床榻的陈尸台上,作品具有陪葬品的社会功能。唐代由于佛道两教十分盛行,因果报应、轮回转生、修行成佛等宗教观念,使人们笃信灵魂不灭,相信鬼神的存在,再加上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物质生活相对丰富,唐代进入厚葬时期。墓主人随葬品的数量与种类既是其财富与社会身份地位的象征,又是其死后生活的代表。双童图所属的TAM187号墓主人夫妇属于西州地区的汉族贵族,男墓主作为“上柱国”是唐代政府官吏,对唐朝制度熟悉,也深受中原地区厚葬文化的影响。随着屏风成为唐代上层社会家庭起居流行的家具,屏风画也走向了创作的高峰时期,将屏风画作为陪葬品模拟墓主人生前居室床榻旁的陈设,在唐代西州地区的墓葬中也较为常见。双童图绢画作为陪葬品,体现了唐代“事死如事生”的厚葬观念深入人心。2.双童图体现了唐代儿童观念的觉醒“由于艺术创造经常与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258,婴戏图在盛唐时期的兴盛体现唐代儿童观念的觉醒。随着唐代社会发展、政治稳定、经济文化的繁荣,儿童群体也逐步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医学书籍中收录了记载治疗儿科的医方,儿童的成长发育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唐律中出现了相关保护儿童权益的法律、法规,儿童的权益得到了逐步的保障,唐诗歌中再现了少年儿童的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盛唐时期出现了张萱、周昉、韩滉等擅长婴戏题材的画家。如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记载“(张萱)好画妇女、婴儿”6;宋代宣和画谱中对张萱婴戏题材作品的具体评价:“又能写婴儿,此尤为难杜甫诗有:小儿五歳气食牛,满堂宾客皆回头。此岂可以常儿比也!画者宜于此致思焉。”7石渠三编御书房记载周昉画有调婴图卷,清河书画表记载周昉还画有戏婴图一画;此外宣和画谱记载韩滉“其画人物,牛马尤工”。由此可见,盛唐时期的开元、天宝年间宫廷的仕女画、婴戏图名著一时,这与双童图创作的时间上较为吻合,由此可见唐代社会对于儿童的重视是这一时期婴戏图兴盛背后的推动因素,这也是唐代婴戏图题材无论是中原地区还是边疆地区都广为盛行的原因。(四)艺术发展规律1.双童图再现了盛唐的审美风尚从双童图所属的整个木框连屏绢画的用色上看,画面中心对弈两人中一人裙为紫色,对方着绯衣绿裙,两旁的少妇一绿衣红裙,一红衣青裙,林间的两个儿童头发乌黑浓密,面若桃花,上身裸露,蓝、白、红、黄、绿五色相间的背带条纹长裤,脚蹬红靴。整个画面的用色中红色偏多,主要原因如下:一是体现了唐人对于红色的偏爱。无论是武媚娘的“开箱验取石榴裙”还是杨玉环的“一枝红艳露凝香”,以及步辇图及永泰公主墓壁画等众多文物资料中都有红衣搭配在身,双童图中的人物着装也以红色为主。二是与唐代的服饰制度有关,根据初唐制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以上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妇人从夫之色”。到开元年间才逐渐改为“应诸服挎褶者,五品以上通用?绞及罗;六品以下小绞妇人服饰各依夫子,五等以上诸亲妇女及五品以上母妻通服紫,九品以上母妻通服朱”(唐会要),雙童作为这些贵妇的亲属或子女辈在服饰的着装上也遵循了这一规则。三是画面中红色与周围环境中的绿树与草地,在色彩上形成强烈的对比,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符合唐人对繁丽浓艳色彩的追求。2.双童图呈现了唐代婴戏题材绘画的逐步成熟从题材来看,双童图表现的是唐西州贵族家庭中的儿童在林间嬉戏的场景,这与唐代宫廷绘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中陪同游春的幼女、捣练图中扇火的蓝衣女童及绢下好奇窥视的红衣女童一样,通过世俗的生活场景,展现童真童趣,使婴戏图逐步从魏晋时期“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中脱离出来,充满浓郁的世俗气息。从绘画技法来看,用线上在保留了魏晋以来简洁、流畅特点的基础上,在行笔中注重线条的轻重起伏,通过线条的柔弱与劲健,适应儿童眉目肌肤造型上的变化;赋彩方面在继承以往单纯、明丽特点的基础上,通过运用晕染技法,使儿童的造型与服饰呈现更加立体化。双童图创作于唐代青绿山水的兴盛时期,受其影响画面中的青石、草地先勾后染,线条细腻,无明显的皴笔,用色以石青、石绿为主,点染厚重,视觉效果较强。四、结语任何历史时期艺术的创作既影响社会,又被社会变化所影响。双童图的创作受到它所处的唐代西州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影响,同时在唐代民族大融合政策的推动下,呈现出中西文化交汇、民族文化交流的特色。与此同时,双童图所承载的社会功能、社会意识,反映出来的唐代社会的审美以及艺术本身的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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