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S.370(5)号残卷所涉及的吐蕃史的几个问题摘要：本文通过对一份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的古代藏文手写残卷进行历史学的比较研究，分析了它的内在的史料价值和对古代吐蕃史研究的价值，认为该残卷中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除了文献学与一般的历史学内容外，其显示出来的文句语态也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至于该文献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则非常有助于我们研究当时吐蕃人的思想观念和吐蕃历史学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五部遗教、拔协等后期“伏藏”着作在文献学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中的第370号写本是A斯坦因于1907年在敦煌获得的24箱中国古代写本中的一份。该文献长366cm,宽27cm,正面为汉文，背面有五类藏文宗教段落。这个手卷的写作年代难以确认，英人黎吉生于1977年对该文献背面编号为370号的题名为“自天而降的达磨”的段落进行了研究，并认为该文献是8世纪的作品。黎吉生在对藏文的校读和解释、翻译方面是细致而认真的，虽然仍有一些不太完美之处，但对原文字句的与解释还是令人信服的。本文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以黎吉生的解读、分析为参考，再进一步论证这份文献在吐蕃史上所具有的价值。我们首先来看黎吉生的释文：人类之主，天神之子，杰出的统治者松赞曾神妙地表示，他与赞普赤松德赞将给西藏土地上所有众生带来智慧。他们学习乔达摩释迦学说中最优秀的医学理论，如乌岱婆罗之花，或智慧完美之教法，这些三劫世间所获得大喜乐之因素，以无可超越的大乘获得美誉。他们接受了那些理论并为之献身，使其在人间广为传播。为了永久地保存它，便刻于石柱上，以为国王与民众间的契约。如此智慧的教导犹如大海，在那里国王与民众的事业又像须弥山，这种行为传统久已形成，影响范围日益扩大，西藏大地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疡疫休生。人们完美的品质和端正的行为增多；人们不再违背天神和人类的礼仪，人们崇奉他们，甚至更强烈地遵守那些原则，他们对老师、父母、兄弟、姐妹、亲属及长者不失尊重和慈爱，由于对一切都有爱的情感，无人进行盗窃和抢劫；无人再干撒谎、私通之类的荒唐事；诚实与优良的品质日渐增长。尽管他们的身体也是肉长的，但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却是天神赐予的。其行为之美在其他王国和人群中却是从未有过的，即使将来也不会有，甚至在天神之中，这种事也是不多见的。父王去世时，因其子年幼，这种良好的宗教和古老的知识实际上衰微了，那么，这种真理的绝妙方式，善行的宗教对十戒的坚持，对人类之主国王法律的遵行及对贤明父母教导的服从又是如何按西藏的习惯得以继续的呢？由于世界之本质，从其形成，从释迦之涅磐直到强巴佛的降临，很多法身佛突然出现而未有预言。宗教着作达磨和金刚乘、七世佛及其经典这三组并不相同，每一个都有自己唯一的传统，而达磨即是一粒种子黎吉生认为该文献有几点史学意义：一是可补充证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与嘻琼寺兴佛证盟碑铭文中所提到的在8-9世纪吐蕃人已经把松赞干布视为吐蕃王朝第一位佛教庇护者。二是在年代学上有助于我们考证该残卷的写作时间。据黎吉生所说，依照这个残卷所揭示的，“父王去世时，因其子年幼”这句话中的意思，父王当指赤松德赞本人，幼子必然是赤德松赞，因此这份手卷的写作与贤者喜宴中所记载的赤松德赞与赤德松赞颁布三道王诰或盟誓文的时间相近。黎吉生认为这份手卷极可能是一份来自吐蕃原本的抄件，写于吐蕃占领敦煌之后，时间大致在782年到805年间。第三，黎吉生认为这份残卷有助于探索中国边地对吐蕃宗教的影响，因为该写本对佛教的起源有与众不同的解释，如其将达磨与金刚乘分别开列就是颇为独特的作法，七世佛为什么又被置于所谓的三个种类也很难让人解释清楚，也许此三种分类是：1）释迦牟尼之达磨，2）与七世佛相关的法典，3）金刚乘。这种分类法是闻所未闻的，因为后世对教法的区别是按声闻、缘觉、菩萨三乘进行的。由此看来该残卷当为吐蕃佛教早期的产物，那时人们并没有完全懂得宗教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以及相应的分类观念。黎吉生的眼光应当说还是比较敏锐的，他所看到的三个方面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其他文献材料来加以佐证。比如在吐蕃王朝中期，松赞干布已经被民众捧得很高，口葛琼寺建寺碑铭文就将松赞干布时代视为“始行圆觉正法”的历史阶段，有建大昭寺及诸神殿的业绩。至于赤松德赞，在370号写卷中被当作与松赞干布并列的伟大的“父祖”他的业绩及对佛教的贡献不下于前者。看来这两位王在当时已经具有后世史书中所称颂的一个名号，即“法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份手卷对于赤德松赞的评价有一些问题，如其行文所显示的，在对两位先辈赞普的时代加以极尽热烈之辞的夸赞后，笔锋一转，开始对赤德松赞的时代进行某种程度的贬低，声称：“父王去世时，因其子年幼，这种良好的宗教和古老的知识实际上衰微了”。考虑到这份手卷的写作年代，出现对其当朝的君主的这种评价是很不平常的。无独有偶，在赤德松赞时期还有一个文献也对其君主或更确切地说是对于这位君主当政的前期加以某种贬低。这个文献就是工布的第穆摩崖刻石。第穆摩崖刻石是一份表证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与其子赤德松赞父子与工布小王之间所进行盟誓的诏文。铭文一开始就以工布小王与家臣几绒氏的奏报为引言，称工布小王与赞普家族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关系，并认为自聂赤赞普以来至夏墀之时乃是相当美好的时期，那时天赞普可与“第穆灵神”婚配，天神达奇护佑王族使之政事巩固，奴婢众多。夏墀以后至赤松德赞时仍然是相当美好的时代，所谓：“迨，初，自兄弟分衍至父祖之时，初民神人未分，至今，幸福昌盛，庶政几如雍仲永固”。但是，接下来的阶段却十分糟糕：“然，如今，内府诸官员广科赋敛，横加差役，且有欺侮凌虐者，务祈大王赐一盟书诏文，以求永远居于安乐也。”后面的文字全部是工布小王要求赞普做出的各种承诺及誓言。这两份文献尤其是第穆摩崖刻石能够对当朝宰相的业政品头论足，无疑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当时赞普的权力受到王公贵族相当大的遏制，王室内的斗争应当是很激烈的。在整个吐蕃王朝时期赞普与臣属尤其与一些小邦王举行经常性的盟誓也反映了赞普权力的稳固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支持者的实力这一事实。再则，及第穆摩崖刻石产生的背景也颇耐人寻味，从行文看，写卷的着者应当是佛教徒，他站在宗教的角度来衡量赞普对佛教支持的力度，并因之而评价一位君主的当政时代是否完美理想。第穆摩崖刻石的主人作为工布小邦王，其所崇奉的神灵第穆灵神与天神达奇都不是佛教神祗，看来当时工布地区苯教仍然比较昌盛，工布小王基本代表赞普王族中势力较强同时思想上也较守旧的一方，他对赞普的支持是要有条件的，即赞普必须要允诺给予相应的特殊待遇及权利。在赤德松赞刚刚继位之际，佛教徒与苯教徒对他都不满意，也许这些人都对他持一种观望态度，看他如何收拾残局。就历史事实来说，藏文史书记载赤松德赞活着退位，上台执政的首先是牟尼赞普。这位君主笃信佛法，为了表现他的慈悲心肠，实行了着名的“平均财富”的政策。从贤者喜宴、第穆摩崖刻石所透露的一些情况看，牟尼赞普的政策中有大规模地征税和增加差赋的内容。因此他立即招致上下一致的反对，并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人毒死。他在位虽然仅仅有一年零九个月，但他的政策和作法所留下的政治阴影一直延续很长时间。牟尼赞普对苯教徒的苛税甚至招致吐蕃王室的忠诚支持者工布王的极大不满，而谋杀他的苯教势力又对佛教势力给以反击和报复，拔协记载说当时诸如桑耶寺等寺院僧侣在这场反佛浪潮中，供粮中断，饿得有气无力，寺院墙基堆满鼠粪，所有僧舍的房门都被盗贼抢走。在这种情形下，新赞普上台后的所作所为势必为各方所关注。当时的佛教徒对他不太信任，因为他的当政与苯教徒那囊氏家族有关，他们曾经除去他的另一兄长牟笛赞普，所以像写本这样对新赞普加以批评甚至是贬低性的评价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评价同样还适用于牟尼赞普。敦煌的这份写本还有一些内容可供我们挖掘与分析，比如它所涉及的在吐蕃时代比较流行的一类思想观念就值得我们有兴趣再进行探讨。首先，该写本在行文中运用了一种循环论历史观，带有浓重的吐蕃色彩。类似这种行文我们在其他敦煌藏文写本中也有发现，吐蕃时代的碑铭刻石也有相似的观念。循环论历史观是古代亚欧大陆曾经广泛流行的一种思想，其主要特点是强调历史是以循环的方式不断重复、演变的。一般这种历史观都对历史加以一定的分期，第一阶段总是最完美的时代，此后一代不如一代，直至最后人类导致自我毁灭，类似的历史又会重新开始。写本就持有这种历史观和类似的阶段划分，它将松赞干布时代与赤松德赞时代视为一个连续的礼敬佛法的完美无缺的阶段，这一时代的特色是：“吐蕃大地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疔疫休生，人们完美的品质和端正的行为增多了，人们不再违背天神和人类的礼仪”，“由于对一切都有爱的情感，无人进行偷窃和抢劫，无人干撒谎、私通之类的荒唐事。”松赞干布与赤松德赞两位君主也因创造出这一辉煌的时代而被视为与天神相等同，甚至超过了天神。但是接下来的时代就显得很糟糕，宗教衰微了，宗教戒律、人类道德、法律、对真理的追求都面临考验，还遭到怀疑。无疑，这个时代与前面的时代是不能相比的。我们前面引用过的第穆摩崖刻石也是有类似的历史观，并且明确地把赤松德赞时期以前的历史称为“神人未分的时代”，后来的时期则为“苛税杂赋盛行的时代”。以“神人未分的时代”及“苛税杂赋盛行的时代”划分历史的作法在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收藏的原编号为与号两份敦煌藏文写本中也可找到。比如号写本称最美好的时代是“神在人世的阶段”，最差的时代是“欠债与捐税的时代”，美好的时代神与人生活在一起，宗教盛行，人人都讲戒律道德，因此人们都能活一百岁。“欠债与捐税的时代”情况是每况愈下，所有人的心都变坏了，寿命也变短了，宗教也遭到无礼的待遇。号文书也称第一个时代是神人未分的时代”，接下来的时代则是“没落的时代”，一代不如一代，所谓“儿子比父亲坏，孙子比儿子坏，一代比一代坏，甚至在身体上，儿子也比父亲矮。关于敦煌写本所具有的这种循环论历史观，英国学者托马斯认为是中亚拜火教、摩尼教、基督教或者还有早期希腊的影响。但由于在吐蕃本土与敦煌写本处同一时期的一些石刻碑文也反映出这种观念，而且在佛教徒与苯教徒中间流行，显然在它们所包含的文化成份中，吐蕃的成份应占主体，外来的成份应该也有，但不会很多，因为诸如“人神未分的时代”这种观念在拜火教、摩尼教、基督教中是没有的，在历史阶段的划分上，拜火教、摩尼教、基督教等基本是四阶段划分法，且其所具有的历史观我们一般称为“末世论”历史观，与循环论历史观有本质的不同。写本还有一个说法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即在它的行文开头，说：“人类之主、天神之子，杰出的统治者松赞曾神妙地暗示，他和赞普赤松德赞将给西藏大地上所有众生带来智慧。”这句话显然是针对松赞干布着名的预言而言的。现代学者中有不少人认为松赞干布的遗言乃是后人的假托伪造，其时代不会早于12世纪。但是，在公元8世纪末9世纪初的写本中却已表明在当时，吐蕃已流行类似“松赞干布遗训”这样一类着作。从号文书即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的赞普传记所保存的有关松赞干布生平事迹的故事看，为后世史书大加赞扬歌颂的那些业绩基本都已具备，这一点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说明在吐蕃王朝中后期，吐蕃宫廷史官或文人已经将松赞干布加以神化了，而所谓的松赞干布去世前预言未来历史的故事，也已经编造成功，并与赤松德赞联系到一起。因此，如松赞干布遗训、玛尼全集、五部遗教、拔协、红史、贤者喜宴、汉藏史集等等史书记载的松赞干布说在他去世后第五代的以“德”字命名的君主会大兴佛法的遗言在当时已经流行，而且还有与其相配套的完整故事，如声称赞普的预言被嘻尔东赞书于铜版上，置于秦浦宝库内。后来赤德祖赞看到此铜版，以为预言中的“德”字之王就是他自己，但真正的应预言而生的君王实为赤松德赞等等，以增加人们对之相信的程度。无疑，我们所分析的这份敦煌写本可以说是最早显示这种预言故事的文本，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我们对于10世纪以后一批历史着作尤其是一些“伏藏”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