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1958 年国防教育法颁布的原因分析=“news_bd”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处于冷战状态，美苏两大国在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展开了对抗与竞争。为保证国家科学与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以及国家利益的安全，美国国防部一直从事火箭技术和高层大气科学研究。1957年10 月4 日，苏联先于美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人感到震惊且惊慌失措，同时也表明在太空领域竞赛中苏联暂时领先于美国。教育体制衰败的观念开始弥漫全美，朝野纷纷指责学校教育水平落后，认为学校教育是美国整个防御战略中最薄弱的环节，国家需要采取措施来应付这场危机。1958 年9 月，联邦政府颁布了国防教育法( 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以拯救国家安全的名义，通过立法加强对教育的扶持，开始增拨大量教育经费和重视对新三艺( 自然科学、数学和外语) 等重要科目的教学。正如劳拉理查森( LauraRichardson) 所言: 第一次教育危机是在苏联人造卫星发射之后，它使公立学校理科教学发生变化，首次受到重视。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分析国防教育法产生的冷战背景或国防教育法对美国基础教育或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而对二战后美国第一次教育危机产生导致国防教育法出台的真实原因没有进行细致地梳理。本文即从1944 年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 the G. I. Bill of Rights) 实施的缺陷、生活调整运动( the Life—adjustment Movement) 的弊端以及社会各界对教育的批判点燃了改革的怒火三方面剖析二战后美国国防教育法颁布的真实原因。一、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实施及其缺陷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是1944 年6 月22 日由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签署生效的一部安置二战退伍军人的法律性文件。法案最突出的深远影响是人们形成了一个普遍接受的观念: 无论年龄、性别、种族、宗教或家庭状况的差异，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享有受教育的机会。确实，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为处于不同经济条件状况而又渴望成功的孩子打开了接受高等教育之门。也如美国总统林登B约翰逊在1966 年签署后韩国退伍军人法案( the Post—Korean G. I. Bill) 声明中所言，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立法是这个国家作出的最有希望的投资，是我们国家公民天才和雄心的投资。尽管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第78 届国会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并接受了各方大量的指导与建议，但该法案仍有它的瑕疵; 虽然所有的退伍军人都怀有诚挚的愿望，并且只有少数退伍军人能精明而合理地利用他们所应得到的援助，但仍然有滥用政府援助的情况; 尽管有大量的教育机构和职业团体真诚地帮助退伍军人并使他们获得最好的培训机会，但仍然有无能、低效甚至有彻头彻尾的欺骗情况的出现。退伍军人管理局( the Veterans’Administration，V.A. ) 经历了工作人员和设施需求不足之痛。二战结束后，回国军人每月以100 万速度递增，重新进入平民生活的退伍军人数量迅速达到高峰。国家短期内没有足够多的教育机构以及培训设施来应对如此突然的、大规模的、数以百万计的退伍军人，教学设施与师资严重匮乏。为满足回国军人安置的需要，大萧条十年时期准备的各种教育和课程培训机构此时全部启用，但仍显得捉襟见肘。 匡西特活动房( Quonset hut，一种用预制构件搭成的长拱形活动房屋) 、临时工棚、拖车式活动房等凡是带有四壁和屋顶的设施都投入了使用，老兵村( Vet villages)遍地开花。俄亥俄州玛丽埃塔学院( Marietta College)把停靠在马斯京根河( Muskingum River) 前海军海岸警卫队的一艘舰艇当作了学生宿舍，加州斯坦福大学把一家陆军医院改造成学生公寓。正如后来担任美国教师联合会主席的艾伯特夏克尔( Albert Shanker) 所言，二战后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对教学设施和教学人员的需求招致了准备入学学生的强烈抗议。这种状况必然会使退伍军人管理局遭受人员和设施瓶颈之苦，耽误安置进度，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些工作上的失误。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资金浪费、监管缺位问题。据统计，用于安置退伍军人的拨款约130 亿美元，但奉命对项目资金调查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认为在一些毫无意义的培训项目上浪费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总审计局( the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GAO)也向国会报告，学校经营者正与退伍军人管理局中的不法分子合谋欺骗国家。为了处理这一难题， 1950 年8 月28 日，国会成立特别委员会( the Select Committee) ，其任务是对在教育与训练以及二战退伍军人贷款担保项目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而彻底的调查、评估和研究。经过约一年半广泛地调查、详尽地听证和对证据艰苦地查阅，特别委员会向国会递交了报告:二战后我们珍视的永久和平的曙光已经黯然失色，我们又重新卷入了武装冲突之中，那些服役的男女又面临重新调整他们进入平民生活的困境帮助一个退伍军人就等于在帮助他( 她) 自己的原则仍然未受挑战，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能继续容忍已经使二战项目遭殃的贪污与浪费。虽然上述只言片语不能完全代表特别委员会递交国会报告内容的全貌，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实施过程中存在漏洞是毫无疑义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农场机构训练就因为缺乏最低的统一要求以及缺少监管而受到批评。也正如特别委员会所指出: 在全力应对迅速上升和大规模累积的退伍军人法案相关的教育和训练项目时，退伍军人管理局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管理困难。愤怒的国会不得不采取措施，停止拨付退伍军人在诸如跳舞、酒吧侍者和个性发展等职业方面的培训资金。蒂格委员会( the Teague Committee) 对如何安置朝鲜战争退伍军人时所作的评论更是反映了此前法案实施存在的问题。鉴于二战前后实施的安置退伍军人发生的浪费、滥用和低效，以此模式继续安置朝鲜战争退伍军人将是非常不公平的，从国家整体利益而言，继续项目的延伸实施也是不合准则的。退伍军人入学并无严格的选拔标准。二战期间服役军人大多文化水平较低， 23%的人拥有高中文凭，而具有大学学位者仅占3%。无需任何测试，退伍军人就可以到愿意录取他( 她) 的学校或学院读书。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实施之初，一些有识之士就忧心忡忡，许多大学教授和高校管理者更是感到震惊。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 Robert Maynard Hutchins) 认为，教育不是应对大规模失业的一种手段，高校将很快发现自己变成教育流浪汉的丛林。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B科南特( James B. Conant) 担心法案的实施会招致学术标准的下降，他宁愿法案资助的对象是从回国退伍军人中经过仔细选拔的人。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更是直言不讳，他在一本流行杂志柯利尔( Collier’s)上发表美国教育的威胁一文，表达了法案鼓励高校发展职业教育会浪费联邦政府拨付的资金的担心。认为所有投考者都应当参加全国考试，学校只需承担退伍军人一半的学费，只有成绩优秀者才可以进入大学学习，以教育替代救济或全国公共工作计划是可耻的，且无法令人容忍。曾参与法案起草的哈佛大学教授伊丽莎白科恩( Elizabeth Cohen) 的批评更是尖刻，她争辩道: 进入大学学习的人往往是特权中的特权者。为数不多的退伍军人接受了高等教育。有数据表明，近800 万教育受益的退伍军人中只有220 万人进入了大学，更多的人仅获得高中文凭、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教育领导和政策研究系主任罗伯特赛罗( Robert C. Serow) 根据调查数据得出结论，到1951 年止，只有446400 名退伍军人进入了大学学习。一项职业统计分析清楚地表明，参加二战并接受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资助的退伍军人最常选择的职业领域为: 机修工( 71. 1 万) ，商业与管理( 70 万) ，建筑业( 38. 3万) ，工程学( 29. 6 万) ，金属加工( 28. 8 万) ，会计与审计( 24. 3 万) ，大学教师( 22. 8 万) ，医药、牙科、护理和其它健康领域( 19. 8 万) 瑏瑡。由此可见，绝大多数退伍军人接受了非大学教育和在职项目训练瑏瑢。从退伍军人学习的内容和从事的职业来看，他们并不都是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与文化的知识精英，很多人只是在高等院校通过职业培训获得一技之长。总之，从实施的过程和结果来看，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在减轻退伍军人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是主要的，若说它为战后美国经济腾飞提供了充足的人才支持和强有力的智力保障则是不完全准确的。法案对美国的高等教育只产生了轻微的影响，从其开始制定到整个运作，期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和明显的差距。所以，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在推动教育发展方面的缺陷与不足应是二战后美国爆发第一次教育危机并导致国防教育法出台的诱因之一。二、生活调整运动的弊端与高级人才培养的缺失进步教育运动( Progressive Education Movement)是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的一种反对沿袭欧洲形式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旧传统学校教育的革新运动。二战前后，作为进步主义的重要项目———生活调整运动更是尽力开设满足学生需要的课程，如健康、道德行为、家庭生活、公民、消费教育、约会、服装、餐桌礼仪和娱乐等，所有学术性课程都从生活调整运动中被清理出去，这就造成了二战前后美国自然科学领域高端人才培养的严重缺失。生活调整教育发端于1945 年6 月由美国教育总署( United State Office of Education，USOE) 职业处发起召开的一次白宫会议。一直主张在美国学校实行职业教育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重要领导人查尔斯普罗瑟( CharlesProsser) 博士提出了建议: 社区职业学校能够为中等学校20%的学生进入需要技能的职业岗位做出较好的准备; 能够为20%的高中学生进入大学学习做好准备。对于中等学校剩下的60%学生的学习问题，查尔斯普罗瑟提出下述解决方法: 除非公立教育管理者在职业教育领导人的帮助下为他们制定类似的计划，否则我们不相信中等学校60% 的年轻人将会接受他们所需要的生活调整教育。意即中等学校剩下的60% 的学生应当作为公民被授予生活调整训练的权利。为此美国教育总署于1946 年成立了青年生活适应教育委员会，其宗旨就是更好地使所有美国青年过上称心的民主生活，并为成为有益于社会的家庭工作者与公民作准备。生活调整运动从此拉开帷幕。从1948 年普罗瑟发布生活调整教育决议到1951 年间，全国25 种教育期刊共刊载了116 篇有关生活调整教育的文章和40 篇支持生活调整运动的公告。同时，在美国健康、教育与福利部( theU. S. Department of Health，Education， and Welfare) 的支持下，生活调整运动改革者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付出了很多的精力。课程专家们开始了主要是外部的、自上而下的课程改革运动。芝加哥大学拉尔夫泰勒( Ralph Tyler) 博士应聘担任芝加哥沃尔特学校课程修订顾问，他解释道: 新课程设计涉及4 个步骤: 目标选择、学习经验确定、活动举办、评估规划。泰勒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承认教育手段可以改变人类行为的事实，在良好条件下，个人健康成长是判断任何教育事业最终成功的依据。根据泰勒和其他课程专家的观点，课程目标并不是根据知识增长，而是依据能够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