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干部队伍建设述论 刘会军武洋摘 要： 中共满洲省委确立联合一切武装力量共同抗日的政策以后，其所领导的东北抗日军队迅速扩大，干部队伍出现数量不足、水平不高的问题。东北地区党组织通过抽调和选拔的方式，增加了干部数量;对干部进行系统教育和训练，使其统一思想和规范行为，忠实执行党的政令、方针;实行严格的干部管理和审查制度，对干部进行有效的约束，维护了干部队伍的纪律性和纯洁性。东北抗日联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有效地增强了军队的向心力、凝聚力，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这是东北抗日联军能够区别于其他松散的抗日武装，在沦陷区坚持抗战的决定性因素。Key： 东北抗日联军;干部队伍;选拔培养;教育培训干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的骨干力量和关键纽带，1933年中共满洲省委正式确立了联合一切武装力量共同抗日的政策，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与义勇军、山林队、红枪会广泛联合，组建“统一战线”旗帜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随着军队的迅速扩大，干部队伍数量不足、水平不高的问题成为制约军队发展的关键问题。东北地区党组织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有效地增强了军队的向心力、凝聚力，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目前学术界对于东北抗联的研究多偏重于军史、战史以及统一战线的实行等方面， 对抗联干部队伍建设的研究较为薄弱。本文以东北地区党组织和东北抗联的文件、报告为主要依据，辅以档案资料、回忆史料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干部队伍建设的过程进行研究，试图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和认知。一、抽调与选拔“把党内最好的力量集中到军队”1933年5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下发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其领导下的东北各地反日游击队开始系统收编义勇军、山林队、红枪会以及哗变的伪满军警，并从农村大量补充兵员，先后组建了“统一战线”旗帜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到1935年，党所领导的军队总人数从1933年底的千人左右迅速增长到了六千余人。在这种情形下，干部数量不足的问题成为制约军队发展的最大问题。一方面，这一新旧相杂、成分各异的军队急需大量熟悉党的理论知识的干部对其进行领导和教育，唤醒各级官兵的爱国思想和阶级意识，将他们真正纳入到党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频繁的战斗造成了干部队伍的严重减员，据统计，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在1935年一年的时间里，就牺牲了团长两名，司令部、团部副官两名，连长、指导员及排长二十余名，【 洞北张民甫关于珠河第三军工作的报告（1936年3月17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6辑，内部资料1990年版，第54-55页。】 “一次损失的干部未复，一批又牺牲，真是万分困难”。【 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给省委的报告（1934年9月），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4辑，内部资料1989年版，第186-187页。】 中国共产党向来将干部视为“决定一切的枢纽”，【 王明、康生关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斗争策略等问题致东北党组织及抗联负责人的信（1935年6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东北抗日联军 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82页。】 面对严峻的干部缺乏现象，怎样注入新鲜的血液以保证干部，尤其是能够忠实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干部数量上的充足，是进行干部队伍建设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地方抽调 从地方抽调干部进入军队，这是东北地区党组织为满足军队干部需求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自1932年起，中共满洲省委为建立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就陆续抽调干部到各地创建反日游击队，南满地区的杨靖宇、宋铁岩、李红光，北满的张甲洲、赵尚志，东满的周保中、柴世荣等都是党组织先期派往军队进行开拓工作的干部。大规模的调派发生在1935年以后，1935年6月3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给东北负责同志的信中提到，在党的工作方向发生彻底转变的关键时期，如果想要发展更广大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应该有计划地调动和分配干部，把目前党内最好的力量都集中到游击区和军队中，以便更好地支援抗日游击战争。【 王明、康生关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斗争策略等问题致东北党组织及抗联负责人的信（1935年6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东北抗日联军 文献2，第82页。】对这一阶段的东北党组织来说，日伪针对其地方组织的多次大规模的破坏活动，使地方干部在数量上捉襟见肘，难以实现通常意义上的调派，党组织遂采取变通的方法让地方干部在军队兼职，以达到“有计划地调动和分配干部”的目的，既满足军队的干部需求，也不至于令地方工作陷入停滞，一举两得。在1936年9月成立的北满临时省委的7位常委当中，有5人兼任军中要职。【 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组织史资料1923-198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版，第67页。】 而同年7月成立的中共南满省委13位委员中，在军队兼职的人数更是达到11人之多，【 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吉林省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吉林省组织史资料1924.8-1987.11，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頁。】 足见在这一阶段，地方与军队的干部共用现象十分普遍，对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成为东北地区党组织工作的绝对重心。地方上的干部多是从事革命工作多年的老同志，经验和能力自不必说，思想的坚定性也是一般党员所不能及，他们常被分配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在政策的制定和战略的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干部来到军队，大部分从事的都是政工工作。上文所述的北满省委在军中任职的5位常委中，有3人担任军、师级的政治部主任，而南满省委在军中兼职的11人中，负责政工工作的竟有8人。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编写的作为“剿匪”参考材料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对这一现象有过如下描述：“省委与匪帮是合为一体之关系，并据此而组织活动，当然不能与武装匪帮互相分离，即随同匪帮进行袭击，同时活跃于宣传抗日、组织通匪团体或进行怀柔群众活动，而有关之各项工作均可以看到由军内党组织或党员之政治部成员来担任。”【 吉林省档案馆编译：东北抗日运动概况1938-1942，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从下层选拔 地方抽调干部的前提是不能影响到地方的正常工作，所以数量不免有限，只能缓解一时的困难，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军中的干部问题，还是要建立一条从下层吸收的长期渠道。1934年中共满洲省委针对干部问题专门发文，要求各军大胆地从作战和日常斗争中发现优秀的同志，并选拔其到重要岗位上来担负领导责任，从而打破专门依赖上级的倾向。【怎样训练干部（1934年8月6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9辑，内部资料1988年版，第356页。】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各军的干部选拔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思想觉悟和个人能力是东北抗日联军选拔干部的主要标准。首先是思想政治觉悟，抗联五军一份文件中颇具代表性地列出了干部选拔的五项标准：（1）站在“九一八”事变有历史性不动摇反日民族革命之事业上;（2）最好是共产党员;（3）忠实勇敢;（4）善宣传，善于群众工作。（5）有学习追求革命之前途。【 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副军长柴世荣等人给周保中的信（1937年3月3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館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8辑，内部资料1990年版，第75页。】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这五条当中除第四条涉及个人能力之外，其余几条均属思想觉悟的考察范畴，可见思想是否坚定、能否对党忠诚是军中选拔干部的首要标准。其次是个人能力，党组织鼓励抗联各军在反日游击战争和日常斗争中发现能力突出的同志并加以提拔。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则中规定，对于英勇作战及一切有功之战士将酌情予以升级，如有特别功绩时，则“给予名誉奖励（勋章）并升级”。【 东北人民革命军暂行规则（1933年9月18日），赵贵福主编：磐石文史资料第9辑，政协磐石市委员会内部资料2003年版，第307页。】 实战的经验远胜于坐而论道，可以使指战员们迅速成长，而那些能够在斗争中有突出表现的人员，必定是勇气与能力的双重强者，有充分的资格受到提拔。这种选拔方式意在激发广大指战员的勇气和作战的积极性，与思想政治觉悟的考察共同构成了军中选拔干部的主要标准。两项标准叠加足以筛选出下层中最勇敢坚定的同志，是养成“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的必要基础。在初次选拔后，党组织仍采取增强工作能力和提高思想觉悟并重的方式帮助干部成长，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干部成长路径。在能力方面，党组织要求上级领导对新干部进行耐心的引导和教育，“要估计到新同志工作情形不熟悉，经验缺乏，首先和他们作个别的谈话，给以个别的工作，告诉他们许多实际工作的方法，很好的领导他们去执行”。接下来，要注意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错误和缺点，“详细的说明解释错误的来源、困难的原因，以及实际纠正错误和困难的方法”，最后根据他们的进步程度，再委派其更复杂的工作。如此反复的教育锻炼能够让新干部在与党组织的不断交流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加以改进，从而使自身能力得到提高。而在思想方面，“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去充实干部”是提高干部思想政治觉悟的重要内容。通常情况下，提拔上来的新干部虽具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和革命愿望，但对党的理论、政策尚不能充分地深入理解，军中党组织针对这种情况，要求各军干部“提高学习精神，建立发展各种学习研究的组织，如列宁小组、列宁读书班、研究小组、学习会议等来最广泛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教育”，【怎样训练干部（1934年8月6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9辑，第356、360页。】在日常的学习研究中进一步强化干部的理论水平，使其自觉地克服不正确的思想，更加忠实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在抗联实际的行军作战中，干部能力强弱和思想水平高低往往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影响、相互促进的。根据抗联六军将领王明贵的回忆，1934年他参加汤原游击队时只是一名普通战士，虽也算得上积极勇敢，“但思想上对革命的胜利前途认识模糊，有时思想波动，看到敌人的势力那样大，三天两日的作战，昼夜行军，生活又苦，有时想回家，但路远、无钱，又怕回去后受日本鬼子的残害”，意志总是不够坚定。后来在上级党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觉悟得到了提高，“认识到抗日是正确的、光荣的、是一定会胜利的，这样思想就坚定了，因此在作战中更勇敢”。1936年4月王明贵被选拔担任抗联第三师第四团青年连连长，成为一名基层指挥员，随后在战斗中屡建功勋，成长为一名师级干部。【王明贵：王明贵自传，忠骨 抗联名将王明贵将军回忆录，白山出版社2012年版，第486页。】 从下层中选拔是抗联干部最主要的来源，各军的中下层干部绝大多数是通过这种方式成长起来的，如一军的朴宗翰、韩浩、王仁斋，三军的许亨植、于保合、李振远，五军的王效明等等，他们在党的提拔和教育下，在军中自觉地贯彻实施党的方针政策，发挥了重要的带头作用。东北抗联的干部补充工作采取抽调与选拔并重的方法，抽调地方干部任职于军中，利用他们业务能力强、斗争经验丰富的优势，使其承担重要的领导工作，决策关于军队发展的重大问题。而从基层选拔上来的干部，则是在反复的教育中坚定思想、锻炼能力，以适应复杂的战争环境。随着军队的扩大和战斗的减员，这些新干部迅速补充到抗联各军当中，逐渐替代了原有的一部分义勇军和山林队首领，在年龄、阶级成分、政治思想性、组织纪律性等方方面面都表现出更大的优势。二、教育与训练在学习与实践中统一思想和规范行为教育与训练是东北抗日联军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在军队初创时期东北地区党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