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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高估了英国国家资格框架 初到英国,颠覆的不仅仅是习惯已久的生活方式,更有学术研究范式以及原先对英国以及欧洲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种种认识与理解。这里就我对英国国家资格框架的新认识略谈一二。职业教育的功能之一就是帮助学员们实现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实现这一过渡有多种途径,其中帮助 学员们获得劳动力市场所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就是有效的途径之一。为此,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建立了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职业资格与学术资格之间等值且可实现互换的国家资格框架。如英国20世纪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建立的NVQs(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GNVQs (General 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NQF(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并于2011年改革为QCF(Qualifications and Credit Framework);又如澳大利亚20世纪90年代建立的AQF(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对于国家资格框架的看法,中国的学界一直持有褒奖的价值判断,归纳起来,认为国家资格框架的优点和创新之处在于如下几点:首先,国家资格框架的根本用意在于保障职业资格与学术资格之间的等值。从稳固和提升职业教育地位的角度出发,英国国家资格框架于创始之初,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该框架力图从制度上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等值,从而改变人们对职业教育一贯的看法,提升职业教育的地位,让民众能够更加自愿地选择和参加职业教育。英国政府宣称,无论是走学术轨道还是职业轨道都能够到达人们想要的层次。在同一层次上,学术资格或学位与职业资格可以视为完全等值,这就是英国政府看来可以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认为值得借鉴的重要原因。其次,国家资格框架旨在建立通畅的路径让学习者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顺利转换。英国政府在确保不同资格之间等值的基础上,力求实现个体在职业教育轨道和普通教育轨道之间的随时自由切换,以及普职之间的融通。例如,贯穿于QCF中的APL(Accreditation of Prior Learning)对学习者之前的学习成果、工作经验予以认可,相同的学分不仅可以在获得不同的资格之间,还可以在不同的培训机构之间进行转移;另一方面,QCF中的学习单元是最小单位,是学分授予的依据,学习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灵活性,以学习单元为单位进行更小步骤的学习,为学习者更为方便地协调学习、生活、工作奠定了基础,并保障“每一个人的成功”。从个体学习者的角度出发,这一做法可以满足学习者多样化的发展需求,并根据自己的情况随时调整;而不是像国内,一旦学习者进入一个轨道后,就比较难转换成另一轨道了。这是中国学界支持建立国家资格框架的又一重要理由。最后,国家资格框架能够增进参与各主体之间,包括学习者、教育与培训机构和企业界的相互沟通与理解。英国国家资格框架从NQF到QCF的更迭进一步推进了资格标准的统一化、清晰化、透明化和规范化,使得学习者、雇主、培训提供者等相关群体更加清晰地了解各类资格证书的水平和等级。这样就确保了需求导向的教育与培训的开展,保证了学习者能够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我自己原先非常认同这些观点,介绍过相关的做法。于是,到了英国就迫不及待地询问和讨教,希望能够获得更多宝贵的做法,为中国借鉴和学习。但事与愿违,英国国家资格框架在实践中和建立的动机之间有点南辕北辙。据我了解,目前英国学术界对国家资格框架的态度并非支持性和赞成性的,而是认为存在较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等值”还很遥远。英国国家资格框架试图让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等值的愿望被英国学者视为很普通,而民众的眼里却仍然只是一个理想。从文化层面来看,英国人依然希望走学术的道路,尽管它更为艰辛,从英国学生们热衷于参加各种私立学校的入学考试就可见一斑,这种情形同瑞士完全不同,瑞士有70%的人自愿选择学徒制系统。即使对于已经选择了学徒制或其他形式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人而言,他们也并不认为职业资格与学术资格具有什么可比性,更难说是等值了。因此,在具有崇尚“精英”的文化传统中,普职等价可能只能沦为政府的一种口号,而要使之成为民众心目中的共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二,“互换”遭遇尴尬。当我同一些学者聊起英国国家资格框架可以保证学习者在不同轨道或者不同资格之间顺利切换时,他们觉得政府当初的想法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由此还导致了现今很多实践中的尴尬情形。例如:一位木匠取得了四级职业资格证书,当他想去学习学术知识的时候,他会发现他的学术教师的资格证书仅仅是三级,三级证书的教师如何授予学生更高级别的资格证书呢?由此,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轨道与学术教育轨道之间的等值互换是存在障碍的。又如,在英国国家资格框架中有些职业资格很容易取得,如零售业的资格,40小时的学习就可以获得,而有些职业资格需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来获得,但两者之间的级别是相同的,这样公平吗?这样会导致有些学习者避开难度比较大的职业资格,而选择容易取得资格的职业去学习。尽管2011年全面推行的QCF一定程度上考虑了这个问题,引入了国家学习时间(national learning time)这个概念,试图从时间和难度上进行衡量,但在实践中仍没有证据证明其有效性。这样,就会带来很多结构性失业或者获得一定级别的资格但难以找到工作的现象。再如,不同职业之间的资格互换就更难了。当一个技术师级别的铁匠转换为护士的时候,如果不从头学起,能行吗?归根结底,每一种教育类型和每一种职业类型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忽视这种特殊性而人为地建立起立交桥其实难度很大。第三,“标准”困惑重重。对于英国的企业界而言,各个企业所从事的业务不尽相同。而国家资格证书的标准只可能来自于少数几家企业的要求。这样就导致有些企业认为某职业的国家资格证书是好的,有些认为这些“标准”是有偏差的。所以,获取职业资格证书并不能说明学习者具有在某企业就业的能力,也就导致不同的学习者获取证书以后的命运各不相同了。 论文网综上所述,这些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恰恰与国家资格框架建立之初的想法不一致,甚至有些背道而驰。当我和英国的一些学者交流时,他们表示,像中国那样划分不同系列,如工程师就走工程师的系列,护士就走护士的系列不是很清楚吗?为什么花那么大力气去把他们做成等值的?他们事实上怎么可能等值,又怎能从护士系列轻易转换为工程师系列呢?当听到这些想法的时候,我也很震惊,并不由地觉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之正确性。我不得不怀疑,我们是不是高估了英国国家资格框架的功能与作用?我们有没有必要去学习这一做法?写到此处,不由地觉得,其实理念的创新并不一定换来实践的成功。当我们处在一个强调改革与创新的年代时,真的有必要谨慎行事,并非全新的就是好的,就是有效的,就是必然会成功的!沐浴着英国Kenilworth小镇的阳光,凝视着远方标志性的古老钟楼,我深深意识到更为深入的、多方位的比较研究对把准我国职业教育方向、让它顺利地朝前发展是多么的重要,我们的学术研究道路还很长,发自内心地希望我们的研究对让中国的职业教育走上不折腾的道路起到一点作用。(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现为英国华威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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