泓域/碳纤维企业公司法与公司制改革分析碳纤维企业公司法与公司制改革分析目录一、 苏联及东欧国家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1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8三、 公司法的起源与发展14四、 中国公司法的历史与现状17五、 公司简介19六、 产业环境分析20七、 风电叶片：受益于叶片轻量化与海风发展，碳纤维需求有望高速增长23八、 必要性分析27九、 法人治理27十、 发展规划42十一、 项目风险分析45项目风险对策48（一）政策风险对策48目前，国内有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但还需要把握机会，抓住国家目前鼓励符合产业政策项目建设的机会，让项目尽快进入实施阶段。48一、 苏联及东欧国家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动力不足、运转不灵、效益不佳，迫使苏联及东欧国家先后进行了引进市场机制的改革。在探讨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过程中，苏联及东欧的学者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探索国有经济与市场机制的结合。（一）兰格的计划模拟市场模式把市场机制引入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初理论，是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的计划模拟市场模式。它产生于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否合理配置资源的大论战中。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由于社会主义没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不可能有合理的资源配置，所以计划经济是无效率的。针对这种观点，兰格等经济学家进行了系统的反驳。他在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泰勒模拟市场“试错法”.的基础上，于1937年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一书，形成了著名的兰格模式。兰格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均衡是通过市场竞争的“试错法”实现的，价格的波动最终使供求均衡。在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劳动力是属于个人的，应由市场决定；生产资料是公有的，没有生产资料市场，其价格也不能由市场决定，但可以由中央机构根据“试错法”模拟市场来确定。其过程是：（1）计划机构先给出生产资料的一个“计算价格”；（2）如果这种价格与供求关系不符，则会出现供求差额；（3）计划机构按照“错了再试”的原则，重新制定价格，最终使供求平衡。兰格指出，由于中央计划机构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了解比私人企业要广泛得多，所以，通过“试错法”实现的均衡比市场调节要快得多。兰格模式的影响虽然十分深远，但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1）价格的决定过程非常复杂，由于受信息条件的制约，中央计划机构试图模拟市场确定数千万种商品的均衡价格是根本不可能的；（2）兰格模式中缺乏激励机制，它要求企业完全遵守投入要素组合成本最小化和产出规模使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两条行为规则是不现实的；（3）兰格模式中缺乏竞争机制，而没有竞争是不可能实现均衡价格的，也不可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二）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在苏联及东欧国家中，将国有经济改革与市场机制结合得最早、也是最有特色的，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理论界的探索主要集中于社会所有制上，其主要理论支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他们经常引用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一段话：“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他们认为，国家所有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目标，而只是建立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尽管社会主义国家是代表人民的，但只要全面的经济规划任务仍掌握在国家手里，国家就会逐步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劳动群众之上的官僚机器。南斯拉夫所追求的，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社会所有制。著名经济学家爱德华卡德尔指出：“这种公有制既是全体工人的共同阶级所有制，同时又是任何从事劳动的个体所有制的形式。”1950年，南斯拉夫开始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把企业交给劳动者集体直接管理和支配。但是，任何人对这些生产资料都不拥有任何所有权，自治的社会所有制不是集体或集团所有制，更不是私人所有制。从1955年开始，南斯拉夫逐步建立起自由商品经济，生产资料和其他产品一样可以自由交易。这样，投资、生产、分配等活动均由市场调节，最终形成了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由此可以看出，南斯拉夫改革的特点是“新的探索受制于原有的探索”，而且这种探索“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由于南斯拉夫率先改革了国家所有制，大胆引进了市场机制，使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其自治制度产权关系模糊不清，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自治”按照生产本身不可抗拒的逻辑，不知不觉地逐步演化为变相的集体所有制，再加上自由商品经济的无序发展，最终使经济运行陷入混乱之中。（三）布鲁斯的分权模式布鲁斯是波兰的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60年代针对兰格模式的缺陷，提出了国家通过市场引导企业决策，实现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分权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宏观决策由国家掌握，微观经济决策则由企业在市场的调节下独立进行。分权模式的提出，建立在对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布鲁斯认为，社会所有制不同于一般的公有制，特别是国家所有制。国家所有制依国家的性质不同，而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他指出：“所谓所有制，意味着所有制的对象由所有者为了他的利益（广义的）而加以处置。因此，要使所有制是社会的，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标准：即对所有制的对象的处置必须是为了社会利益，并且所有制对象必须是由社会来加以处置。”。在这两个条件中，第二个条件又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第一个条件的保证。社会实际支配生产资料，是指工人阶级实际上参与国家的管理和决策。因此，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基本标准就是民主主义的标准。布鲁斯强调，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必须克服管理机构的官僚主义化，不断地现实地去扩大社会对于一些级别上的政治、经济决策的影响力，并且发展一些生活领域，特别是经济活动中的社会自治。为此，就应建立分权模式，以减少权力集中，增加企业和地方单位的独立性。布鲁斯不主张彻底否定国家所有制，认为国有化是实现社会化的通道，其具体途径就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民主化。他不同意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认为这会导致集团所有制。应当指出，在布鲁斯的模式中，实际上强调的还是计划经济的作用。他认为投资应由中央政府分配，而不受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他主张由国家决定价格、工资和利率，而不是由企业决定。总之，布鲁斯模式毕竟是60年代的产物，难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的色彩。（四）锡克的集体所有制理论和计划市场模式奥塔锡克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经济学家，60年代曾任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和副总理，对该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影响很大。锡克对传统的国家所有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国有制不能克服生产领域中扩大资本与增加工资之间的矛盾，因为它使企业与职工之间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疏远，造成了企业领导的官僚化。职工无权参与企业的管理，不能直接参与企业成果的分配，他们自然不会关心资本的扩大。只有通过南斯拉夫式的集体所有制，才能解决这一矛盾。但是，锡克所说的集体所有制，与我国的集体经济并不完全一样。这种所有制要使每个职工都成为企业的共同占有者，都得到代表一定的资本份额的证券；并能获得相应的利润分红或新增证券的权利。职工退休，他就不再享有得到新证券的权利，但仍可取得原有证券所分得的利润。职工死亡，证券自动收回。可见，锡克所设想的是一种特殊的集体所有制，它类似于股份所有制，但证券又不可以转让。在这种所有制下，国家的作用并没有取消，它除了决定资本份额以外，还要给予股份所有制一定的限制。这些国家除了拥有税收手段（累进制财产税、所得税等）以外，还可以用法律形式规定支付分成的最高利润份额。要对政府对企业的父爱主义，意味着绝对的保护和安全，也意味着家长式的干预和管束。因此，他预见到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是十分艰巨的，甚至认为计划与市场的结合若搞不好，会集中了二者的缺点。后来，东欧政局剧变之后，他在走向自由经济之路一书中，把这种改革的艰巨性极端化了，重申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一书宣扬的观点，即只有私有制下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合理的。所不同的是，他论述了怎样走经济自由之路，认为父爱主义、软约束及短缺问题，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是没有出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市场经济的市场社会主义也是没有出路的。显然，科尔奈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样，东欧的学者们从模拟市场开始，经过长期的探索，最终得出了社会主义必须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结论。然而，与东欧学者丰富多彩的理论模式相比，除南斯拉夫外，其他国家的改革实践显得迟缓而缺乏生气。改革的决策者们在两个至关重要的难题面前退却了：一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是适当发展非国有经济以促进国有经济的改革。他们始终不敢打开这两道关键的闸门，担心市场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自我扩张力，会冲垮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一切堤坝，造成无人能够驾驭的混乱局面。同时，他们也没有找到国有企业与市场兼容的有效形式。而这些关键性的难题正在被中国的改革慢慢地解开。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当东欧国家先后展开经济改革之时，中国却进行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问题的认识，是从1979年经济改革后才开始的。中国的改革不仅起步晚，而且起点低，改革是在没有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的。然而，在短短的十几年里，中国的市场理论和市场化改革一起，跨越了其他国家二三十年所经过的历程，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同时，中国正在探索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初步找到了国有经济与市场兼容的具体形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阶段中国改革之初，首先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东欧，决心仿照他们的市场化改革。但由于传统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所以人们十分谨慎地对待市场问题。1979.年3月，陈云同志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这一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几乎被引入这一时期的所有重要文献。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也就是说，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由国家统一计划出一定的范围，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这一部分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有益的。”并提出，要“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二）“有计划商品经济”阶段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标志着我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问题认识的一个重大突破。决定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利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我国计划体制的基本点可概括为：“第一，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第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生产和交换，主要是部分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它们在国民经济中起辅助的但不可缺少的作用；第三，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第四，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指令性计划则是必须执行的，但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同时，决定还明确指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要依照所有权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扩大国有企业的自主权。“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