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与周扬的恩怨及超越(1) 结怨李卓吾 刘绍棠与周扬的结怨，看似意外，其实也颇为正常。 1954年，刘绍棠虽还只有18岁，但已在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多篇作品。1952年发表的小说青枝绿叶，不仅被臧克家主持的新华月报文艺版转载，还受到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先生 推重，编入高中语文教材第三册；1953年17岁时入了党，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195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出版第二个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此时的刘绍棠，完全用得上“春风得意”这个词。 但就在这一年，刘绍棠与周扬遇上了。周扬当时担任着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是代表中央主管文艺的重要领导人。此时的周扬，据很多人回忆：位高权重，在文艺界十分令人生畏。 刘绍棠当时主要受团中央培养。团中央是做青年工作的，对青年的思想和精神状态较为熟悉，所以也相对宽容。在这种环境中，按刘绍棠后来的话：“我在团中央，一向童言无忌。”因此，到了文艺界，也就不知忌口。当时文艺界会议颇多，刘绍棠头角初露，很受人们瞩目，许多会议都邀请他参加，参加必发言。这些发言，常常仍“童言无忌”。所以当时就给周扬留下不良印象：“不知天高地厚。” 在1954年的一次座谈会前，周扬见到刘绍棠，便招手让他过去。在交谈中，周扬问刘绍棠是哪里人。刘绍棠回答：通县。周扬一听，便问：读过李卓吾的著作没有？ 李卓吾是明代末期的大学者，他的著作在后世极有影响。由于他晚年流寓通州，在此遭谗被捕，并在狱中自杀。他的遗体，就葬在通州的北关外。刘绍棠当然听说过这位大学者的事迹。但是，当时他年仅18岁，要让他去啃李卓吾的著作，显然不大现实。刘绍棠当时大约也不在乎，便据实告诉周扬：没读过。 “你这个通县人，怎么连李卓吾的著作也没有读过呢？”周扬一下子变了脸，厉声严词地训斥了起来。 当时的情形，用刘绍棠后来的话形容：“周扬是周瑜的后代，也是美男子。发起脾气，亦如其先祖玉面生威，盛气凌人。” 今天看来，周扬的“陡然变脸”，应该在表达一些积久对刘绍棠“不知天高地厚”的不满。因为这脾气发得有些太快，也太大，并且没有多少道理。 刘绍棠当时仅18岁，加之颇有创作成绩，心情当然有些对抗。这之后，在多个场合，有机会他便顶撞周扬。1956年春天全国青年创作会上，刘绍棠还在发言中，就文艺界问题闹了一阵，矛头直指周扬。弄得一位大会负责人告状到团中央。团中央一位书记要处理刘绍棠，多亏胡耀邦同志保护，他才没有受处分。但胡耀邦也批评刘绍棠不该口出狂言，攻击文艺界领导。 这些因素，加之地位、年龄、性格等方面的差异，便造成了刘绍棠与周扬间较深的积怨。 “大辩论”后大风波 1957年，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大鸣大放”空气的鼓励下，刘绍棠结合多年创作实践和自己的研究，一连发表了多篇文章，对文艺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普及与提高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在今天看来仍值得重视的见解。 1957年4月号北京文艺上，刘绍棠发表了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一文。此文中认为：“如果我们的文学事业不受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它是应该而且可能取得更大成就的。” 那么，在刘绍棠的眼里，文艺中的教条主义理论是咋回事呢：“只单方面强调作品的政治性，而抹杀作品的艺术功能；漠视复杂多彩的生活真实，闭着眼睛质问作家难道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吗？”“这种教条主义的戒律，迫使作家不去忠实于生活的真实，而去忠实于要求生活和要求人物的概念；迫使作家忘却艺术的特性，而去完成像其他社会科学那样的教育任务。” 刘绍棠的艺术见解，对当时的情形，应该说是相当准确的批评。几十年后返回头看，这些见解仍可发人深省。 不仅中国，刘绍棠还结合当时文学上最推崇的苏联作品来谈，认为它们“后来，当只许反映社会主义优越性，服务于抽象的政治宣传目的于是文学作品开始粉饰太平了，无冲突论风行了，后二十年的文学事业比前二十年逊色得多了”。 对于这样的话，周扬的反应可想而知。前段时间出版的王蒙自传里，记述有一段他与周扬的谈话，其中就牵涉到刘绍棠的这些观点。当时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引起很大反响。可是1957年2月，李希凡突然在文汇报发表长文，批判这篇作品。王蒙当时年轻，也气盛。他便写了一封信，给当时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周扬。周扬在接见王蒙时，曾皱着眉头对王蒙说：有一个表现很不好的青年作家，叫什么呢，他扬言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学成绩不如革命前的，中国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文学成就不如座谈会前。王蒙在文章里说：“我完全体味到了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与严重性。我知道他说的是刘绍棠。”这样的态度，周扬不仅仅在与人谈话中表露，后来在文章里，更给了刘绍棠猛烈地回击。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中国作家在1958 50年前作家通讯上303位作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