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科技大学泰山科技学院毕业论文论疑罪从无原则引 言在我国，疑罪从无的原则已经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对于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审判阶段中尚未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有罪时，不应认定为有罪；存在疑似罪的也应该依据疑罪从无原则判定此被告无罪，从而终止诉讼。很明显这样立法有利于显失公平，并且能够维护在诉讼各阶段中处于劣势地位的被告人的权利，对协调目前我国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各方利益之间的冲突、不均衡具有积极的作用，深入贯彻此原则能够推进我国刑事诉讼过程的完善，更好地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立法精神。但不可否认的是，司法实践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却是与理想存在很大差距。一、疑罪从无原则的概述（一）疑罪从无原则的最初确立 1疑罪从无原则，最先是作为政治法律思想由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首先在其1764年出版的论罪犯与刑罚一书中提出的，阐明了“疑罪从无”思想。在他认为：“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有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其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应当被假定无罪”。 贝卡里亚著：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意大利1947年宪法第27条规定：被告人在最终定罪以前，不得认为有罪。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2款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86条规定：“任何人在被合法逮捕后享有尽早接受司法机关公正审判的权利，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均无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第162条第（3）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不能证明有罪就应该是无罪。从各国的现有立法来看，疑罪从无原则已经为大部分国家所认可，虽然各国对此原则的具体立法解释不同，但本质要求都是在没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情况下，就应视为无罪。 2. 所谓无罪推定，就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未经法定程序定罪之前，应当先拟定或认定其为无罪的人，也就是说任何人在没有经法定程序判决之前都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人。对疑罪从无的具体内涵有如下认识：（1）疑罪从无原则明确了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定罪的程序条件。对于案件的审理必须由法院以法定的刑事诉讼程序进行。这是程序的前提条件。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施加审判权，确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否有罪，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罪名成立必须以法院生效判决来确定，其他任何机关部门都没有认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的权限。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条第(1)项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照法律规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司法实践中确定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有罪标准是以达到一定的证明标准为前提的，对无法达到证明标准且案件事实不清楚的则构成疑罪，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罪行必须由追诉机关提出充分确定的证据加以证明，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否则不能进行定罪。公诉人、自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则没有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义务。 李学刚：论疑罪从无原则的法律内涵极其司法运用，载自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12期。（2）“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思想突出，明确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的维护。规定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在定罪之前能够顺利的参与到刑事诉讼中，享有无罪的人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不得将其与带罪之人区别对待开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应与其它的诉讼主体享有同等诉讼权利，在被定罪之前不能将其于罪犯看待，认定其有罪。 （二）疑罪从无原则的价值疑罪从无原则是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格尊严为基础产生而来的。为了维护了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制度，封建统治者利用其极大的权力对妨碍其维护专制统治、威胁其皇权的人进行残酷的迫害，一经指控犯罪就会被逮捕，对被告人实施严刑逼供，迫使其作出虚假口供以此来作为证据，进而定罪，这种情况均出于统治者对被告人的自我有罪认识。法律赋予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并予以充分的法律保障，这是社会稳定的前提。疑罪从无原则的确立，能够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无端侵犯提供充分保障，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有利于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效的保障人权，特别是保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充分发挥辩护制度的作用，还有利于疑案的解决，最后刑事诉讼法确认的无罪推定原则是对外开放的，辅之与国际私法准则接轨和协调的需要。刑事诉讼本身有三大目的，即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人权保障、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受传统文化以及小农经济、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律观念至今仍处于不均衡状态，其表现在公诉案件中控诉方与被告人之间的地位不平衡，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其公诉权利，有强大的国家权力做后盾，并且受到的制约非常有限，这无疑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造成严重的思想负担； 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在自诉案件中，被追诉的人、被害人都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的要求，在审判机关没给被追诉人定罪之前，被追诉人是无罪的，那么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被害人在诉讼权利的分配也应当基本上实现平衡，然而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被害人所享有的知情权并不充分，导致了被追诉人的利益不能得到保证，公平尽失，进而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疑罪从无原则提醒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不能在审判结束之前就把被追诉人当成罪犯，用一种有色眼睛来对待他们，应把他们当成无罪的人给予充分的权利。疑罪从无原则的贯彻实施，为我国控审分离原则的顺利实现提供了切实的保障。二、疑罪从无的表现形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条第（1）项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规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案件事实清楚是指犯罪事件的发生、发展、经过以及结果准确无误；证据确实充分是指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查证属实且符合证据的关联性、客观性、合法性。案件事实、各情节间都有必要的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之间所表现出来的矛盾能够依靠证据排除。在司法实践中，确定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有罪是以达到一定的证据标准为前提的，对无法达到证明标准的且案件事实不清楚的，构成“疑罪”。刑事证明标准是指刑事诉讼中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所要达到的程度。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证明标准的制定与把握是关键，直接关系到惩罚犯罪，保证人权和诉讼纠纷的解决。疑罪往往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1 案件事实要以证据的证明力为准，而证据能够成为证据又必须在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上有一定的把握，据以定案的某个或某几个证据不真实；2能确定一个被告人犯罪的构成要件不全面，即案件事实不清楚；3案件事实与证据之间不能达到吻合统一，证据与证据之间没有过渡性。三、我国适用疑罪从无原则的现状 （一）现行刑事诉讼法中体现出的疑罪从无原则 （1）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能确定有罪”刑事诉讼法第3条也有类似规定，这实质上确立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定罪权。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不得行使这些权利。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将疑罪从无确立为一项重要司法原则，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更加科学、更加人性、更加符合法制精神，是刑事立法的一次历史性的跨越，这一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吸收了西方国家无罪推定原则合理科学的部分。无罪推定原则的内容是：“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依法公开审判证实有罪前，应视为无罪。”所以，在刑事司法实践过程中，如果审判人员不摒弃有罪推定的落后观念，那么疑罪从无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2）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不负有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这样就加重了公诉人、自诉人的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负担，被告人只有在反诉的情况下才需承担证明责任，在我国的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173条中明确体现。疑罪从无原则要求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即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存在，它要求公诉机关不仅要提出优势的证据，而且所举证据应当达到能够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如果公诉机关不能排除合理疑点，被告人也没有必要证明自己无罪。当公诉机关的举证不能充分证明被告人有犯罪事实时，对被告人是否犯罪有怀疑时，应认定被告人无罪。 （3）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先入为主的以有罪人的身份看待，诉讼主体地位得到保障。取消了“人犯”的称谓，将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区分开，规定提起公诉前的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称“犯罪嫌疑人”，在提起公诉后到判决宣告前称“被告人”，只有在确定被告人有罪后称“罪犯”。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的辩护能力增强，保障了犯罪嫌疑人权益。 （4）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二）我国适用疑罪从无原则出现的问题虽然广泛认为疑罪从无原则对于整个诉讼程序的进行，对于保障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地位有积极的作用，但我国在实际运用疑罪从无原则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1、从立法角度看： （1）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强调证据，对于被告人定罪量刑，必须依据确实充分的证据为基础但对于刑事诉讼中规定的：“证据不足” 我认为规定的不够具体，由此导致公安机关立案，检察院审查起诉时为求高破案率，在证据尚不足的情况下仍进行了立案审查起诉，最终法院判决有罪从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2）我国法律没有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讯问时享有沉默权的规定，反而在刑事诉讼法第93条中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负有“如实供诉义务”，这是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益的表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询问中应该具体描述自己的犯罪过程。而我国长期以来又是“轻证据重口供”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公安机关的威逼下，内心上自然为了躲避一再的审讯，承认“犯罪事实”，做出有利于公安机关立案的行为。 （3）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但是没有达到无罪推定原则的国际标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二款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虽然只是“有罪”与“无罪”这一字之差却可以看出我国对疑罪从无原则适用的不彻底性。我国目前的规定只是体现了无罪推定的合理精神，但并不等同于无罪推定原则。 （4）没有明确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一些案件作出判决后又再次被起诉，导致疑罪从无缺乏应有的效力，主要表现在二审法院发回重审不受限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9条第（3）款规定“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这实际上是采取了“疑罪从挂”的解决方法，不利于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还表现在我国对于案件的起诉条件有疑问时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再行起诉，如此反复，不利于案件的解决。 2、从司法实践角度看： （1）目前，为人们所热议的赵作海案便是一个在立案、审查起诉、审判阶段没有深入、彻底适用疑罪从无原则的典型案例。在赵作海与赵振裳发生冲突，赵振裳逃跑后，恰巧出现无名尸体。在这看似符合逻辑的推理下，一个冤假错案便产生了。我国强调定罪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此案疑点众多，首先无名尸体与赵振裳母亲的腿骨比对时并不完全吻合，此无名尸体是否为赵振裳存在疑问，其次此案的认定中主要是根据赵作海的有罪供述。被释放后的赵作海在接受采访时的一句话让我们愕然，他说：“我不能说我没杀人，不说我就死了，他们让我说啥，我就说啥。”这反映出在我国当今法治下，刑讯逼供现象时有发生，这是与民主法治原则相违背的，是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