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费用“粘性”成因综述 一、引言 成本依据性态划分，可被分为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它使人们对企业成本对决策具有不同意义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成本性态反映的是成本与业务量之间的变动关系。成本可以依据成本性态被划分为三种类型：变动成本、固定成本和混合成本。依据成本性态理论，一般情况下，企业发生的成本不会是严格意义上的变动成本或固定成本，而会是介乎两者之间的混合成本。按照这个理论的推论可以得出，业务量变动的方向与成本的边际变动应该是无关的。 然而，Cooper and Kaplan（1998）以及Noreen and Soderstorm（1997）研究表明，某些成本在业务下降时的边际减少额低于业务量上升时的边际增加额，即产生了成本“粘性”；Anderson等（2001）对美国上市公司“销售、一般和管理费用”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当销售收入增加一个百分点，“销售、一般和管理费用”相应增加0.55%，而销售收入减少一个百分点，“销售、一般和管理费用”仅减少0.35%，因而存在于美国上市公司中的费用“粘性”现象得以论证。由此，国外学者分别从成本和费用与业务量的关系方面论证了成本费用“粘性”的存在性。 造成并影响成本费用“粘性”的原因有很多，本文将从三方面分析造成成本费用“粘性”的原因及目前研究成本费用“粘性”的状况，并进行简要述评，最后总结并提出未来研究设想。 二、成本费用粘性成因 关于成本费用“粘性”成因的研究，目前有两种分类，一类是孙铮、刘浩（2004）总结的“效率观”、“机会主义观”、“契约观”，另一类是Banker etal.（2010a）根据相关经验研究，将成本费用“粘性”归纳为“调整成本”、“代理问题”以及“管理者乐观预期”，本文将采用后一种分类。 目前，西方学者比较倾向于“机会主义观”也即可归为“代理问题”的解释，认为经理人员是自利并且风险规避，比较看重自身薪酬及所能控制的资源。我国学者大多从成本费用调整难以及代理成本的角度分析由此给成本费用“粘性”造成的影响，即总体而言，我国学者比较倾向于将成本费用“粘性”的原因解释为“调整成本”及“代理问题”。 （一）调整成本与成本费用“粘性” 调整成本观点认为，企业成本和费用的产生是管理者对各种资源投入承诺的结果，由于减少这些资源会产生相应的成本，管理者在做这些投入承诺时会深思熟虑，例如人力资源和机器设备减少的同时，相应会伴随着剩余员工工作士气的降低。由于企业向下调整承诺资源的成本要高于由于企业向上调整承诺资源的成本（Jaramillo etal.1993；Pfann和Palm，1993，1997），从而可能导致企业出现所谓的成本费用“粘性”。 由于业务量下降时所涉及的调整成本多与劳动力和资本有关，孔玉生、朱乃平、孔庆根（2007）发现，相对于其他企业，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公司相对于其他企业而言，显现出较高的成本“粘性”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成本“粘性”水平受企业行业和公司属性的影响。 刘武也早在2006年通过实证检验，得出行业差异性会导致企业费用“粘性”呈现较大不同的结论，并且还进一步论证了企业费用“粘性”的行业差异与其销售收入下降幅度区间之间存在一定关系。 实际上，早在2003年Subramanian等学者就研究发现，企业销售收入下降幅度不同，会表现出不同的费用“粘性”：企业费用“粘性”水平在销售收入下降大于15%时达到最高。 刘武（2006）的研究分析细化了此结论，得出：对于大部分企业（制造业、电煤水以及房地产企业除外）而言，当销售收入下降幅度在-0.3，-0.05）区间内时，存在显著的费用“粘性”，制造业较显著的费用“粘性”存在于下降幅度（-，0.3）区间内。 龚启辉、刘慧龙、申慧慧（2010）研究表明，较高水平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有助于增强要素的流动性，从而降低了要素调整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费用“粘性”水平；非国有企业因较少受到政府干预，对要素的获取和处置自主性较强，因此能够较好地通过要素市场进行要素调整，由此导致的成本费用“粘性”水平较低。 王明虎、席彦群（2011）也在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对成本费用“粘性”的影响方面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企业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其所显现出的成本费用“粘性”水平也是不同的。程婷婷、朱开?（2012）认为，如若将我国上市公司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三个阶段的话，处于不同周期阶段，企业的成本“粘性”水平是不相同的，成熟期阶段的上市公司的成本“粘性”水平要低于处于其他阶段的“粘性”程度。 由于企业所处地区的差异，成本费用“粘性”所显现的程度也是不同的。陈灿平（2008）发现，在我国东、西、中三大经济地区中，费用“粘性”水平最高的是西部地区，东部最低，中部居中。 结合陈灿平（2008）所分析的原因，笔者认为，更深层次上看，这很大程度上与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有极大的关系。我国中东部属于经济发达区，无论是要素和产品市场都较为广大，使其对市场反应较为敏锐迅捷，能够对自己的企业以及产品做出更准确的定位，对市场前景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大大降低其退出成本。相比之下，中部和西部的各个市场发育程度则明显落后于中东部地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调整成本较高。 不过，调整成本观点并不能从总体上解释成本费用的增减与业务量增减的不对称性，它只是从一方面解释了成本费用的向下难以调整性。 （二）代理问题 该观点认为由于代理问题的存在，自利行为将普遍存在于管理者对各种承诺资源进行剔除调整的决策中，使得企业的资源配置并非处于最优状态，从而造成成本费用“粘性”问题。经营者控制资源的增多以及其薪酬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这种“粘性”。 国外学者中，Calleja etal.（2006）、Chen etal.（2008）、Dierynck 和Renders（2009）等人，分别从公司治理模式、公司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动机等研究角度支持了此观点。 我国学者万寿义、王红军（2011）研究表明，在我国存在销售费用“粘性”行为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机会主义以及自利动机较显著。而董事会主席与CEO职权的分离会使公司销售费用“粘性”水平下降。 当企业自由现金流量过多时，管理者就可能用这些多余自由现金流量进行过度投资或增加其在职消费以提高自己的效用。Richardson（2006）、徐晓东、张天西（2009）的研究证明了这点，胡建平、干胜道（2009）研究发现，自由现金流量与闲置资金、随意性支出和过度投资之间呈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 万寿义、王红军（2011）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中，CEO与董事会主席职权分离通过减少公司自由现金持有量，使公司销售费用“粘性”程度下降。王明虎、席颜群（2011）实证验证，当营业收入增加或减少时，费用“粘性”与自由现金流量之间分别呈现出正向或反向变动关系。 另外，时间因素对成本费用“粘性”有着极大的影响。孔玉生、朱乃平、孔庆根（2007）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测试发现，随着时间的延长，成本费用“粘性”程度趋向减弱。根据经济学相关理论，笔者认为这与长期来看成本都是可调整的有关，短期内由于各种原因而不加以调整的成本，长期来看并不具有可持续性。而刘彦文、王玉刚（2009）实证研究表明，费用“粘性”存在于中国上市公司，除家电和石油化工行业外，普遍而言，费用“粘性”与检验期的时间跨度呈正向变动关系。 相关法律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程度会影响企业的成本费用“粘性”。法制体系的低效不能遏制管理层为了其个人利益而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于是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边际收益大于其边际成本的利益诱惑下，管理层有可能会铤而走险。潘颖静（2009）通过研究得出了“上市公司受所处地区法律保护程度越高，其费用“粘性”行为的程度就越低”的结论。 就代理问题这一观点，国外学者通过对各国成本费用粘性的研究，发现各国的粘性程度也是有差异的，其中美国和英国的企业管理者更多的关心股东利益，法国和德国的管理者则比较看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后两国企业的成本“粘性”水平要高于前两国。就我国而言，很多学者通过实证或是规范研究，得出管理者我国上市公司长期效率低下的结论，这也说明了在一定程度上，代理问题比较能说明我国企业管理水平不高、成本费用“粘性”较强的大部分原因。 （三）管理者乐观与成本费用“粘性” 该观点认为，普遍来说，企业的业务量长期趋增，这就使得管理层预见的未来业务量要多于目前状况下的业务量。也正是由于这种乐观预期直接导致了成本费用“粘性”的产生。国外学者Anderson，Banker和Janakriaman（2003）、Banker和Chen（2006）、Banker etal.（2010b）等人的研究支持了此观点。 导致管理者乐观的因素中，很大一部分与宏观经济增长有关，因此很多相关研究，如刘武（2006）、刘彦文、王玉刚（2009）等都得出了宏观经济增长对企业成本费用“粘性”具有一定影响的结论，认为当宏观经济出现强势增长劲头的情况下，管理者对于企业未来的乐观预期将会提高该企业的费用“粘性”水平。 笔者推测，与宏观经济环境相辅的企业所处行业及产品的阶段也与成本费用“粘性”有着密切关系。如若企业所处属于朝阳产业，那么，管理者便有充分的理由对业务前景保持乐观，即使是在业务量下降时，也不会过多地减少相关成本，而是会积聚实力等待行业春天的到来。由此，也会导致成本费用“粘性”的产生。 但是，管理者乐观预期这一观点能较好的解释短期内成本费用金额的稳定，如Anderson，Banker，Janakiraman（2003）研究发现，如若企业销售量在两年内出现持续的下降，管理者的乐观预期会相应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降低成本“粘性”水平的效果，但目前该观点并不能对长期的成本费用“粘性”的存在做出确切适当的阐释。 三、结论 相关的国外学者，如 Anderson 和 Lanen（2007， 2009）以及Balakrishnan etal. （2010）从样本选取和研究方法两个角度对成本“粘性”的存在性提出了质疑。按照这些学者的方法进行研究后发现， 先前发现的成本“粘性”大大减弱， 甚至出现成本的反“粘性”。 首次将费用“粘性”引入国内的孙铮、刘浩曾在2004年实证文章的最后指出，适度的“粘性”水平有利于企业长期绩效的提高，“粘性”过低或“粘性”过高都会对企业长期绩效产生不利影响。刘武（2006）、朱乃平（2008）认为，从长期来看，适度的成本“粘性”能有效地降低企业的整体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长期绩效。这些都说明对于“粘性”的适度性及其对企业的长短期绩效的具体影响方面还有待进行进一步研究。 根据本文所涉及的内容，因为企业处于不同的行业或者生命周期，会有不同的成本费用“粘性”，因此，如若能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各个行业内长期保持卓越的公司，分别对他们不同历史阶段的产品业绩及长短期绩效进行实证检验，以得出行业和产品的最佳成本费用“粘性”变动区间，进而可以更详细地得出成本费用“粘性”对企业长短期绩效的影响及影响程度，这样不但可以为企业日常良好的经营运作提供一个具有可信度的参考值，更可以为管理者正确判断产品及产业前景提供一个借鉴。 参考文献： 1刘武：企业费用“粘性”行为：基于行业差异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12期。 2孙铮、刘浩：中国上市公司费用“粘性”行为研究，经济研究2004年第12期。 3江伟、胡玉明：企业成本费用粘性：文献回顾与展望，会计研究2011年第9期。 4刘彦文、王玉刚：中国上市公司费用粘性行为实证分析，管理评论2009年第11期。 5万寿义、王红军：管理层自利、董事会治理与费用粘性来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