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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动力流动下的汇率动态汇率超调模型的一种扩展【内容提要】劳动力流动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现象。真实工资的变化是导致国际劳动力流动的内在原因,但因汇率变化产生工资差而发生劳动力跨国流动时反过来会影响汇率变动。将国际劳动力流动因素引入多恩布什经典的汇率超调模型之中,可从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劳动市场三个市场共同均衡的最优条件导出汇率和价格水平的动态关系。通过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可以从经典汇率超调理论中得到有启发性的政策含义:强调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应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变量,一国在政策设计中应注意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协调,同时注意汇率会导致相对的实际工资变化进而影响劳动力的跨国流动。Labor mobility is inevitable in all societies. The root cause of international labor mobility (ILM) lies in the changes of real wages, but ILM brought about by disparity of wages owing to changes of exchange rate may in turn affect changes of exchange rat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y introducing various factors for ILM into the model of exchange rate overshooting we can define the dynamic relations between exchange rate and price through examining the optimal conditions for the common equilibrium of the markets of merchandise, money, and labor. It is suggested that this new perspective provides researchers with a widow into policy implications owing to the enlightenment from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exchange rate overshooting. The implications include the necessity of emphasizing ILM as a variant of macroeconomic control, the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coordination of a number of economic variants in policy-making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the concern over the fact that exchange rate can bring about changes of real wages which in turn have an impact on ILM.【关 键 词】劳动力市场/国际劳动力流动/汇率超调labor market/international labor mobility/exchange rate overshootingEE11UU8414724一、引言“二战”以后,汇率决定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开始考察影响汇率的各种因素。购买力平价理论、利率平价理论、汇兑心理理论等逐渐被综合在一起,如纳克斯(Nurkse, 1945)和弗里得曼(Friedman, 1953)的研究就集中在外汇市场的投机问题上。纳克斯强调了羊群效应导致的风险性会使市场的不稳定性增强。弗里得曼对浮动汇率问题的突出贡献在于稳定化投机行为问题的研究。米德(Meade, 1951)则把对外均衡置于一般均衡的框架内加以处理,奠定了开放经济下内外均衡分析的共时分析基础,成为浮动汇率制度理论的早期研究者。米德之后,在货币分析法的正式形成发展过程中,波拉克(Polak, 1957)、蒙代尔和H.G.约翰逊(Johnson, 1958)等的研究起到重要的作用。波拉克所建立的模型方法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用于其成员国的业务管理。约翰逊等则沿用现代货币主义的一些理论假设,他们强调了开放经济中存量和流量的均衡的差别,成为了货币分析法应用于收支分析的标志(Frekel, Johnson, 1976)。20世纪60年代,奥茨(Oates, 1966)、麦金农(Mckinnon, 1966)、奥特斯(Otts, 1965、1969)等开始在开放宏观经济和金融资产组合平衡的整合分析中加入存量均衡约束。布兰森(Branson, 1968)、维利特和弗特(Willet & Forte, 1969),库里和波特(Kouri & Porter, 1974)开始引入了更加一般化的资产组合选择分析(Tobin, 1965),他们以国内资产净额抵消系数来间接地度量一国国际资本流动与货币政策间的关系,使其在分析货币政策与资本流动关系时更简洁和易于实证检验。20世纪70年代,随着固定汇率制度的逐步退出,汇率决定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有关弹性汇率及其波动性特别是决定均衡汇率的根本性因素等领域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其中,多恩布什(Dornbusch, 1976)以粘性价格模型为基础并引入预期因素建立起来的汇率超调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肯尼士罗戈夫(Kenneth Rogoff)称赞“超调”是多恩布什的一把钥匙,同时也是他对国际经济学的杰出贡献。事实上,在西方经济学中,对超调现象存在不同的解释。多恩布什的超调理论是基于短期的商品价格调整相对慢于资本市场的调整速度的假设,而有研究者将它归因于外汇市场缺乏投机行为(Mckinnon, 1976)。弗兰克尔和罗德里格兹(Frenkel & Rodriguez, 1982)重点研究了资本市场流动性和汇率超调的关系,认为在资本流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存在商品市场价格调整速度影响汇率超调的可能性。但是当资本流动受到限制时,汇率动态此时只受到资本市场的调整速度,即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和贸易余额的相对价格弹性的影响。相对地,商品市场的调整速度并不是关键因素。一些研究认为新的资讯对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也存在不同的影响(Dornbusch, 1979; Frenkel, 1980、1981; Mussa, 1979、1980);也有学者考虑了在资本市场中资产所有者在面对扰动时进行资产组合保值的过程(Kouri, 1976; Calvo、Rodriguez, 1977; Branson, 1979; Ethier, 1979)。他们对模型的分析认为,汇率是超调还是低调取决于对国内和国外可替代性资产组合的选择。无疑,这些研究极大丰富了动态汇率理论。与此同时,有不少学者试图对多恩布什的超调模型进行修改和扩充。德里斯基和麦卡弗蒂(Robert Driskill & Stephen McCafferty, 1980)研究了不同的资本要素流动性下汇率动态变化的幅度,认为随着资本流动性增强,面对货币扰动,汇率的波动性会增强。德里斯基(1981)使用瑞士和美国1973-1979年数据实证分析了汇率超调模型和购买力平价假设,不仅证实了长期内(2-3年)购买力平价的存在,而且验证了汇率超调的短期性(大概持续一个季度),之后汇率将呈现汇率升值和贬值交替的变化回到长期的均衡路径上。有国内的学者利用弗兰克和尼克尔(Frenkel & Nickel, 2001)等人的成果来修正“超调”模型,研究了一个具有微观结构的外汇市场在不同的资本控制和不同的控制程度下系统的稳定性及资本控制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问题(郭建泉、周茂荣,2003);也有学者引入了一种新的货币需求函数形式来重新推导多恩布什超调模型使其形式上更加简化(赵云辉,2007),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论扩展只是基于资本要素流动下探讨汇率动态问题,很少结合劳动市场来分析。众所周知,商品市场、劳动市场、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萨克斯(Sachs, 1980)在开放经济和浮动汇率情形下研究劳动市场上工资和汇率的相互关系,指出在真实工资受到汇率影响而变动时,货币政策扩张通过汇率贬值影响产出,并通过系统分析劳动市场的工资形成机制,重新得出了在完全预期和资本要素流动下新的汇率动态变化。之后的许多学者探讨了劳动市场中工资的变化及其应对各种经济扰动的不同反应。与此同时,有许多研究者开始关注劳动力的流动的成因。不过,他们在讨论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时,有关劳动力流动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研究还很不够。如凯利和威廉姆逊(Kelley & Williamson, 1984)仅仅强调指出,要考虑经济变量和劳动力流动的相关关系必须使用一般均衡分析。因此,为了探讨国际劳动力流动下的汇率变化及其福利效应,必须考虑求解多个市场的宏观均衡条件来得到汇率和劳动力流动影响之间的关系。由于真实工资的变化会导致国际劳动力流动(IML),当劳动力因汇率变化导致的工资差而发生跨国流动时,也同样会反过来影响汇率的动态。本文将国际劳动力流动因素融入传统的汇率超调模型,并结合运用传统的货币分析法和资产组合均衡法,考察开放经济中资本和劳动要素完全流动下汇率动态的变化,以及汇率动态如何受到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影响等问题,并给出拓展后的汇率超调理论的政策含义。二、模型建构及其数理分析(一)劳动市场均衡分析首先考虑劳动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均衡问题。为了简化研究,这里对劳动力市场作简要假设:第一,劳动者劳动供给存在两种选择,即国内就业和国外就业;第二,劳动者选择劳动供给由真实消费工资的差异程度决定:国内相对较高的真实消费工资将会吸引劳动力流入就业,同时流出国将发生劳动力流出;第三,这里的劳动力流动应该区别于劳动力迁移,即分析的是国际劳动力流动的短期瞬时调整;第四,任一时点上代表性企业的劳动力需求由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决定;第五,存在名义工资刚性;第六,模型分析不存在要素流动壁垒,资本和劳动可以自由流动。1.劳动市场的供给因一国的劳动者就业存在两种选择,即国内劳动市场就业和国外市场就业。利用George M. Agiomirgianakis和Athina Zervoyianni(2001)使用的劳动供给作为国内真实工资和国外真实工资的函数,具体化形式如下:三、结论与政策含义本文在多恩布什的汇率超调模型基础之上,借鉴相关学者对国际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成果,从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劳动市场三个市场共同均衡的最优条件导出了汇率和价格水平的动态关系,这一研究视角可以从经典汇率超调理论中得到更有启发性的政策含义。第一,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应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变量。在劳动力市场上,真实工资上升后,国内居民将增加劳动供给。一方面,根据汇率动态与劳动供给的相关性。从总体上看,汇率上升(本币贬值)会减少国内劳动供给,这一影响是汇率变化影响国际劳动力流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劳动需求是真实工资的减函数,工资水平高导致劳动需求减少。劳动和资本最优投入均成为实际汇率的减函数,当实际汇率上升(本币贬值),要素投入减少。国际劳动力流动的存在增加了国内就业和产出对汇率变化的敏感性,于是经济扰动的影响通过劳动市场直接反映在商品市场上,发生产出的变化从而影响货币市场的均衡。因此,在国际劳动力流动情形下,不仅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调整速度差别会影响汇率贬值的幅度,经济扰动所带来的汇率贬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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