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鲁迅”时代鲁迅形象的研究与价值衡估 陈亚宁，董 磊（河北大学 艺术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从广义上讲，任何对鲁迅其人其作的阐释，只要其分析试图与鲁迅的人格精神相关联，那么就可以说这是和鲁迅形象相关的研究。然而，如此划分显然因太过宽大而失去分类的价值，本文将时间限定在鲁迅身后，即所谓的“后鲁迅”时代，将鲁迅形象提升作为主要的Key，鲁迅形象作为独立的研究主体而非依附于文本、纪念等研究对象。鲁迅说：“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1因为人之死终结了鲁迅自我形象辩护的可能，符号化的鲁迅形象便被不断地建构、利用、传播。要想界定鲁迅形象研究，就必须把鲁迅本人和鲁迅形象区分开来，“一个是活的鲁迅，有着血肉之躯的鲁迅这是客观的鲁迅形象。一个是人们心中的鲁迅，特别是鲁迅研究者笔下的鲁迅形象。这是主观的鲁迅形象”2。把鲁迅看作一个形象进行研究，更多的是在考察主观的鲁迅形象的建构、传播、嬗变、评价，本文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中梳理相关研究的。一、具体文艺作品中的鲁迅形象研究这一部分主要为发表在期刊上的文章，多选择以小见大的方式，试图通过对具体文艺作品中的鲁迅形象进行个案分析，得出鲁迅形象的一个侧面，或是以此考察整部作品的得失。从鲁迅本人的作品分析鲁迅形象是该研究方向的原点。邢富钧31984年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一期上的呐喊中的鲁迅形象及其他，可以看作鲁迅形象研究的一个起点，直到时下仍有研究者从该方向切入。鲁迅小说天然地具有鲁迅本人的形象，常常作为叙述者出现，有时直接以“我”“迅哥儿”等人物形象出现，由此分析鲁迅形象自然水到渠成。初期的鲁迅形象研究多是从文本分析外溢而来，尚没有自觉的研究领域建构意识，像邢富钧此文，更多的意图还在于分析呐喊中的文本与鲁迅部分小说的“自叙传”性质，把鲁迅形象当作文本的一部分。1987年，王得后的鲁迅形象的主观色彩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区分了客观的和主观的鲁迅形象，对二者关系进行了辩证分析，颇有预见性地分析了主观化鲁迅形象的变迁。第二种个案研究是从旁观者出发，以他们的视角来看主观化之后的鲁迅形象。典型的文章有英良的柳亚子诗中最早的鲁迅形象，覃宏勇的论沈从文小说中的鲁迅形象，周筱华的萧红笔下的鲁迅形象，禹权恒、陈国恩的“他者”眼中的鲁迅形象以夏志清、司马长风、顾彬为考察中心，注重同时代人对于鲁迅的认知和评价，再加上研究者所选取的“旁观者”又多是文化名人，他们视角中的鲁迅形象，在还原真实鲁迅形象的同时，激发了该观察主体的研究活力。这种特殊人物视线下的鲁迅形象，也必然带有叙述者特有的主观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几篇学位论文也从这方面着手切入，因为文章体量的原因，多从一个刊物总体着手。如曹培会4的硕士学位论文从改写理论看中国文学对鲁迅形象的重构与改写，“以中国文学对鲁迅的对外译介为例，以勒弗费尔的改写理论为理论依托，梳理新中国成立后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30多年间官方主流的鲁迅译介史”，是以鲁迅形象为内容、以翻译状况为介质进行的综合研究。张琳丽的文艺复兴与鲁迅形象建构则以这本刊物为切入点，在知识分子文艺复兴的追求中考察对鲁迅形象的建构。二、学术领域的自觉建构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鲁迅形象更加丰富地出现在各种媒介形式的文艺作品中，像话剧、连环画、影视剧、广播剧等。这方面的分析依托于具体的媒介，呈现出不同的时代色彩。代表文章如蔡璇的简析话剧大先生中鲁迅形象的创新型塑造，把焦点对准在这部话剧中，分析其中鲁迅形象的建构。此类文章还有李玉锦的太宰治惜别中的青年鲁迅形象等。文艺作品中的鲁迅形象研究，显示出鲁迅形象强大的艺术再生能力。与此相比，还有一些文章试图在更大的范围内总结鲁迅形象的变迁。陈力君5的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连环画中的鲁迅形象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连环画作为鲁迅形象塑造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新探索，拥有比文字观念更直接、感性和真切的视觉图像的形象表达，又能简便地将鲁迅形象的框架和轮廓传输给大众”。正是从连环画这种媒介形式出发，笔者在此分析了整个社会环境影响下鲁迅的几种主流形象及其建构。循着这样的思路溯流而上，会发现一系列限定性的鲁迅形象整体分析。将范围限定在鲁迅的各种传记上，有陈艳烽的不同时代传记对鲁迅形象的架构与改写。将范围限定在文学史对鲁迅形象的书写上，有陈力君的知识谱系的架构与改造现代文学史中的鲁迅形象以及陈国恩、禹权恒的政治认同与文学建构1950年代文学史著中的鲁迅形象。从空间上进行限定，郭国昌、程乔娜的解放区鲁迅形象建构的双重矛盾聚焦于解放区鲁迅形象的建构，范劲的鲁迅形象在德国的最初建构以两部早期的鲁迅博士论文为例则聚焦于境外（德国）鲁迅形象的建构。这一部分的研究，自觉地将鲁迅形象作为独立的研究个体，试图挖掘限定条件下鲁迅形象的建构过程及影响，突破了时空、体裁、媒介的种种限制，推动鲁迅形象研究的不断发展。“我们对鲁迅的观察视野从民族的单层面转向个人、民族、人类统一的多层面，从根本上说，反映了民族视野的扩大，从单向思维向多向思维的发展”6。正是在这种多向思维的影响下，研究者不断发现鲁迅形象的侧面，“从文本世界、艺术实践、文学翻译、古典学术研究、人生阅历和精神传承等”7多个方面，探讨鲁迅形象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对鲁迅形象建构、发展、运用的系统研究从鲁迅形象的整体建构来看，这方面的研究聚焦于整个过程的来龙去脉，有的从上游出发探究鲁迅形象的生成机制及影响要素，有的试图厘清鲁迅形象与鲁迅精神的具体内容，有的则反思鲁迅形象建构中产生的一系列误解和问题，还有的着重研究完成建构后的鲁迅形象对现实的影响，可以说呈现出全方位、多领域的综合思考。吴翔宇8是这方面研究的专家，他的研究具有代表性，“鲁迅形象”建构的文化语境、过程与反思将鲁迅形象置于大的文化语境下加以考察，并区分了“自塑”和“他塑”的鲁迅形象，为接下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如此区分鲁迅形象的塑造，就是把鲁迅形象当作文化符号进行编码和解码。还有一些学者也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比如徐妍9的祛魅与还原：新时期以来鲁迅形象重构的逻辑演变，考察鲁迅形象在新时期以来30年里被重构的历史脉络和原因，同时以鲁迅为代表梳理并分析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性格的演变过程。妥佳宁10的“进化”链条上的“革命中间物”19491979对鲁迅形象及其话语资源的借用机制是典型的鲁迅形象影响研究，文章分析了鲁迅形象的被借用及其话语资源的被利用情况，从一开始聚焦的便是“鲁迅形象构建者的言说机制”，被建构为“战士”形象以进行批判斗争到“文革”中鲁迅形象战斗精神的不断强化，作者在时间流变中发觉了这种绝对化倾向的“进化更替”思维。这方面的文献还有尹奇岭的试论鲁迅形象的接受、禹权恒的建国之前鲁迅形象的多维建构和递嬗等。几部研究专著的论述，论证翔实，切中肯綮，紧紧围绕鲁迅形象这一研究对象进行叙述，为接下来的研究铺平了道路。专著鲁迅“国家作家”的形象史“采用阐释学方法，以产生于不同时期的有关鲁迅的传记、论著、影像等为文本分析对象”11，梳理、考察鲁迅形象的复杂演变过程，以及这一过程是如何随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历程而发生微妙变化的。可以说把个案研究和总体研究巧妙地结合起来，是对既有研究的重要补充。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鲁迅形象”研究则将“鲁迅形象”的生成、传播、嬗变、评价等问题置于中国文化的语境下予以观照，运用文化形象学的方法廓清了误读与曲解的内外机制，为后来的研究者开辟了鲁迅形象研究的潜在方向。可以说，研究鲁迅形象，正是从鲁迅形象的生成、传播、嬗变、评价这四个前后接续的环节上展开的。新时期以来鲁迅形象的重构则以建构与解构的过程为研究重点，对翔实的历史材料进行细读，还原了鲁迅形象在新时期以来的变迁历史。四、鲁迅形象研究的特点、得失与价值衡估和丰富的鲁迅研究相比，鲁迅形象的研究可以说少之又少。既有的研究，分布领域虽然广泛，但方法较为单一，这和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关系密切。该研究对象本身处于学科交叉路口，对鲁迅形象的研究不同于文学本体研究，也不属于作者研究，而和传播学、出版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形象学等多个学科关联密切，这就导致了研究的难度与精度较高。既有研究也呈现出跨学科转向的努力，但往往是研究者熟悉的两个领域的结合，比如鲁迅形象与翻译学的结合、分析鲁迅形象的译介，或以某一种研究方法为工具对鲁迅形象进行限定性分析，比如用形象学、解构主义、精神分析等方法。正是由于研究方法的制约，导致许多研究选择以小见大的方式，或通过限定条件来降低分析的难度。至于几部专著的论述，几位学者凭借扎实的功底试图全方位地囊括鲁迅形象的变迁，但仍然有一些局限性，尽管突破点各有不同，但最终都不约而同地透视鲁迅形象背后的话语权力，根源上分析的是社会环境之改变、时代之需要与鲁迅形象变迁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大弊病就是存在愈加“封闭”的倾向，文学研究的社会转化能力越来越低，与世俗大众的联系越来越少，“现在大多数文学研究只在内循环式研究的一条道上走，不考虑普通读者的接受情况，割裂了作品与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系”12。文学研究要和人民走在一起，就必须进行文学研究生活化的转向。向普通读者靠拢，并非抛弃玄奥透彻的学理研究，而是要重视与读者社会息息相关的研究领域。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鲁迅研究可谓主干，而鲁迅形象研究正是这类和读者社会息息相关的研究领域。“鲁迅撤退”何以引发争议？觉醒年代中的鲁迅形象何以饱受青年欢迎？代际更迭中鲁迅形象认知的不同是其中的关键。鲁迅形象与时下社会大众的交互影响不应忽视。在重新确认鲁迅形象的研究价值之后，笔者试图对研究方法、研究方向进行梳理与展望。从鲁迅形象的生成来看，现有研究注重对成因进行追述和分析，这方面的研究使得鲁迅形象的过去有据可查、有因可考，值得深入开掘。但鲁迅形象的生成研究并不能仅仅停留在个案研究中，在更加靠近现实生活的方向上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可以采用调查统计的方法，切入现实语境中不同群体对于鲁迅形象认知的不同，从而将鲁迅与现实社会密切联系起来，将文学研究与大众联系起来。这其中有一个核心问题必须厘清，就是到底有没有一个鲁迅形象的“基本面”。鲁迅客观形象的研究已颇为丰富，诸多学者已从多个角度不断迫近“鲁迅真身”。而在此之外，每个读者都有一个鲁迅的形象，尽管同源于鲁迅本体，但他者对于鲁迅形象的想象性建构不尽相同，甚至说，随历史远去的鲁迅形象作用于不同个体之时，正是这些个人化的鲁迅形象符号在起着支配作用。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否存在可接近的“鲁迅真身”，都应重视对鲁迅形象的研究。从鲁迅形象的传播来看，文学研究者对传播学等知识方法并不精通，而其他专业的研究者又多借助鲁迅形象这一符号进行该领域的专业研究，需要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既认识到鲁迅本身的文学特殊属性，又要结合一般的传播规律和特点；既有对传播的时间、地点、环境等基本要素的较为深入研究，又有很多传播学的角度尚未开掘，比如不同媒介对于鲁迅形象传播的影响、不同传播主体对于鲁迅形象的传播策略和效果等。鲁迅形象的嬗变研究绝不等同于鲁迅形象的传播研究，前者重视的是集体性鲁迅想象中的形象更迭与背后的诸多影响要素，后者则更为细小地切入到传播的方方面面，可从传播主体、信息、媒介、受众、传播效果等具体层面进行分析。鲁迅形象的嬗变研究是已有研究中发展得较为充分的方向，几部专著都试图从形象嬗变中得出一些更为宏观的结论。对鲁迅形象的评价往往和其他分支的研究一起展开，更多的是作为论述的结论而被研究者重视。事实上，鲁迅形象的评价史也是一个值得建构的学术领域，正是这些从现实境况与历史语境出发的评价构成了鲁迅形象研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