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红利消失之后对人口红利的作用进行估算，绝不意味着对其迷信。越 是发达和富裕的国家，越少依赖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来推 动经济增长。不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的持续源 泉将会枯竭中国在长期享受“人口红利”之后，许多人预期这一经济 增长源泉即将于2013年前后，随着“人口抚养比”的停止下降 而消失。对此，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存在不同意见。观点差异 之大，争论对立程度之深，论辩感情色彩之重，颇不寻常。表面看，这似乎延续了马尔萨斯人口学原理之后经 济学界始终存在的乐观和悲观主义者之间的对立传统。其实 不然。在中国，对于人口红利是否消失的争论双方都属悲观 派，而诠释如何应对人口红利消失问题却是关键之点。人口转变的主要推力众所周知，人口红利概念的出现和流行时间并不长。20世纪90年代哈佛的一些经济学家，在使用计量经济 学模型解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以及经济 史上新大陆超过旧大陆经济的增长表现时，把人口年龄结构 作为变量来发现人口抚养比，即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 人口的比率，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这个在常规生产要素 贡献之外的经济增长源泉，被称做人口红利。我们的研究发现：把类似的理论假设和计量方法应用于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总抚养比下降1个百分点导 致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年一2000 年（这是当时所能获得的最新数据），总抚养比下降了 20.1%，推动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长率提高2.3%，同期人 均GDP年增长速度在8.6%左右，因此，其中抚养比下降的 贡献为26.8%。首先，经济增长过程绝非模型那样简单。实际上，如果 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来源的话，那么早在20世纪60 年代中期该指标就应该开始下降，但在不具备其他高速经济 增长条件情况下，这种人口优势并不能得到实际利用，只有 改革开放才创造了利用人口红利的条件，即劳动力得以流 动，才能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与此同时，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只有在中国融入 全球经济前提下，依靠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 才能转化为经济增长的额外源泉，即人口红利。所以，若要 把人口红利在计量模型中的抽象事物形象化，最好关注和研 究遍布于全国城乡的2.3亿农民工。其次，模型使用的解释变量人口的抚养比，来反映人口 年龄结构，核心在于其变化趋势，而非静态的绝对数量。也 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不仅规模大，更重要的是其持续增长, 以及在总人口中比重的不断提高。例如，在1980年一2005年期间，15岁一64岁年龄组 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8%，占总人口的比重从59.7%提 高到71%。正因如此，才会造成抚养比的持续降低，并因劳 动力供给丰富和储蓄率高而形成人口红利。如果将劳动年龄 人口数量视为人口红利，则是犯了用国家大小论英雄的错 误。再次，此结论本身并不涉及人口抚养比下降的原因。抚 养比下降需要用人口转变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即以现实中的 人口变化趋势加以解释。中国在较短时间里，走过了发达国 家经历了上百年的人口转变过程，于本世纪初就已进入低出 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长的人口转变新阶段。在经历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变化的同 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也按照相似的变化轨迹经过了上 升和下降的过程。其上升时期就是抚养比不断降低时期，也 是收获人口红利的时期。值得指出的是，人口转变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增长和社 会发展，而生育政策仅仅起到相对次要的作用。韩国、新加坡、泰国和中国台湾都没有实行过强制性的 计划生育政策，但这些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大陆一样，生育率 从上世纪50年代大致相同的高起点上，下降到90年代以后 总和生育率2.1这个更替水平以下。争论背后的政策歧见学界使用“人口红利”的概念引起广泛争论，主要源于前 述观点的发表，以及引用计量结果对其政策含义的引申。撇 开非研究性争议，关于人口红利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 方面：第一，关于“人口红利”是否即将消失的不同判断。我们 的研究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变量，既然人口预 测显示，在2013年之后抚养比将上升，那得出“人口红利” 会消失的结论应合乎逻辑。一些研究者认为人口红利不会在那时候消失，即延伸到 2035年，原因是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依然庞大，总抚养比仍 将处于较低水平。从不甚精确的角度，或者纯粹从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 看，似乎届时的中国人口结构不算太糟。不过，既然我们所 说的人口红利有其特定含义，并且针对其具体变量估算而 出，那就很难印证或附会这种判断。此外，人口红利核心是劳动年龄人口或者抚养比的动态 变化，如果正视2013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将会绝对减少， 如在2015年一2035年间预计以每年0.4%的平均速度减少, 其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会从72%下降到64%，那断言原来意 义上的人口红利将继续存在，难以让人信服。第二，关于“人口红利”的政策含义究竟为何。本文开头 就已指出，中国对于人口红利的说法都属悲观派。原因是迄 今为止绝大多数积极响应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观点，认为这 一变化会导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丧失，进而经 济增长不再可能保持过去30年的速度。即便是那些用人口红利理论指导投资的公司经济学家， 虽然鼓吹当前人口年龄结构仍然有利于股市和房市投资，隐 含的意思也是未来将失去这种机会窗口。至于那些认为人口 红利仍在并可以保持几十年的观点，正是把当前我们观察到 的人口变化看做是值得担忧的事情。两个关于人口红利判断的政策含义值得讨论。一是担心 如果承认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则意味着目前计划生育政策已 经完成其使命，有必要进行调整。其实，人口红利与生育政 策没有必然或紧密的因果关系。从中国的发展趋势看，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的消失， 不以是否调整生育政策为转移的。例如，在中国人口大事记 中，三个至为重要的现象，即人口抚养比开始下降（20世纪 60年代中期）、总和生育率显著降低（1970年一1980年） 和正式实施一胎化政策（1980年）之间，从时间上看没有 丝毫的一致性或因果关系。二是担心如果承认了人口红利消失，就意味着就业压力 开始并将继续纾缓，人们或对就业问题掉以轻心，乃至就业 在政府政策中的优先地位有所降低。这种认识问题的逻辑，可能与中国政府争取积极就业政 策的形成背景有关，即这一高度重视就业的共识，是政府对 20世纪90年代末大规模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严峻局面的 急迫反映促成的。这个逻辑联系也是不存在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从来 都是以劳动力短缺为特征的，但那里的政治家和经济决策者 对就业问题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我们的政策。第三，关于人口红利的商业或投资含义。尽管在公司经 济学家和投资分析师中，许多人最初并不认同我们的判断， 但是，他们却始终不渝地使用人口红利的概念，引申其对投 资前景的启示，也乐于及时修正自己的观点。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们毕竟更加直接地对投资客户负责。其实，人口学早就有一分支，叫做市场人口学或工商人 口学，即借助人口学分析方法，把人口特征的变化与消费和 储蓄行为及其变化，与投资和创新机会联系起来。应该说， 这种分析的确有助于扩展投资者视野。将人口红利判断引入投资分析，也存在滥用的危险。必 须首先理解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才可以将相关 结论转化为在商业和投资中的决策判断。经济增长不会放缓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 传统与现代部门鲜明对比的二元经济结构，特点是以农业为 代表的传统部门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而现代部门可以不 变工资获得无穷尽的劳动力供给。这个二元经济发展，说穿了就是一个吸纳农业剩余劳动 力的过程，直到现代部门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现行 工资水平下的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时，我们便迎来“刘易斯拐 占”。八、O但拐点到来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绝对不足，而是指 只有提高工资才能保持劳动力供给得到满足。人口转变导致 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是导致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到 有限转变的最重要原因。人口红利的式微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如影随形。2003 年一2008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 少，农民工实际工资每年增长率达10.2%。理解这个原理，承认中国正在发生人口结构变化，并非 学术之争，意义在于本可以及早预见其趋势：一是工资上涨 属必然且将逐渐加快；二是劳动关系要发生剧烈变化；三是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尽管本人提出关于人口红利消失和刘易斯拐点到来，但 我绝非悲观的卡桑德拉。我关注的是：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 劳动力优势会丧失吗？人口红利消失是否会放缓经济增长 速度？首先，只要工资增长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支撑，中 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就不会丧失。刘易斯拐点在劳动 力市场上的突出表现，就是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最近出 现的涨薪潮，其实只是2003年以来工资水平上涨趋势的继 续。而且，工资上涨符合劳动力供求规律，既承受得了，也 求之不得。因为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始终与工资上 涨相伴，而且长期以来快于工资增长。这就留出了一个空间, 允许工资上涨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快一些。也只有这样，才能 真正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而大幅度提高消 费，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需求动力。其次，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延续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 还可以形成第二次人口红利。有人在解释“民工荒”现象时， 认为是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阻碍着劳动力转移。其实，人 口结构变化因素发挥了更根本性的作用，人口红利不是宿命 的，通过创造条件可以人为保持和延长。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以及许多有 利于扩大劳动力供给的制度建设，都可以深度挖掘人口红利 的潜力。2007年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城市化率为45%，但从非 农户口的人口比重看只有33%。消除这两者之间12个百分 点的差距，使农民工不再是城市的过客，而成为永久居民， 就是开发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此外，通过劳动密集型产 业向中西部的转移，形成国内雁阵模型，也是中国特有的保 持竞争力的机会窗口。中国可根据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把未来经济增长分为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解决未富先老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并 不可怕，因为最富的国家往往有着最高的老龄化程度。而我们面临的是在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迎来了较高 的老龄化。把中国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比较，可以看到中 国的老龄化程度是超出其他国家的。假如中国在未来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里，加入到高收 入水平的行列，与那时的高收入水平国家比较，我们的老龄 化程度并不突出。所以，关键在于保持经济增长速度。而发 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措施，都是为这个任务服务的。中国需 要未雨绸缪，谋划形成第二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引擎。笔者曾撰文讨论第二次人口红利，即利用变化了的人口 结构特征，在老龄化条件下，创造新的制度环境，抵消第一 次人口红利消失产生的不利效果，从而挖掘出经济增长的长 期可持续源泉。从先行国家的经验看，这类努力应该包括：建立起有利 于资金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以弥补老龄化条件下居民储蓄 率的降低；加强技能培训和深化教育，显著提高人力资本水 平，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求，打破 劳动力数量短缺的瓶颈；继续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形成 和谐劳动关系，消除劳动力供给的制度障碍。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理念：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究会枯 竭，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则是无限的。加快生产率驱动型转变对人口红利的作用进行估算，绝不意味着对人口红利的 迷信。越是发达和富裕国家，越少依赖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 利来推动经济增长。目的在于提醒并呼吁世人：中国人口红 利消失在即，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经济增长方式要加快向 生产率驱动型转变。当年，克鲁格曼对东亚奇迹的质疑成为一个失败的预言，是因为他不懂得，人口红利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打破资本 报酬递减的假设，意味着新古典增长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