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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习俗变迁(服饰篇)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讲究“礼制”的国家,人们的服饰反映“礼制”,在古代社会, 服制上体现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观念。据说,光绪皇帝因宠爱珍妃,特意用东珠为她制成一件华贵的珍珠披肩,不想此事被隆裕皇后知道了,向慈禧太后告密,险些引来一场大祸。 这则小故事就涉及到清宫森严的等级制度。东珠不但精美昂贵,而且在使用中等级的界限分明。 皇后、皇贵妃、妃嫔的服饰各有等级,珍珠披肩在清宫可算是奇装异服了。传统女性服饰禁忌非常多,命妇根据丈夫或者儿子的官位品级,也穿着与男装类似的补服。嫡妻着裙,婢女着裤,界限异常分明;喜事用红,丧礼穿白,也是约定成俗的观念。这 些禁忌在近代服装潮流的影响下,都逐渐被打破了。裙子在传统等级观念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穿裙子还是穿裤子,还有穿什么颜色的裙子,是区别主奴、嫡庶的关键。所谓“诗书人家,妇女一起床,便穿上裙子,直到晚上睡觉才脱掉小姑娘,13岁就得穿裙子。妓女是不穿裙子的,这是良家妇女与娼家的区别。”清代,满汉之间文化习俗的相互影响,满汉合流,等级观念趋于淡化。清末一些时髦女性穿起了裙、衫同色的衣服,裙子的等级化观念在淡化,时装化特点在加强。清末,原本只有妓女和婢女穿裤子, 但后来妓女推出以裤代裙的新行头, 良家女子也开始仿效,裙、裤的禁忌也开始被打破。中国古代对衣着角色有严格的规定,以黄、紫、红色为贵色,以绿、碧、青色为贱色, 黑、白为凶色,而艳妆者被视为轻浮下贱之人。清末传教士立德夫人在杭州见到女子们“身着鲜红色的锦缎,黑发上戴着的绿玉首饰”,“各种颜色交相辉映,她们都沉醉于自己漂亮的服装,没有意识到首饰都把头发给坠下来,也不知道红绿搭配有多怪”。在西方人眼中,对这种传统的颜色的混搭配感动诧异。在近代沿海沿江的一些商埠,由于洋装的影响,不少女子开始抛弃传统的色彩观念,追求服饰上的和谐、美观、脱俗。20世纪初,女子的服饰发展趋向简洁化的发展趋势。传统的中式女装,突出衣服的整体造型,浓丽的色彩、繁复的花纹、过分的装饰,领口、袖口、 下摆都要镶边。在20世纪初的上海,这种过分强调细节的服装已经显得落伍了。民国初年,那种繁复的花样、过多的装饰开始减少。“旧时服式,素取宽博、近年效法西洋,尽改短窄”, 少妇的装束在强调端庄的同时更加简洁。女装的简洁化也反映当时的世界服装潮流。如20世纪40年代上海最畅销的时常杂志良友上在介绍多款巴黎、纽约春夏时装展览会中的 时装样式后倡导“服装问题,在实用方面求其合卫生,在观瞻方面则有审美关系。现代生活中,事事去繁就简,尤其是日常衣服,更取其轻便。”清末,随着欧式女装突出女性曲线的审美观念流传,延续了二百多年的传统女装式样也开始发生变化。清稗类钞载 “同、光间,男女衣服务尚阔袖,袖广至一尺有余,及经光绪 甲午、庚子之役,外患迭乘,朝政变更,衣饰起居,因而皆改革旧制,短袍窄袖,好为武装, 新奇自喜,自是而日益加甚矣。”从19世纪末开始,兴办女学的运动随着时势的发展,逐渐形成一股潮流。女学生接受近代学校教育,稍通西礼、西语、生活情趣、审美眼光已经与 传统的女性有很大的不同,她们的服饰带有鲜明的特色。清末小说家在 文明小史中描写上海虹口女学堂学生的打扮:“一个个都是大脚皮鞋,上面前刘海,下面散腿裤,脸上都架着一副墨晶眼镜,二十多人,都是一色打扮,载整齐没有。”这种整齐划一的打扮,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校服。朴素淡雅的女学生装,就像一阵清新的文明之风,给近代的女子服饰带来 新变化,在一定时期内影响人们的审美取向。上海务本女子学校规定“鞋帽衣裤, 宜朴净雅淡,棉夹衣服用元色,单服用白色或淡蓝,脂粉及贵重首饰,一律不准携带。”这样一种着 装规定,可以在潜移默化之中教育学生树立贵清洁不贵装饰,尚从容和蔼不尚浮躁,谨慎端庄不苟言笑的自尊自重的意识。朴素大方的学生装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引人关注,但近代改良旗袍的出现更能体现东方女性的魅力。旗袍原本是满洲妇女的专利,民国改元,五族共和,旗袍区分满汉的意义已经不存在,许多北方的女性开始穿起了旗袍。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旗袍的领、袖、边、长、钗开始持续花样翻新。时人认为,旗袍最符合新女性所追求的简单、坚固、雅致、宽窄适度、长短合宜这几条基本原则。20世纪30年代,旗袍开始被部分中学、大学采用为校服,于是衣长短了一寸,袖子则完全采用西式,以便着装时跑跳自如。“改良旗袍”实际上是东西方审美观念结合的产物,它打破了传统的上衫下裙的规制,领、袖、边、宽、长、钗以及面料 的丰富变化可以适合大多数女性,合体的裁剪方式更能衬托她们窈窕的身材,突现女性的魅力,直到今天,旗袍仍然是世界上公认的东方女子的典型服装。传统的中式男装可以概括为“袍套”打扮,长袍马褂,都有固定的尺寸。一般的马褂仅 及脐,有对襟和右衽大褂几种,马甲就是背心、坎肩,是紧身式的无袖短上衣。光绪、宣统 年间,用宝蓝、天青、库灰色铁线衫等做的短到脐部以上的马褂,在南方尤为流行。清代的 外交使节,在接触到西方的男子服饰后,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服饰与西服服饰的明显的区别。 西式男装突出男性的健美体型:上身肩宽腰细,下肢硕长挺拨,整体的曲线既秀美又有阳刚之气。少数留学生在国外为了适应环境而改穿洋装。一般的中国人对这种“鬼子衣裳”是很不习惯的。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中为姚家大少爷整理衣服的丫头银屏就觉得,洋衫长得可 笑,袖口的里外面= 简直不容易认出来,袖扣很容易扣反,而且兜扣都多得出奇:“为什么 西服要有那么多兜儿呢?那么多扣子呢?昨天我算了算,里里外外,一共有53个扣儿。”民国改元,城市中的时髦青年已经纷纷改头换面、西装革履起来了。对于国人来说,西装虽然简洁干练,但也存在一些麻烦,比如说板形太挺,限制了人体活动,舒适度比较差; 扣子太多,衬衫清洗麻烦。中国人初着西装所遇到的尴尬,在清末的竹枝词里能找到不少痕迹:“初穿硬领最难当,令尹真教颈项强。上有胸前丝带结,也须学习始周详。洁白衣裳易 受疵,怕留污点惹人嗤。仅教领袖天天换,洗濯钱文已不赀。欲学西装本不难,最难寒热两 时间。长裘短褐逍遥惯,自著番衣涕汗潜。”与西装相配的皮鞋,也给中国人带来带来不少烦恼。传统的鞋子大多是布制的,不存在擦鞋的问题,可是皮鞋却要勤擦。虽然中国人初试西装遇到不少麻烦, 但由于在当时西式打扮代表着体面和新思潮,即使是普通市民,也要置办一套西服以应不时之需要。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上海穿西服的人士约占一半, 有些学校规定毕业生参加毕业典礼时必须穿西装。受西装的影响,进入民国之后,长衫、马褂在款式、质料、颜色和尺寸上都有了一些改 良。如马褂,一般都采用黑色丝麻棉毛织品,长衫大多用蓝色,衣服的款式更趋向于合理。 中等经济状况的男子,多数都单着长衫、长袍,足下皮鞋,这种着装模式比传统的中装简单, 又比西装随便而舒适,今天我们可以再影视作品中看到“五四知识分子”,往往是合体长衫 一领,配上宽边眼镜,白围巾和常夹在腋下的书稿,整个感觉是朴素、稳健、温文尔雅、不 卑不亢,符合中国男子的典型气质。中国传统的服饰文化中,彰显着严格的等级体制。据清史稿舆服的记载:按清代舆服制度,文官补服一品绣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 鸂鶒,八品鹌鹑,九品练雀。从中可见,清代的官服在官场中划分出严格的等级。中国这种 传统的官服,在外交上遭遇到尴尬的境地。外国人并不看重花翎所代表的荣耀,而只是把它看成是服饰上的一种可笑的累赘。清末曾有一些外交官员提出改革外交服制的建议,但未被政府采纳。直到辛亥革命以后, 孙中山创制出一种既与国际惯例接轨、又能体现民族特点的中西合璧的新礼服中山装。关于中山装的来源, 有两种较流行的说法。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要求上海著名的荣昌祥 呢绒西服号的师傅以日本陆军士官服为基样,设计一套直翻领的四贴袋服装,袋盖成倒山形笔架式,纽扣为五粒,象征五权宪法。另一种说法,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的时候,深感西装的样式烦琐, 穿着不便,而传统的中装长衫又不能充分体现当时中国人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所以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 在企领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下襟裁制为“明袋”。中山装既保留西装贴身、干练的风格,又融入中国格调,强调对称、凝重。中山装不像 传统的衣冠之制显示明确的官阶等级区别,又比后来流行的夹克之类显得朴实、庄重、更适宜在较正式的场合穿着,而且符合中国人的中庸平和的价值观念以及内向、持重的性格特征。中山装推出后不久,就在国内文职官员和学生中流传开来。在近代社会生活,服饰的变化最为丰富多彩。近代女性在讲求衣服式样、颜色的时候, 已经在逐渐抛弃传统的等级观念;当她们穿起曲线暴露的时装出风头的时候,西方人性化、 个性化的审美理念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影响她们低调的生活;至于足部的解放,则有助于新一代女性的健康发育、自由活动,从而为走出闺阁、参与社会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同样 受到西方服饰观念的影响,近代男子从清末开始剪去奴隶与落后的一大象征一一辫子,到民国之后改良传统的长袍马褂、试穿全套的西式服装, 进而设计出既有中国特色又为世界认可的中山装,精神面貌大为改观,中国男人形象逐渐被健康而富有阳刚之气的新国民形象所取 代。近代服饰文化的变迁,从一个侧面映衬出西方自由、平等等诸多新观念对传统中国人发 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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