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知人论世”和文学批评 论文摘要：“知人论世”在传统文学批评中占有主要地位，同时也经历了不停地衍变和发展。它有着本身存在的文学理论依据，也在漫长的批评实践中证实了其有效性。但20世纪以来，伴随文学内部批评、接收美学的兴盛，“知人论世”也显现了理论的不足。文学批评应立足文本，参考“人”、“世”，以求对文本的阐释含有审美性和合理性。论文关键词：知人论世；文学批评；内部批评；外部批评“知人论世”在传统文学批评的长河中，经历众多诗文解读者和批评者的利用和发展，曾经占有相当主要的地位。时至今日，我们在社会学批评、文化学批评、心理学批评等众多批评方法中仍可寻见其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以来，它同时也面临着史无前例的质疑和挑战，这种戏剧性命运本身便包含了很多值得反思和回味的东西。“知人论世”究其本意，并非文学批评命题。此说的提出者孟子的叙述能够为证：孟子谓万章日：“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孟子认为，后人要和古人为友，关键路径是诵读古人留下的诗书。由“知人论世”而“尚友”是目标，“颂其诗，读其书”则是手段。孟子的本意在于阐发一个尚友之道。但有意味的是，它同时也提醒了一个对诗书的读解之法。以后一个意义在后世的影响甚至超越了其本义，加之孟子言论对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知人论世”渗透到文学批评传统中，成为众多文学批评方法的本源。从这个意义上讲，知人论世已不再停留在方法论的层面，更成为一个主要的批评精神，在文学批评史中不停得到衍变和发展。其中汉儒解诗、魏晋以后对诗之体貌和人之性情的考究、甚至宋以来对文坛名家年谱的编撰，细察诗人生平，全部可看作“知人论世”精神在传统批评中的演化和发展。汉儒说诗，因其强烈的索隐比附色彩而遭后人诟病。但若撇开其中走向极端的脱离文本本身的主观臆测，不能否认对孟子“知人论世”思想的发挥和利用。四家诗中的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她们的共同特点在于以诗的作者(“人”)及诗的社会存在(“世”)为两大立足点，在文学批评史上将“知人论世”在实践层面发挥到了第一个高峰，尽管其中不乏对其扭曲和变异。所以汉代即使对“知人论世”本身没有充足的理论阐发，却在其批评实践上深烙上了“知人论世”的印记。汉以来解诗者“知人论世”的传统，又经历了魏晋时期人物品评的风潮，及至南北朝，“知人论世”说在理论和实践上全部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列有体性篇，叙述体貌和性情，即作品风格和作家个性的关系。她从诸如“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等作家个案出发，揭示了诗人的个性特点、诗文风格及二者间的联络。更主要的是她还由此上升到通常规律，从理论上总结出个性的差异所造成作品内容和风格的差异：“然才有庸侑，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偏，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经过刘勰这番发明性的总结，“知人论世”说便拥有了文学上的理论根基，堂而皇之地以新的姿态介入文学批评。同时，刘勰还将“人”、“世”的内涵进行扩充，由对诗人个体的考察发展为对群体的观照(明诗篇)，由对一个时代的平面概览发展为对若干时代动态步骤的纵览(时序篇)，用群体论和时序论丰富和发展了“知人论世”说。刘勰的理论在南北朝时代承续了“知人论世”的传统，并将其推向新的境界。这种将“人”、“世”和作者审美精神世界相联并进而阐发作品的方法对后世文学批评影响极大。唐宋以来逐步兴起的对作品本事的考究、对前代诗坛名家年谱的编写、及至以后对各家的“立传”，批评史多无意将其列于其中。但假如从文学批评的文体特征来看，因为当代意义的论文体匮乏，看法散见于各处，那么这类文章理应纳入批评关注的视野。它们或片断零星式、或袭用史书编年体例、或系统搜集整理和详细作品相关的作者行事(包含遗闻逸事)，诗人生平事迹、经历、著述，等等。以上当然和史传传统相关。倘若深究而去，对作品本事和诗人生平事迹的考察，不能不说是为了品评诗文的需要。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自序中称该书的目标在于使读者“读其诗，知其人”。宋代吕大防编撰杜甫年谱时在后记中说：“予苦韩文、杜诗之多误，既雠正之，又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则其歌时伤世、幽忧切叹之意粲然可观。”正是意识到了“知人论世”在研读作品时的主要性，才直接造成品评诗文者对“人”、“世”研究追求周详和专精。因此其实质也是“知人论世”精神的实际利用和表现。至于在公认的诗话、词话及其它文学批评中，这种影响更为深远，直至近代王国维处还可窥见一斑。如王国维的屈子之文学精神，对屈原创作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尤其是地域文化)的关系作全方面考察，注意到特定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对诗人创作的影响，尤其是王国维的分析也落实到诗人的审美精神和作品的审美特质上，能够说是对刘勰以来“知人论世”精神的最好继承者。即使到了20世纪，文学批评在当代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下，很多批评话语、批评测度全部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但细察之下，“知人论世”精神却不时闪现，譬如长久居于批评主导地位的社会历史批评，当然能够从西方文论中发掘其，法国的丹纳、俄国的别林斯基等人的影响确实不容否认，但在茅盾的早期社会历史批评、闻一多的文化原型批评，还有著名的鲁迅的魏晋风度和文章及药和酒的关系、李长之的司马迁的人格和风格等著述中，“知人论世”的传统恐怕不能一笔抹杀。尽管“知人论世”是作为一个批评精神或元批评方法意义而存在。它在不一样时期经历了不一样的演变和发展，但究其实质，它的基础内涵还是很明确的。通常能够从“知人”、“论世”两个层面对其进行解析。“知人”即研究、了解、了解诗人或说诗文作者。其中“人”在此有双重所指。一是作为社会的人，她的生活经历、社会遭遇、思想渊源、家世交游等；二是作为个体的人，尤其是艺术的创作者，其特定的主观条件，如个性气质、艺术修养、审美情趣、创作才能等。“论世”中的“世”也有复合的内涵，它指向诗人生活的时间和空间的统一体，即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自然和社会。仅社会的涵盖面就已相当宽泛，如经济的兴衰、政治的治乱，乃至典章制度、文化思潮、风俗习惯，等等。从文学通常性原理，“知人”包括的是文学四要素中作者和作品的关系，也即创作主体和艺术作品的关系。因为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要求着作品因此对其人其事的研究成为了解作品不可或缺的步骤。“论世”则关系四要素中的“世界”，是要研究作品和世界的关系作品产生的时代和社会土壤的联络。依据现有文学理论对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应的认可，作品和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必定存在联络，或直接或间接，或显或隐。如楚辞伟哗奇瑰之风格，受战国时期诸子蜂起、处士横议的放言恣肆的时风影响；而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建安风骨的形成，又和当初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亲密相关。既然作者的身世、经历有利于解诗者了解时代和社会对其影响；而从这种影响中又可取得考察分析作品的风格和意蕴，因此对其进行研究即使不成为了解作品的关键或唯一路径，最少也会是对作品人幽探境的有力向导。如阮籍的咏怀诗，一向被认为隐晦难解，钟嵘一言概之“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以后不停有类似见解“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世而下，难以情测。”(宋代颜延之咏怀诗注)倘若“知人论世”一番，了解诗作的时代背景及诗人对司马氏政权的不满却难言的心境，有利于了解诗作中隐藏的深深的悲伤之情。正如章学诚所言“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能够遽论其文也。”所以“知人论世”的有效性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依据之上的。然而更为主要的是，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知人论世”说之因此在传统批评中有不可替换的作用，实际和传统文学观念和文学本身的特点密不可分。首先传统文学观念中“文以载道”思想深入人心，既然“文”一定负载和传达了“道”，那么将“道”破解和揭示出来自然是批评不可推脱的责任。“人”、“世”由此成为对“道”的了解最为主要的依据。加之文学中“诗史”观源远流长，孟子本人便是最早将“诗”、“史”并提之人：“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由她始在文化中，“以史证诗”、“以诗证史”比比皆是。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知人论世”在批评史上往往还起着纠“以诗为技”之偏，确保了诗歌深远内涵的传达和表现，而不致沦为文字的游戏。其次，从文学本身特点看，诗歌是古典文学的主体，诗歌创作上的特色成为古典文学的关键特色，这种特色表现之一在修辞层面、审美方法层面及文学创作方法层面上共同强调比兴、引典用事等等，最终达成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效。故而古典作品，关键是诗，多为言简篇短，意义深邃之作。诗歌中大量出现的这种借言她物、实抒己情之法，仅在文字表面难以取得诗之意蕴，需要读者在阅读时进行破解，作为“人”的诗人本身境况、和作为“世”的时代社会境况自然成了可靠的依据、最少也是有效的导入路径。如毛诗序开篇即言“关雎，后妃之德也。”将关雎和后妃之德相连，似乎过于牵强，但既如此附会，又是从何而来?假如考虑到解诗者“知人论世”的标准，当初关雎之乐专在后妃之房中演奏，音律平和，故而象征后妃之德一说，并非完全空穴来风、主观臆测。再如当代闻一多先生对诗经的研究，一样提出了惊世骇俗的新解：“国风中凡言鱼，皆两性互称对方之度语，无一实指鱼者”，“诗言鱼，多为性的象征，故男女每以鱼喻其对方。”。闻一多先生此解。便是从“世”的角度，考证了众多“野蛮时代”民族风俗中“鱼”象征意义而得出的结论。若此说成立，又一次证实了“知人论世”在批评中确有其效。因此，“知人论世”实际上为文本的解读和阐释提供了两个视角，它之因此在古代文学批评、尤其是诗歌批评中占有主要的一席之地，关键就于能在批评实践中屡试不爽，含有实践的有效性。正因为此，时至今日，在文学的课堂教学中，相关的背景知识的介绍成为不可或缺的程序；出版的文学作品，也用注释或序言等形式提供作者和创作的相关材料；即使是深受西方文学理论的当代人在进行文学了解和批评时，也认真搜集文本以外的文化知识，不然在文学阐释的道路上几乎寸步难行。可见“知人论世”的深远影响。尽管“知人论世”说在当代文学理论中还有其合理性依据，尽管它在文学批评实践中饰演过相当主要的角色，尽管当代批评中还可找到和这一标准亲密相关的诸如社会学批评、文化学批评、心理学批评，等等。但“知人论世”并非批评的万能钥匙，它不可避免地也存在本身的理论局限，尤其在20世纪，新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观的不停兴起，更使它受到了史无前例的质疑和挑战。假如剔除掉文学批评史中将“知人论世”歪曲到极致，在对“人”、“世”求证的幌子下捕风捉影、乃至凭空捏造之例，因为其实质已悖离了“知人论世”精神，不能将其过强加在“知人论世”头上。但即便如此，也无须遮掩“知人论世”说在文学批评中的有限性。首先，文学作品是一个想象的或虚构的审美自足体，文学的逻辑并不等同于生活实际情理。因此在文学批评中“知人论世”在多大程度上含有可靠性，是实际操作中不能不思索的。文学最基础的组成要素是文本，其基础特征在于审美。假如在文本解读和文学批评中一味采取知人论世，则有可能越俎代庖，忽略文本的审美特质和艺术特点，造成批评中审美感悟的严重匮乏。近20年来对红楼梦的研究，逐步由“红学”演变成曹学、曹家家世学的研究，对作为文学创作结晶的作品本身却难有新的突破。这一点为“知人论世”敲响了警钟。当然这并意味着“知人论世”传统是对文本的绝对排斥。问题关键在于是从文本出发，还是从“人”、“世”出发到文本，按韦勒克的说法，“知人论世”应属作品的外部研究，这种外部研究能够为内部研究拓宽思绪，提供参考，但它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