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勇让九门之城爵士起来!在中国越来越热闹的音乐节市场上，爵士乐永远是属于被忽略的“非主流” ，因为这种音乐没有摇滚乐热闹，也没有流行乐有人气。 可是，就是这种熟悉又陌生的音乐形式，让一群人欲罢不能。黄勇就是深受爵士乐“毒害”的一位音乐家，他更把自己对爵士乐的爱用音乐节的形式推广给了大众。因为爱爵士乐，所以办音乐节爵士乐这种音乐，你一旦尝试着入门了就不会再离开。就像没有放盐的鸡蛋也挺好吃的，但是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拿来洒了点盐，你从此就不会再吃那没有盐的了。从崔健、刘元那代人开始，中国的流行音乐已经发展得挺热闹了。 1990 年代的时候，首都体育馆整体都是田震、那英等人的演唱会。可是针对爵士乐的演出、训练、演奏却还很少。当你去进行训练之后，就会发现你比同行很多乐手多掌握了一些知识。而我在 1995 年就参加了刘元的乐队，刘元是中国爵士音乐的发起者之一，他第一个用爵士乐这个词在台上演出，我非常尊重他。当时我处于竞技的状态，看到同行的乐手，我要去找别人的优点和缺点。当时那个状态就是觉得很多乐手不如我，当然现在想起来很幼稚。最早的时候，我就是一直弹琴，后来身边渐渐地就集合了好多中国特别优秀的爵士音乐家，比如说从音乐学院毕业的夏佳，不想进入文工团工作，想进行自由的创作这是对的，音乐家就应该是自由创作，不是命题创作就加入进来了。这些音乐人都在我身边，我们一起模仿美国的传统爵士，还有西班牙的、巴西的爵士乐，我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研究怎么弹奏。到了 2004 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们排练的东西都是自己写的。然后另一个现状就是，我发现我们太不受社会关注了。我就想：能不能让更多的人来听？我不是为你兜儿里那十块钱、二十块钱，就是想让你也来听听爵士乐。于是我就去敲了一些演出场所的门，跟人谈谈爵士乐。很多人，包括做了几十年演出的剧院经理都不知道什么是爵士乐，以为就是大音响、长头发、皮夹克带钉子的那种。我就解释说，爵士乐是钢琴、大提琴、鼓这种的。当时中山音乐堂谈下来了， 说可以提供舞台， 他们会把票房拿走一部分，把场地费给折了，而我们一个子儿都没有。我当时就组织了十几个乐队在那儿演出。2005 年的时候， 我们在迷笛音乐学校办了一场演出。那校园里有块地，还免去了审批。那次办得很好，很多人去。而且那几天天气特别好，我还开车去顺义的燕京啤酒厂找赞助。当时燕京啤酒厂支了两个大车，那车一打开跟酒吧似的，特漂亮。开过来后支了150 把伞，然后是200 个桌子，一个桌子会坐 4 个人，等于800 个人。当时还找了不少小吃。很多人就在那玩儿，听着露天爵士乐的演出，这边烤着串，喝点啤酒，喜欢听的听两耳朵，不太喜欢听的就聊天，状态特别好。就那么试了一年，然后第二年我觉得相对有把握了。不过，我觉得演出最好还是在剧院，因为露天没有那么多音乐形式能够支撑，而且爵士乐的很多表现形式相对不是那么狂躁的。因为“九门”走上商业之路2006 年我做了第一届九门爵士音乐节。因为做音乐节中间要涉及到钱、票、章，我就到工商注册一个公司，然后想注册“北京爵士音乐节” ，可这通用名，不许用。然后我就想，我从小在北京长大，而北京有九个门，过去的九门提督也是北京的官。就这么着， “北京九门国际爵士音乐节”就出现了。当时第一次弄这名字出来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国际，当年也没有外籍乐队参演。其实我对开公司一点都不懂， 但就变成董事、 总经理了。现在哪怕再年轻的孩子开公司，也得想想启动资金、办公地点、客户，可我根本没想。当时窗户底下有几间空房子，其实就是锅炉房，大概有十几平米，不过那锅炉挺安静的。我们和房东谈谈， 一月 800 块钱租了下来， 然后摆了 3 个电脑，摆了一个沙发， 房东大哥给屋里装了一个水管子， 可以洗手。这样，公司就营业了。就在那间小办公室里， “北京九门国际音乐节组委会”成立了。在那个小锅炉房里，时不时沐浴在突然锅炉启动的美妙的声音当中， 我们开始了国际爵士音乐节的运营、 招商、策划、推广。运营这么一个国际的大项目挺复杂的，这就需要招聘人。当时招了一些平面设计类的人，还有一些外语能力比较强的人作为国际联络。到了 2007 年、 2008 年的时候，音乐节组织的非常好，规模也非常大，来了十几个国家的乐队，变成一个真正的国际音乐节。在北京做音乐节得天独厚世界上几乎所有和中国建交国家的使馆都在这儿。使馆里有负责文化的官员，有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化官员其实一直在寻找这样的舞台，因为这在世界先进地区一个标志。如果一个国际化、多元化文化的城市没有爵士音乐家、没有爵士音乐节、没有爵士俱乐部，就跟没地铁一样。在2006 年办完第一届之后，2007这些大使馆嗅觉很敏感，他马上就找到我们了。从 2010 年第五届开始，我们改成了9 月份举办，以前年都是5 月份办，因为北京春季雨水不太多。可是举办了4 届之后我发现一个重大的问题：5 月份举办一个这样的国际化交流活动，审批时间超过一个月，3 月份组织材料送审，到了 4 月份拿到手开始卖票。可是从1 月到3 月，因为有圣诞节、春节，我们的工作效率几乎是零，挪到了9 月份就感觉时间上宽很多。到了 2011 年的时候，我在北京的长安公园弄了一个5000人的大的露天场子。然后舞台、 灯光、音响、视频全搭起来，香槟、红酒等吃的喝的全都弄好，就连湖边也非常漂亮。然后国家图书馆音乐厅，1000 多座的，又是一个场子。然后像北大、现代音乐学院、东岸咖啡、江湖、愚公移山、CD 酒吧同时群起。不过，因为铺的太大了，所以造成了不小的亏损。到了 2009 年我知道已经铺开了，这促使我们必须再走另外一条路。到了2010 年、 2011 年，我们需要的人力物力也多了。九门音乐节从 2006 年开始创办， 一直到了 2009 年，这 4 年我们都在剧院里去演， 可剧院方的成本很高， 所以 2009 年之后我们就无奈地退出了剧院。我印象里挺深的是去了21 世纪剧院，因为我觉得那个剧院也不错。可在跟他们的总经理聊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懂一个项目怎样落地、运营。我出门之后最灰暗的心理就是我发现我什么都不懂就去敲人家的门了，这是一个非常莽撞的行为。然后剧院的事就停了，我先找找钱。可在找钱的过程中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我没有委托一个专业公司去谈。当时我们找到了奥迪，因为他们德国总部的一队负责人正好在中国。我过去跟人聊才发现，所有的我喜欢的乐队、 音乐家、音乐风格他们中一个负责人都如数家珍，比我还清楚。然后当我把我的数据给他的时候，他就认为这个事情有问题。但他很客气地说这是不错这项目，将来中国一定会有发展，让我们要好好坚持。这对我来说就没有任何实质的进展。从那之后我才知道，我要先找个明白人问问。后来有人给我介绍了今日美术馆的副馆长楠楠。她是一个非常瘦弱的一个女人，说话也特别文静。她做当代艺术，明白商业跟艺术结合的方式。她见到我之后，跟我说了媒体回馈、企业赞助的一些问题，对我帮助特别大。梦想，一定要落地任何一个人，你想经营一件事、完成自己的一个梦想，就要让它落地变成现实。不管开是一个花店，还是做一个音乐家。因为音乐节只是在固定的时间内举办，也就是10 天的事，可是一年有 365 天呢，哪怕再把筹备的两个月刨下去，还剩 300 天我干什么？所以这些年做了很多工作，这些工作是挣钱的。比如人家拿 50 万要做一个商业活动，我们就做，同时音乐家也因此而得到演出费。我认为，虽然相关主流媒体的关注能让大家对我们充满信心，可今年办了，明年你还办吗？要是办不了呢？但是如果政府介入它就变成了一个可持续的项目，这样对于我们跟媒体、企业家的沟通都会起到良性作用，所以我今年把这个势头放得低一点，尽量多一些这种沟通。虽然音乐节已经在国内遍地开花，但是这里面的水平和层次也挺参差不齐的，形式大于内容的事情太多，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大浪淘沙，最后留下一些真正、有生命力的一些项目能在这个国家、这些城市里运营，这就足够了。勇敢面对当下的音乐产业环境爵士乐本身就不是一个商业的音乐，不是流行文化，所以我黄勇能怎么样？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我发现一些好的音乐家的作品，让大家有限地听到。我觉得我们国家迈入了当代社会，而我生活的这个城市眼看着已经变成国际化大城市了，在这种环境下，爵士乐自然的发展、自然的商业价值或某种取向判断是谁都左右不了的，我只是希望我能够在这个自然的过程中享受一种工作的快乐就可以了。关于中国现在的音乐产业的现状，我有非常坚定的看法。唱片在全世界都快死了，不光是中国。伟大的乔布斯用MP3 这个格式轻松地完成了音乐的传播，可是MP3 是听觉上非常次的一种格式，我是根本不听的。我觉得最好地应该听胶木唱片，但是这没办法，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现状。在音乐产业的大环境，当这个产业链失去了润滑油，甚至有些链条已经剥落了的时候，谁去装扮门面都是假大空，是没有意义的。最近电视台有一个栏目特别火，里面出现了一些年轻的姑娘、小伙儿，非常棒，可谁认识他们？他们十几年来就在酒吧里天天唱这就对了，一定要回归到现场实战。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出现玛丽亚?凯瑞、迈克尔 ?杰克逊。 相反的，我们会在电视台看到不知从哪儿来的组合，他们其实就是生造出来的虽然他们对着镜子天天狂练，他们也很辛苦，但没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