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周作人新文学的散文可以说是始于文学革命。在清末戊戌前后也曾有过白话运动，但这乃是教育的而非文学的。我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五讲中这样说过：“在这时候曾有一种白话文字出现，如白话报、白话丛书等，不过和现在的白话文不同，那不是白话文学，而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一般国民都认识些文字，看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了一点，所以认为用白话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因此，我以为，那时候的白话，和现在的白话文有两点不同。第一，现在的白话文是话怎么说便怎么写，那时候却是由古文翻白话。有一本女诫注释，是那时候的白话丛书光绪辛丑出板之一，序文的起头是这样：梅侣做成了女诫的注释，请吴芙做序，吴芙就提起笔来写道，从古以来，女人有名气的极多，要算曹大家第一，曹大家是女人当中的孔夫子，女诫是女人最要紧念的书。又后序云：华留芳女史看完了裘梅侣做的曹大家女诫注释，叹一口气说道，唉，我如今想起中国的女子，真没有再比他可怜的了。这仍然是古文里的格调，可见那时的白话是作者用古文想出之后又翻作白话写出来的。第二，是态度的不同。现在我们作文的态度是一元的，就是无论对什么人，作什么事，无论是著书或随便的写一张字条儿，一律都用白话。而以前的态度则是二元的，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只是为一般没有学识的平民和工人才写白话的。因为那时候的目的是改造政治，如一切东西都用古文，则一般人对报纸仍看不懂，对政府的命令也仍将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只好用白话。但如写正经的文章或著书时，当然还是作古文的。因而我们可以说，在那时候古文是为老爷用的，而白话是为听差用的。总之，那时候的白话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只是戊戌变法的余波之一，和后来的白话文可说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邓恭三纪录）话虽如此，那时对于言文问题也有很高明的意见的，如黄遵宪在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著日本国志，卷三十二学术志二记日本文字，末云：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然中国自虫鱼云鸟屡变其体，而后为隶书为草书，余乌知夫他日者不又变一字体为愈趋于简愈趋于便者乎。自凡将训纂逮夫广韵集韵，增益之字积世愈多，则文字出于后人创造者多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见孽生之字为古所未见今所未闻者乎。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今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就是白话丛书的编者裘廷梁在代序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戊戌七月）中也有这样的话：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务为有用之学，何至暗没如斯矣。吾不知夫古人之创造文字，将以便天下之人乎，抑以困天下之人乎？人之求通文字，将驱遣之为我用乎，抑将穷志尽气受役于文字，以人为文字之奴隶乎？且夫文字至无奇也，苍颉沮诵造字之人也，其功与造话同，而后人独视文字为至珍贵之物，从而崇尚之者，是未知创造文字之旨也。今夫一大之为天也，山水土之为地也，亦后之人踵事增华从而粉饰之耳，彼其造字之始本无精义，不过有事可指则指之，有形可象则象之，象形指事之俱穷，则亦任意涂抹，强名之曰某字某字，以代结绳之用而已。今好古者不闻其尊绳也，而独尊文字，吾乌知其果何说。或曰，会意谐声非文字精义耶？曰，会意谐声，便记认而已，何精义之有。中文也，西文也，横直不同而为用同。文言也，白话也，繁简不同而为用同。只有迟速，更无精粗，必欲重此而轻彼，吾又乌知其何说也。且夫文言之美非真美也，汉以前书曰群经曰诸子曰传记，其为言也必先有所以为言者存，今虽以白活代之，质干具存，不损其美。汉后说理记事之书，去其肤浅，删其繁复，可存者百不一二，此外汗牛充栋，效颦以为工，学步以为巧，调朱傅粉以为妍，使以白话译之，外美既去，陋质悉呈，好古之士将骇而走耳。又有云：故曰，辞达而已矣。后人不明斯义，必取古人言语与今人不相肖者而摹仿之，于是文与言判然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黄氏云：居今之日读古人书，徒以父兄师长递相传授，童而习焉，不知其艰，苟迹其异同之故，其与异国之人进象胥舌人而后通其言辞者，相去能几何哉。二者意思相似，都说得很通达，“手口异国”一语更很得要领，这种态度颇有点近于一元化的了，但是这总是极少数，在那时办白话报等的人大都只注重政治上的效用也是事实，而且无论理论如何写出来的白话文还不能够造成文艺作品，也未曾明白地有此种企图。十二年后即宣统庚戌（一九一）在东京的旧民报社员编刊一种教育今语杂志，于“共和纪元二千七百五十一年”一月创刊，共出了六册，内容于社说外分中国文字学、群经学、诸子学、历史学、地理学、教育学等七门，用白话讲述，目的在于行销南洋各地，宣传排满，如发刊缘起中所说，“期邦人诸友发思古之幽情，勉为炎黄之肖子焉。”撰稿者有章太炎、陶焕卿、钱德潜诸人。那时钱君还不叫作“玄同”，只单名一个“夏”字，取其为“中国人也”的意思，在今语杂志中署名“浑然”，撰过两篇关于文字学的文章，第一册里有一篇共和纪年说，主张用周召共和来做中国纪年，也是他所写的。今抄录一节，可以见当时的文体与论调：还有那外国人打进来，灭了我国，自称皇帝，像那元朝的样子，我们中国人倘然还有一口气没有绝，总不应该扁扁服服，做他的奴隶牛马，自称大元国的百姓。他的国号纪年不但和我们不相干，并且是我们所绝不应该承认他的。但是从宋帝赵昺赴海以后，天完帝徐寿辉起义以前，这七十一年中间中国竟没有皇帝，到这种时候用皇帝来纪年的竟没有法子想了，就是真讲爱国保种的也止好老老面皮用元朝来纪年了。你们想，中国史上用外国人纪年，道理上怎么讲得过去，况且中国没有皇帝可纪元的时候还不止宋和天完间的七十一年么？那时的作者自然也是意不在文，因为目的还是教育以及政治的，其用白话乃是一种手段，引渡读者由浅入深以进于古学之堂奥者也。民国六年以至八年文学革命的风潮勃兴，渐以奠定新文学的基础，白话被认为国语了，文学是应当“国语的”了，评论小说诗戏曲都发达起来了，这是很热闹的一个时代，但是白话文自身的生长却还很有限，而且也还没有独立的这种品类，虽然在新青年等杂志上所谓随感录的小文字已经很多。八年三月我在每周评论上登过一篇小文，题曰祖先崇拜，其首两节云：远东各国都有祖先崇拜这一种风俗。现今野蛮民族多是如此，在欧洲古代也已有过。中国到了现在，还保存这部落时代的蛮风，实是奇怪。据我想，这事既于道理上不合，又于事实上有害，应该废去才是。第一，祖先崇拜的原始的理由，当然是本于精灵信仰。原人思想以为万物都有灵的，形体不过是暂时的住所。所以人死之后仍旧有鬼，存留于世上，饮食起居还同生前一样。这些资料须由子孙供给，否则便要触怒死鬼，发生灾祸。这是祖先崇拜的起源。现在科学昌明，早知道世上无鬼，这骗人的祭献礼拜当然可以不做了。这种风俗，令人废时光，费钱财，很是有损，而且因为接香烟吃羹饭的迷信，许多男人往往藉口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谬说，买妾蓄婢，败坏人伦，实在是不合人道的坏事。无论一个人怎样爱惜他自己所做的文章，我总不能说上边的这两节写得好，它只是顽强地主张自己的意见，至多能说得理圆，却没有什么馀情，这与浑然先生的那篇正是同等的作品。民国十五年五月我写了一篇五百字的小文，投寄晨报，那时还没有副刊，便登在“第七版”上，题曰美文：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如中国所熟知的爱迭生，兰姆、欧文，霍桑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近时高尔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顿也是美文的好手。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但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我以为文章的外形与内容的确有点关系，有许多思想，既不能作为小说，又不适于做诗，便可以用论文式去表他。他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只是真实简明便好。我们可以看了外国的模范做去，但是需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不可去模仿他们。晨报上的浪漫谈，以前有几篇倒有点相近，但是后来（恕我直说）落了窠臼，用上多少自然现象的字面，衰弱的感伤的口气，不大有生命了。我希望大家卷土垂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岂不好么。浪漫谈里较好的一篇我记得是讲北京街道的，作者是罗志希，此外的却都记不得了。晨报第七版不久改成副刊，是中国日报副刊的起首老店，影响于文坛者颇大，因为每日出版，适宜于发表杂感短文，比月刊周刊便利得多，写文章的人自然也多起来了。以后美文的名称虽然未曾通行，事实上这种文章却渐渐发达，很有自成一部门的可能。十一年三月胡适之给申报做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十节中讲到白话文学的成绩，曾这样说；第三，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新文学中白话散文的成功比较容易，却也比较迟，原来都是事实。十九年九月我给近代散文抄做序，有一部分是讲小品文的起源变迁的：小品文是文艺的少子，年纪顶小的老头儿子。文艺发生次序大概是先韵文，次散文，韵文之中又是先叙事抒情，次说理，散文则是先叙事，次说理，最后才是抒情。借了希腊文学来做例，一方面是史诗和戏剧，抒情诗，格言诗，一方面是历史和小说，哲学，小品文，这在希腊文学盛时实在还没有发达，虽然那些哲人（Sophistai）似乎有这一点气味，不过他们还是思想家，有如中国的诸子，只是勉强去仰攀一个渊源，直到基督纪元后希罗文学时代才可以说真是起头了，正如中国要在晋文里才能看出小品文的色彩来一样。我卤莽地说一句，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未来的事情，因为我到底不是问星处，不能知道，至于过去的史迹却还有点可以查考。我想古今文艺的变迁曾有两个大时期，一是集团的，一是个人的。在文学史上所记大都是后期的事，但有些上代的遗留如歌谣等，也还能推想前期的文艺的百一。在美术上便比较地看得明白，绘画完全个人化了，雕塑也稍有变动，至于建筑，音乐，美术工艺如陶瓷等，却都保留原始的迹象，还是民族的集团的而非个人的艺术，所寻求表示的也是传统的而非独创的美。在未脱离集团的精神之时代，硬想打破他的传统，又不能建立个性，其结果往往青黄不接，呈出丑态，固然不好，如以现今的瓷器之制作绘画与古时相较，即可明了，但如颠倒过来叫个人的艺术复旧于集团的，也不是很对的事。对不对是别一件事，与有没有是不相干的，所以这两种情形直到现今还是并存，不，或者是对峙着。集团的美术之根据最初在于民族性的嗜好，随后变为师门的传授，遂由硬化而生停滞，其价值几乎只存在技术一点上了。文学则更为不幸，授业的师傅让位于护法的君师，于是集团的文以载道与个人的诗言志两种口号成了敌对，在文学进了后期以后，这新旧势力还永远相搏，酿成了过去的许多五花八门的文学运动。在朝廷强盛，政教统一的时代，载道主义一定占势力，文学大盛，统是平伯所谓“大的高的正的”，可是又就“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的东西。一直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这自然因为我们是赞成诗言志派的缘故。小品文则又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