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胡同传奇仅就个人居住条件而言，沈从文的后半生的确有些动荡、狼狈。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同辈作家中能取得类似成就的却几乎无出其右。通常人们所熟知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不过是他文物研究诸多成果中的一小部分。此外，他“拿下”的领域，包括绸缎史、家具发展史、前期山水画史、陶瓷加工艺术史、扇子和灯的应用史、金石加工艺术史、三千年来马的应用和装备进展史、乐舞杂技演出的发展资料等等。如此环境如此成果，怎能不让人肃然起敬！提起沈从文，人们总是会想起他的故乡凤凰，会想起他笔下的“边城”。其实，沈从文和北京的关系其实也非常密切，86年的生命中，沈从文有49年是在北京度过的。他在胡同里生活，在胡同里写作。北京见证了沈从文一生的起起伏伏、苦辣酸甜，更见证了沈从文从“乡下人”到“大作家”的人生传奇。从“边城”到京城1923年8月下旬的一天，沈从文带着一卷简单的行李和七元六角钱来到北京，走出正阳门火车站之后，一位车夫把他拉到西河沿街的一家小旅馆。三天之后，表弟黄村生又帮他搬到“位于前门附近不远外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一个窄小房间里”。西河沿街原来位于前门护城河的南岸，站在胡同里朝东望去，巍峨的正阳门依然遥遥可见。这里是个极具文化气息的地方。民国时期，这里聚集了七家书局，据说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等都经常到这里来。胡同里的青云阁是当年北京的四大商场之首，一时风光无二。不难想象，会馆里虽然凡事都有个照料，但周围毕竟都是同乡，而非志趣相投的同道。所以转过年来，沈从文又搬到了沙滩附近的公寓里，这里离北大更近，周围有好多和沈从文一样的年轻学生，沈从文陆续认识了刘梦苇、冯至、蹇先艾、胡也频、丁玲等一大帮年轻人。沈从文的住所名为公寓房间，实际上是由储煤间临时开窗改造而成，“既湿且霉”“尽可容膝安身”，沈从文名之为“窄而霉小斋”。这个名字随着沈从文迁徙而沿用，直到他“文革”后搬进楼房里为止。这段时间沈从文写了大量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从中不难看出他饱受“生的苦闷”与“性的苦闷”的双重夹击，生活非常不容易。这样的光景，沈从文也并非没有动摇过，1924年他曾想过回家，或是到北方去当兵，再或去学照相。而另一方面，沈从文又时时想起他初来北京时姐夫田真逸对他的鼓励“可千万别忘了信仰”。来北京这是沈从文自己的选择，坚守下来也可谓“不忘初心”吧。透过沈从文的选择和坚守还应当意识到的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阶层流动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沈从文自己也曾说“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即在地方凭借宗族关系和家庭威望作几任小官，娶妻生子。然而早年的行伍生涯中让沈从文看饱、看厌了杀戮，再加之生活中一系列偶然事件以及对新文化书报的阅读，这些促使沈从文思考生命的意义，最终决定挣脱命运的公式，做一个“自由人”“独立人”，“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这似乎是时代的共识。青年鲁迅惶惶然却还是选择“走异路，逃异地”。胡适在赶考庚子赔款留美学生的途中致信母亲说“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同样，沈从文也是抱着做“学生”的梦想来北京的。如果说“学生”这样的身份似乎铺就了觐见“德先生”“赛先生”的未来之路，那么“北京”也就不仅仅是一个空间存在，而且是一个含义丰富的符号，是一种被赋魅的政治承诺和文化承诺。“北京”是历史造就的一个多面的复合体，她意味着文明与新变，意味着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进步，这种想象时至今天也依然如此。而这恐怕也是生长在北京的年轻人所无法体会的。达子营28号院：传奇的巅峰1928年1月，沈从文随着南移的出版业而一起迁居上海、武汉，此间曾短暂地回京借住在燕京大学达园教师宿舍，几个月后应杨振声之邀赴青岛大学任教。直到1933年七八月间，沈从文又重回北平。他先是暂住在西城西斜街55号甲杨振声家里，紧接着很快就付定买下西城府右街达子营28号院。沈从文在达子营28号院住了4年，这4年可以说是沈从文最为安定、顺遂的一段时光。在这个小院里，沈从文终于迎娶了张兆和，成就了一段佳话。更有意义的是，28号院还是重要的文学现场。新婚之后，沈从文接手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他的家成了北平重要的文学据点。不久，好友巴金从上海赶来看望沈从文夫妇，沈从文把自己的书房腾给巴金住，住在沈家的两三个月里，巴金写完了爱情三部曲中的雷以及电的一部分。而沈从文则在院内一枣一槐的树荫下，交叉写完了边城和记丁玲女士，达子营28号院见证了沈从文创作巅峰期的到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3、1934年间，沈从文在这里完成了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等一系列文章，从而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京派”与“海派”之争的大幕，最终连鲁迅也介入到这场论战中来。达子营28号院是沈从文的福地，短短四年时间里，边城湘行散记从文自传沫沫集等一批重要作品相继问世，除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外，沈从文还参与发起了水星和文学杂志等，并被林语堂聘为人间世的特约撰稿人，沈从文成为北京乃至全国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此外，沈从文还晋升为两个儿子的父亲。然而战争却打断了原本顺畅、美妙的生活节奏。1937年7月18日左右，沈从文躲进德胜门内的国祥胡同的那王府后院暂避兵燹。7月28日北平沦陷。8月11日晚，沈从文接到民国教育部的秘密通知，第二天一早随北大、清华的教师匆匆撤离了北平。涩重而辉煌的传奇终篇抗战胜利后，伴随着西南联大的解散和回迁，沈从文于1946年8月27日返回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还在辅仁大学兼课。年底，沈从文搬进沙滩中老胡同的北京大学宿舍居住。1949年8月，沈从文的人事关系由北大转入历史博物馆。1950年3月初，沈从文被安排到鼓楼附近的拈花寺，参加了十个月的政治学习。以往，或许是出于对极“左”思潮的清算，或许是出于对沈从文的喜爱与同情，人们似乎更加关注沈从文后半生不得志的一面，但实际上，沈从文不但顺利参加了第二次、第三次文代会，并且在1956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60年周扬还曾邀请沈从文接替老舍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但被沈从文拒绝了。可以说“文革”爆发以前，文坛高层对沈从文还是比较客气的。至于说40年代末沈从文精神失常，除了政治压力外，也和他家庭内部矛盾相关。无视这些，恐怕不利于客观地看待和评价沈从文。当然，在生活、工作方面受到不合理的待遇，这也是事实。1952年，在沈从文赴四川参加土改期间，沈家被迫迁出中老胡同搬到北新桥附近的交道口大头条胡同暂住。1953年，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分得了三间房子的宿舍，房子面积很小，一家人挤在一起，睡觉都难得安定。虽然条件较差，但总算有了安定住处。可“文革”开始后，造反派又强迫沈从文腾出两间房。1969年秋冬之际，沈从文夫妇拖着病老之躯先后被下放到咸宁“五七干校”，到1972年2月返回北京后发现，那间唯一的“横可走三步、纵可走六七步”的小房子也被别人占用了。同年夏天，作协看情况实在太过艰难，在小羊宜宾胡同分给张兆和两间房，约十九平方米，距离东堂子胡同宿舍约两里地。此后六年多的时间里，张兆和带着两个孙女住在东边的小羊宜宾胡同，沈从文每日中午赶来吃饭，然后再带上两顿饭，穿过赵堂子胡同返回西边的东堂子胡同。这样食在东边住在西边成了他每天的规定动作。1978年3月，沈从文调入社科院。在胡乔木的帮助下，几经周折，1980年，沈从文终于分得并勉强接受了一套并不理想的小三居，就在新侨饭店背后，房子在五楼，因为临街，噪音很大，沈从文夫妇常感到精神疲惫。仅就个人居住条件而言，沈从文的后半生的确有些动荡、狼狈。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同辈作家中能取得类似成就的却几乎无出其右。通常人们所熟知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不过是他文物研究诸多成果中的一小部分。1974年他曾向领导汇报自己已经“拿下”的领域，包括绸缎史、家具发展史、前期山水画史、陶瓷加工艺术史、扇子和灯的应用史、金石加工艺术史、三千年来马的应用和装备进展史、乐舞杂技演出的发展资料等等。如此环境如此成果，怎能不让人肃然起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