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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学案例分析案例1汉川怪事:政府红头文件下达喝酒任务 湖北省汉川市日前发生一桩怪事:市政府办公室下发红头文件,给市直机关和各 乡镇农场下达喝酒任务,全市各部门全年喝“小糊涂仙”系列酒价值总目标为 200 万元,完成任务的按照 10奖励,完不成的通报批评。喝不到指标通报批评汉川政办发(2006)11 号关于倡导公务接待使用小糊涂仙系列酒的通知称: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农、养殖场,办事处、开发区,市政府各部门,湖北云峰 酒业有限公司是最早来我市落户的引进企业之一,其生产的“小糊涂仙”酒去年跻 身“中国白酒品牌 20 强”。2005 年该企业纳税超过 1300 万元,是我市纳税过千 万元的六家企业之一。而目前该酒在我市的市场份额却很低,为此,我市公务接 待倡导使用云峰酒业生产的“小糊涂仙”系列酒。2006 年全市“小糊涂仙”系列酒计 划销售额为 200 万元。这份文件还附有各地各单位使用和促销小糊涂仙系列酒分解表:市政府接待 处 10 万元,教育局 3 万元,仙女办事处 7 万元,马口镇 55 万元 共有 105 个单位承担有喝酒任务。负责起草这一文件的汉川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童浩雄说,县直单位分解标准是按 照单位接待量和人数决定,乡镇的消费标准则按乡镇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决 定,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童浩雄认为,200 万元的数目很小,“按照小糊涂仙一瓶 40 元计算,200 万元算 下来一年25 万公斤酒,怎么可能喝不完?” 文件还要求定期将各地各单位使用和促销 “小糊涂仙”系列酒的情况报送市政府 办公室。文件还称:“对执行本通知要求,并完成年度使用和促销计划的地方和 单位,将按销售额的 10给予奖励。在公务接待中不按规定用酒,完不成年度 使用和促销计划的地方和单位,将予以通报批评。”是为企业办大实事? 汉川市部分干部认为,下发该文件是“引商、稳商、亲商、富商”的需要,帮助企 业做宣传、促销工作是政府义务,再说又没有封锁市场,发文的只是公务招待, 用的钱是政府自己的钱,怎么喝、喝什么酒政府自己定都是无可厚非的。 童浩雄说,各个地方包括县直各机关单位、乡镇都有繁重的接待任务。既然这样, 就不如喝“小糊涂仙”,毕竟云峰酒业是地方的利税大户。市政府办公室另一位副主任李安雄说,市政府办认为规定公务接待用“小糊涂仙” 酒是为企业办的大实事。记者了解到,“小糊涂仙”一直难在汉川打开市场,一年的销售额不到 20 万元, 与其竞争的其他几种品牌酒一年的销量都在 2000 万元左右。对于政府发红头文 件推销“小糊涂仙”,不少当地干部群众表示难以置信。一个乡镇办公室负责接待的副主任称,按照我们目前的接待水平任务肯定完成不 了,最后还得将任务分解到下面去。市公安局的喝酒任务是 25 万元,一些干警觉认为,公安部有“五条禁令”,严 禁人民警察在工作时间喝酒,这 25万元的喝酒任务,我们部门怎么可能完成? 一位姓李的市民称,这件事太荒唐,国家三令五申狠刹吃喝风,这里竟然将喝酒 公开化,这不是在鼓励大吃大喝吗?还有群众表示,如果喝酒就要喝掉 200 万元,党政机关吃饭的费用得花多少老百 姓的血汗钱?这是在肆意践踏老百姓的利益,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 一位法律工作者称,汉川市政府办的这份文件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也违反了 国务院和省政府“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有关文件。问题:1、此案例说明了什么问题?2、汉川市政府这种做法对吗?为什么?案例2郑州的馒头办 郑州人喜欢吃馒头,所以馒头业比较发达。为了规范市场,加强馒头市场管理, 郑州市政府成立了六个馒头管理办公室(市政府一个,各区政府五个)。 因接到举报,发现一家馒头加工点没办许可证,擅自加工馒头。市馒头办和一区 馒头办不约而同前来查处,双方数十人均身着制服,执法证及胸章,非常正规的 狭路相逢在非法馒头加工点。因谁具有处罚权问题发生争吵并轻微动手。引来无 数围观群众和三家媒体介入。3月2日郑州市的品牌产品“郑荣馒头”在二七区被“区馒头办”查处,禁止销售, 理由是:小包装没有打生产日期。“郑荣馒头”和其经销商分别领到了区“馒头办” 开出的 500 元和 1000 元的罚单;3 月 6 日, “郑荣馒头”在管城区又因同样的原 因被查处,其经销商又领到了一张 1000 元的罚单。 “市馒头办”当即表示:“区 馒头办”的作法没有依据,将撤销其处罚。但“二七区馒头办”却称:“郑荣馒头” 想在二七区里销售,必须要打上生产日期和保持期标签。随后,另几家“区馒头 办”也表示:为了让老百姓吃上“放心馒头”,其它区没打生产日期的馒头一在本 区发现,将立即予以查处。“郑荣馒头”在郑州卖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几家区馒头办为何突然对 “生产日 期”认真起来了呢?一句话,馒头小利大。 据了解,郑州市馒头办新近做出决定: 审批、下发馒头生产许可证的权力从区里收回,区馒头办再无权办理相关证件。办个许可证有多大油水呢?在市馒头办办一个许可证一般要交110 0元,其中1 0 0 0元为宣传费,10 0元为办证费;区里办个证,要交1 6 0 0元左右, 其中5 0 0元说是交给市里,110 0元留在区里,郑州平均每个区都有近30 家在区里办过证的企业。金水区一位馒头老板说,在“区馒头办”办了证的生产厂家,必须要在其指定的几 家面粉厂买面粉,而且每月都要用够一定的袋数,他的厂子就要用够600袋。50 斤一袋的面粉要比市价贵元,并且要拿着“馒头办”开出的三联单去买,自己多掏5 毛,面粉厂再掏 5 毛,上交“馒头办”。只要算算区里办了证的厂家每天用了多 少袋面粉,便知道“馒头办”每天收了多少钱。厂家如果不“照章行事”,或者用其 它厂家的面粉, “馒头办”便“发现一起,处理一起。”现在市里要收回办证权,这 些区里当然不愿意,所以便“认真”了起来,而“郑荣馒头”正是“市馒头办”首批办 理了生产许可证的几家大厂之一。问题:1、“馒头办”的成立合法吗?为什么?2、市“馒头办”和区“馒头办”为什么起争议?其实质是什么?3、政府在此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怎么评价?案例三北京市出租车业的发展与政府管制的失灵问题 北京出租车司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中期,曾是一个高收入阶层。截 至目前,全市有出租车6 万多辆。然而,近年人们在乘坐出租车时,常常听到司 机们的抱怨,每月向公司交的“车份钱”太高了,挣钱太难了。 记者最近深入有关部门、出租车公司及司机群调查发现,出租车经营权确实成了 管理公司牟取暴利的手段。国务院参事、北京市人大代表沈梦培将北京出租车行 业描述为:富了公司,亏了国家,苦了司机,坑了百姓。在 “两会”上,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也就“保护出租车司机利益”问题分别向大会提交了议案和提案。 司机:工作太苦公司太黑 北京银建出租公司李永升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病,一次他发高烧 39 度以上,经 医院检查,患了心肌梗塞。但想到每天 180元的车份钱,歇了几天他便忍着病痛 上路拉活。他向公司咨询退车事宜,公司回答“按合同规定,退车是你单方违约, 要扣3 万元左右违约金后方可解除合同”。找公司要求生病住院期间免“车份钱”, 公司回答“不可能”。现在李永升只得咬牙硬撑着。29岁的北京禹通出租公司的女司机杨少华说:“我花105 万元从公司买了一辆 已跑了5年的夏利车,只跑了一年,就被公司收回去报废了,公司只退还 1万元 就一脚把我踹了出来。”“车是我买的,公司一分不投却凭着出租车经营特权,每 月收我的车份钱,最终连我的本钱都给霸占了!” 新月联合汽车出租车公司司机李永刚说,公司与他们的合同一签就是 35 年, 中间不能退车,否则扣风险抵押金 500020000 元。出租司机的收支账 北京市交通局的一份报告显示,现在营运的在册出租汽车共67 万辆,全市拥 有出租车准驾证和服务监督卡的在册出租司机 20多万人。除有 1000 辆左右由出 租司机个人投资、个人经营、个人受益外,其余 66 万辆出租车的司机均要向 出租公司交纳约为车价一半的“风险抵押金”和每月的“车份钱”。这些“公司 司机”与“个体司机”相比,在缴纳了“风险抵押金、”“融资款”、“车份钱”后, 其收入不到“个体司机”的 13。在个体出租车较为集中的石景山和丰台区,几位个体司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投 资:购夏利车款67万元,运营配套设施投资 2400 元,运营证照办理费用 1300 元,其他费用3400 元(请客送礼),总投资约75 万元;收入:每天跑12 个小 时左右,全天营业收入 300 元,合计月营业收入为 9000 元;支出:每月固定支 出的费用 800 元,行车消耗 1900 元。综合计算,他们每月的平均支出约 2700 元,纯收入为6300 元。由此推算,个体司机只要正常运营,15 个月就可以收回 全部投资。银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任玉栋向公司交了 5 万元的风险抵押金,得到一辆 1999 年出厂的富康出租车,每月给公司上交 4890 元的“车份钱”。这位“公司司机”的 收支账是这样的:收入:月营业收入 9000元。支出:固定支出和行车消耗与个体司机大体相同,近2700 元,但加上“车份钱”, 每月支出要7580 元。月劳务性收入只有 1400 多元。现在北京出租车司机交的风险抵押金,不仅没有“投资”回报,连最低的资金利息 都没有,而且许多司机离开公司的时候,风险抵押金已被公司连扣带罚,所剩无 几。出租公司的赚钱“秘诀” 北京市出租车行业初期阶段公司和司机相安无事,司机利益丰厚。1996 年,北 京市开始控制出租车总量,清理出租车公司向司机“变相卖车”问题,所有由司机 出资购买的出租车,一律由公司收回。经过清算整顿,原来由司机出资购买并拥 有实际产权的出租车全部变成了出租公司的财产。 此外,每月的“车份钱”由原来的千元左右统一到四五千元以上。司机依然出资3 万元至 8 万元进行风险投资,但名称由当年的“融资款”、“购车款”变成了“风险 抵押金”、“保证金”、“承包金”,即使司机上交再多的钱双方已非当初的合作关 系,司机原来丰厚的利益明显被公司“切”走了。2000 年,北京市又提出,不足 200 辆出租车的公司由大公司收购,很快公司个 数由1400 多家变成了如今的 200多家,并出现了 12 家品牌出租企业。这中间一 批被兼并的小公司只顾出卖公司的车及经营权,无视司机的权益,使出租司机与 公司之间的矛盾加剧。一位长期接手出租车纠纷案的律师分析,北京出租车公司的发家史基本上是两种 模式,一种是“空手套白狼”,靠司机的“融资”起家;另一种是借款挪款买车,然 后倒卖给司机,再以司机的钱还清借款挪款。出租车业改革势在必行 在不久前北京召开的“两会”上,沈梦培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指出,北京出租车业的问题不但体现在出租车公司与司机之间的矛盾,还反映在 国家税收的损失、消费者利益的损害上。从税收看,以个体出租司机的收入情况分析,出租车业只要有科学合理的管理体 制,每辆车每月可以有五六千元的回报。如果出租车业实施改革,将原本交给中 间环节的“车份钱”拿出一少半来,作为税收上交国家,那么按每辆车每月上交国 家税收1500 元计,北京市每年就能从出租行业增加近 12 亿元的税收。从经营权拍卖后的财政收入分析,如果北京市政府将出租车经营权作为城市公众 资源公开拍卖,一辆出租车 10年的经营权可以拍卖到 20 万元以上,全市 6 万多 辆车平均每年就可增加收入 13 亿元。而实际上,北京出租公司向司机高价出售 出租车就是出售这种城市资源的行为,但其收益没有为社会公众所有。再从消费者利益分析,出租公司收取的高额“车份钱”最终是转嫁给了所有坐出租 车的消费者。开了近 10 年出租车的北京通州天运出租公司司机董昕说:“如果取 消出租公司,让出租车行业实现个体经营,夏利出租车的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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