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解读的世界性以中国古代文学的国外传播和研究为例顾伟列1(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上海200062)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跨文化译介、传播与研究的无数个案表明，描述 人类情感和理想的文学能够在世界范围被解读。把中国古代文学置于世界文学评 论的背景下加以认识，从自我与他者共同关心的课题中发现彼此思考的共性，有 助于形成本土话语与域外话语的互动和人文价值的同构。文化语境的差异会导致 异质文化间的误读，关注中国古代文学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被接受、被创造性解读 或误读，有助于在对话中拓展视野，在碰撞和交流中深化对问题的认识。在国人 日益重视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当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国外传播史和影响史， 以及在异文化语境中如何被解读和被理解，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跨文化传播跨文化研究20世纪初，梁启超曾预言：“今世纪之中国，其波澜诡谪，五光十色，必更 壮奇于前世纪之欧洲者。哲者请试目以观壮剧，勇者请挺身以登舞台。”在过 去的一个世纪中，中国被裹挟在世界历史文化的大潮中，既经历过失落与耻辱， 也感受到辉煌与梦想。其间，承载着民族文化精神和艺术特色的中国古代文学没 有停止国外传播的步伐。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以及尊重差异、 包容多样的文化多元共存理念被各国人民所认同，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关注与需求 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文学也因此显露出独特的光彩。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外汉学界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果，一批以研究中国文学为学术专长的汉学家脱颖而出，如美国的克里罗、海 陶洱、柳无忌、刘若愚、弗兰柯尔、韩南、蒲安迪、倪豪士、宇文所安、孙康宜，作者简介：顾伟列(1953 )，男，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教授。 英国的亚瑟韦利，法国的侯思孟、桀溺、保尔雅各布，德国的顾彬、卜松山、 莫宜佳，前苏联及俄罗斯的艾德林、李福清，日本的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玲 木虎雄、小川环树、布目潮风、中村乔、铃木修次、前野直彬、川合康一、松 浦友久、花房英树、小野郊一、左藤一郎、宇野直人、田仲一成，韩国的李锡浩、 李章佑、洪寅杓、柳晟俊等。作为异域语境中的“他者”，其多维度的研究、 开阔的视域和通达的识见，既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增添和丰富，也是对 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的认定。中国古代文学的国外传播、影响与研究，在过去百年中经历了由注重“四 书五经”的译介到文学的影响比较、由文学观念的比较到立足于中国语境对文 学文本和文学史开展多向度、多层次研究的过程。在欧美，上世纪70年代前汉 学家大多继承传教士汉学研究传统，主要是影响比较。70年代后，在英美新批 评派文论和比较文学美国学派掌舵人雷纳韦勒克的文学研究思想的影响下，国 外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方法和理论已如百花齐放，精彩纷呈。欧美学者注重以国 际视域探讨中国文学所呈现的与西方同中有异的文化精神，积极阐释中国文学文 本，识别中国文化身份，在比较中总结中国文学特点以及在世界文学谱系中的地 位，推进了中国古代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例如，“诺顿文学书系”是西方世界权 威的经典文学文集，列入该书系的由哈佛大学宇文所安编译的诺顿中国文学选 集：初始至1911年、由耶鲁大学梅纳德迈克主编的诺顿世界文学杰作选 集，精选和英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并附有导言和相关研究文章，是西方世界 研习中国文学的必读书目。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孙康宜教授说：“以前，在比较 文学系，不管是斯坦福，还是耶鲁，选择的经典不是柏拉图，就是莎士比亚，现 在则中国文学也成了主要课程之一。这样中国文学就从民族的，变成世界的。从 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看，1970年前后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学术界由以往的汉 学传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哈佛大学教书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 en)等人可 以说是在转变方向时产生出来的重要人物，他们立足中国文学的特定语境并融入 自己的学术背景，对中国文学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近10多年来，国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一批代表 国外研究前沿的论著相继在国内翻译出版，仅以美国学者宇文所安为例，其重要 论著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韩愈和孟郊的诗歌、追忆、迷楼、中国文论：英译与批评等均有中译本问世。由于网络的发 达及大量国外论著的在国内的译介和发表，今天，较完整地梳理、评述和总结中 国古代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已具备了基础和条件。积极开展该领域的研究， 不仅能及时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影响与研究成果，认识中国文学在世 界格局中的方位，而且将推进学科研究的深入。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民族的文学经典是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和 审美观的形象反映，是识别民族身份的形象符号。中国学者对本民族文学有着真 切而深入的认识，因为他们是从自己的母体文化内部来认识和解读文学，有着自 我认证的机制。国外学者接受、认识和研究中国文学，则是一种“他者”的视 域。梳理“他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和阐释，是为了拓展跨文化的辨证视 域，这种视域有助于达成互识和互补，以丰富我们对本民族文学价值的认识。正 如爱德华赛义德所指出的：“一切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 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 就文学而言，赛义德所说的文化的“杂交”和“混成”，可以理解为不同民族 的文学可以在跨国传播中互为关照和互为阐释;所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可以理解为不同民族的文学既体现了本民族的艺术特色，又呈现了人类的共同价 值。下面两个事例就很耐人寻味。其一，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载：有个叫叶限的姑娘乖巧能干，深受父亲 疼爱。父死后，却遭后母百般虐待。一日，叶限意外得到一条神奇的鱼，她细心 喂养，却被后母偷吃，并把鱼骨埋在粪堆下。有一男子从天上下来，告诉叶限埋 鱼骨处，嘱其捡来鱼骨藏于屋中，如此可获所需之物。叶限遵嘱藏鱼骨于屋中， 后偷偷前去参加洞节盛会，不料被后母发现，慌乱中丢失一鞋，被洞人拾到献给 陀汗国国王。国王命举国试穿此鞋，却无人合适。后终于找到叶限，国王遂娶其 为皇后。詹姆斯在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一书中认为，从故事类型上分 析，一个女孩受虐待、她被迫从事卑贱艰苦的劳动、她遇到一位王子或王子得知 她的美丽、由于她的鞋子而被王子识别、她和王子终成眷属，这些都是灰姑娘故 事的基本情节。詹姆斯认为，灰姑娘故事的基本情节叶限故事都具备了。詹姆斯 于是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何世界各地都有灰姑娘故事的异文，是阿拉伯故事影响 了中国故事？亦或安南人故事影响了印度故事 俄罗斯中国民间文学和古典 文学研究名家李福清曾谈及自己的研究体会：“将中国的史料放在国际比较民间 文学中，可以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内和民族范围内揭示这些因素的普遍性。”其二，杜甫辞归成都草堂时作有组诗春日江村，其一云：“农务村村急， 春流岸岸深。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茅屋还堪赋，桃源自可寻。艰难昧生理， 漂泊到如今。”新西兰汉学家路易艾黎将诗中“桃源”译为“ the Utopia of Tao Yuanming。在西方，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 re）于1516年将希腊词“ou（无） 与“topos（地方）组合成Utopia 一词，表示理想社会，而在距此千余年前 的东方，陶渊明已在桃花源记中虚构了类似的理想社会。路易艾黎的当代 译介，为西方读者铺设了超越时空长河的跨文化之桥。如果说陶渊明和莫尔所构 想的理想社会曾经为当时人们提供了心灵慰藉，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从历史 唯物主义的高度烛照出人类世界的美好未来：“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 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 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 自己本身的主人一自由的人。”从陶渊明到莫尔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时 代和文化背景不同，但都构想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乃至人身心内外和 谐的美好世界。以上二例表明，人类对于和谐美好的世界始终有着共同的追求，普世价值建 立在人性相通的基础上，文学经典跨文化译介、传播与研究的无数个案也表明， 描述人类情感和理想的文学能够在世界范围被解读。当我们把中国古代文学置于 世界文学评论的背景下加以认识，可以从自我与他者共同关心的课题中发现彼此 思考的共性，如人性的一致等，亦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同性。 文学在本质上是“人学”，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有着共同的生命形式 和生命体验，对于生死爱欲有着相似的感知，有着情感相通的喜怒哀乐。勒内安 田伯在比较不是动机中指出：“我可以通过援引西元前至12世纪的汉诗来 阐读欧洲18世纪前期浪漫主义的所有主题。很明显，因为文学的形式和体裁是 共存的，不变因素是存在的，总之，人是共存的，因而文学也不例外。”当今， 经济全球化潮流推动着各民族文化的互补共存和融合交汇，文学的跨文化传播有 利于消解民族文化之间的隔阂和彼此陌生，当本民族文学在世界范围内被认识和 理解，就能最大限度的体现出它的普世意义和人文价值。例如，对杜甫诗歌的解读即体现了文学解读的世界性，国外学者在杜诗中读 到的是宽容的人性、社会良知和仁者襟怀。美国学者宇文所安说：“杜诗体现出 一种宽容的人性，甚至连现代西方读者都能明显感受到”，“杜甫不仅表白了自己 的心迹，还交织融汇了个人体验与民众体验，个人价值观和民众价值观。”德 国学者莫芝宜佳说：“最令西方读者惊异的或许正是自我同情与同情他人之间那 种不同寻常的关联。恰恰是诗人特有的自我表现成了坦诚面对世人苦难的前提。”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说：“让所有的存在物都幸福地、和谐地存在，这样的世界 就是杜甫所理想的。为迎接这个理想的实现而不倦地呼吁，对妨碍它的实现的种 种因素不倦地抗议，这就是存在于杜甫骨子里的内容。”本来，日本文学较之 于中国文学更追求纯粹性和唯美性，无论是江户时代著名俳谐诗人松尾芭蕉还是 现代新感觉派作家川端康成，其作品都透露着单一主体的感受和淡淡的忧伤之 美。作为日本人的吉川自然受到日本民族审美取向的影响。杜甫诗歌具有鲜明的 批评社会政治的倾向，吉川却热爱杜诗，他似乎也感觉到这一矛盾，他说:“我 没有被与我同样性格散漫的李白吸引，却执着于喜谈政治言论的杜甫，这是不可 思议的。” 11显然，杜诗中内含的善良人性、社会良知及其感染力，使其在跨国 传播中超越“他性”而引起共鸣，为他国阐释者提供了广阔的解读空间，于是 形成本土话语与域外话语的互动，在文化共通话语的基础上达到人文价值的同 构。中国古代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解读昭示我们，一国的古代文学既是该国宝贵 的文化遗产，也是鲜活的生命实体，一国的古代文学可以在译介和传播中得到他 者的认识与接受，其内蕴的人文精神可以在传承与传播中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并 由民族的文学经典转换为世界的文学经典。中国古代文学的国外传播与研究，因文化语境的差异也会造导致异质文化之 间的种种误读，即“我不同于你”、“你不同于我”的相异性。一方面，对同一文 本解读的差异，反映了接受主体的文化选择、扬弃和受容，体现了接受者的主体 性和主动性，这是世界文化多元共生现象的必然反映;另一方面，解读文学文本 所使用文学批评话语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例如，“虚实相生”、“有无相生”等是 典型的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在西方汉学研究中则转换成“张力”、“反讽”等文 论批评话语。再如，西方文论范畴中的“崇高”、“优美”和中国文论范畴中的 “阳刚”、“阴柔”，所揭示的文学风格异中有同，虽不能完全对应，但通过比较， 可以探寻中西文学各自的特殊风貌。中西文学理论有着彼此不同的意义生成方式 和话语系统，差异的存在是客观事实，经济全球化不可能导致各民族文化的同质 化，普遍性与特殊性是构成世界多元文化的基础。发现差异有助于认识不同文化 的独立品格，从而实现建立在平等对话基础上的互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