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对佛教的扶植高咏兴湛江师范学院，523048南北朝时期（420581），中国南北分裂，南方有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北方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个朝代。该时期是中国佛教全面持续高涨的时期，佛教以异常迅猛的速度发展，直接原因是统治者的大力扶植。本文将略论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对佛教扶植的原因、表现和影响。一、统治者对佛教扶植的原因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国以来，逐渐受到了统治者的欢迎，他们越来越重视对佛教的扶植。在南北朝时期，统治者采取了对佛教大力扶植的政策。这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一）统治者认识到佛教有利于巩固政权。南北朝时期，战乱连年，社会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农民为了生活，曾多次举行起义，严重威胁到统治者的统治。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对付农民起义，其中扶植佛教是其中的政策之一。战乱不已的南北朝，佛教在社会上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统治者更加看重它的作用，最典型的莫过于宋文帝君臣的认识。宋文帝说：“若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大臣何尚之附和说：“百家之乡，十人持平戒，则十人淳谨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宇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矣。此举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善悉计为数者，抑将十有二三矣。夫能行一善而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子家则万刑息于国，四百之狱何足难错，雅颂之兴宜倍速，则陛下所谓做致太平者也。”这说明统治者认识到佛教有助于巩固政权，使国家坐致太平。（二）高僧对佛教的教化功能的阐述。南北朝时期，为了能够使佛教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一些高僧纷纷译经著经，撰写佛教书文，阐述佛教的教化功能。最著名的是高僧慧远的论述，他说：“释民之化，无所不可，适道固自教源，济浴亦为要务。世主若能剪其托付，奖其验实，与皇之政并行四海，幽显协力，共敦黎庶，何成康文景独可奇哉？使周汉之初,复兼此化,颂作刑清,倍当速耳。”高僧思想对于政府人士认识佛教产生的重要影响，佛教也由此更加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三）佛教是儒家思想的补充。北魏文成帝在总结前代推行崇佛政策的原因说：“夫为帝王者，必祇奉明灵，显彰仁道。其能惠着生民，济益群品者，虽在古昔，犹序其风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礼，祭典载功施之族。况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故前代已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他认为前代以来莫不崇尚佛教的原因是佛教和传统儒家的仁道并不背离，而且增益了仁智的内容，以善排斥邪恶，作为王政律令的补充，“功济大千，惠流尘境”。既然佛教提倡扬善抑恶，提倡仁智，那么佛教就成了儒家思想的补充。儒家思想是中国的传统思想，佛教是儒家思想的补充，自然就得到了统治者的扶植。二、统治者对佛教扶植的表现南朝的统治者大都崇信佛教，北朝虽然经历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禁佛运动，但总的来说其他的各代帝王都支持佛教。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对佛教扶植的表现如下：（一）把佛教几乎提到国教的地位。南北朝时期，虽然本土的道教也有所发展，但佛教的发展远比道教要快，佛教的地位也高于道教，几乎相当于国教。梁武帝即位后三年，正式宣布放弃道教而归依佛教，把佛教几乎提高到国教的地位。又如北魏道武帝，“所经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尊重一向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佛教，准许其流传，大大提高了佛教在北魏的地位。（二）舍身佛寺。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出家为僧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如齐武帝次子萧子良、梁武帝、陈武帝、陈宣帝、陈后主等均有出家为僧的经历，其中梁武帝还先后三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出家为尼的现象也很常见，北朝先后有北魏文明皇太后冯氏、宣武皇后高氏、孝明皇后胡氏、恭帝皇后若干氏及西魏文皇后乙佛氏在长安出家；宣武灵皇后胡氏更明言为佛法而出家为尼。北朝共有17位帝后出家为尼，实为奇特的现象。（三）大造佛寺。统治者往往修建许多佛寺，进而吸引更多信众和更多的人出家，扩大佛教的影响。南北朝时期，著名佛寺有陈文帝建的天竺寺、报恩寺，宋孝武帝建的药王寺、新安寺，齐武帝建的齐安寺、禅灵寺、集善寺，梁武帝建的爱敬、智度、新林、法网、仙窟、光宅、解脱、开善、同泰等寺，北魏文帝建的永宁寺，孝文帝建的明寺、永宁寺、思远寺和举世文明的嵩山少林寺。（四）广开石窟，大造佛像。凿石雕造佛像是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的标志之一，其中大部分著名的石窟和佛像是统治者修建的。广开石窟，著名的云冈石窟是北魏文成帝开凿的，著名的龙门石窟是北魏宣武帝开凿的，此外著名的石窟还有巩县石窟等，前秦时期开凿的敦煌莫高窟也得到了重新修建。石窟内雕塑了大量的佛像，大大小小数之不尽，且工艺十分精细。著名的佛像有宋明帝陈太妃造的白玉像，齐武帝造的释迦瑞像，北魏献文帝造的释迦立像等。（五）重视译经和著经，丰富佛教理论。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对佛教经典的翻译和撰写，借此丰富佛教理论，宣传佛教的扬善抑恶，借此巩固政权。齐武帝次子萧子良从事佛教教理讲论，著有净住子净行法门、维摩义略等。其平生所著宣扬佛教的文字，梁时集为十六帙，一百十六卷。梁武帝最注重译经和著经，他曾邀请天竺高僧真谛译经论38部，118卷，讲述疏记13部，108卷。梁武帝还自疏涅磐、净名等经典，撰写佛教书文，组织对神灭论的围攻。北朝的统治者也重视译经和著名，佛教经典层出不从。三、统治者对佛教扶植的影响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对佛教的扶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仅促进了佛教的兴盛，对当时的社会也产生重要的影响。（一）直接促进了佛教的快速发展。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兴盛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统治者的大力扶植，佛教以异常迅猛的速度发展。该时期，佛寺众多，僧人遍布天下，广开石窟，发愿造像甚多，译经众多，讲经盛行，表明佛教十分兴盛。其中，以梁代和北魏政权的佛教最为兴盛。根据相关记载，梁代有寺院2846所，僧尼82700余人，外来译经僧共有8人，译出的经、律、论及传记等46部201卷，僧俗两众有关佛教的著作更是无法统计。北魏时有寺院3万余，僧尼200万余人，佛经415部1919卷。可见佛教如此兴盛，这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者对佛教的扶植。（二）起到了一定的巩固政权的作用。佛教提倡众生平等和轮回转世，使人民安于现状。统治者借助佛教“化恶为善”，以麻醉人民的反抗精神，作为巩固统治的辅助手段，大力扶植佛教，起到了一定的巩固政权的作用。南北朝时期，人民醉心于佛教，从佛教教义中寻找精神寄托，使他们找到了一条精神解脱的道路，统治者也由此加强了对人们的思想控制，农民起义大大减少了，从而有利于政权的巩固。（三）丰富了中国的本土文化，利于“三教合一”。通过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支持，越来越多的外国僧人来到中国，与此同时，印度和西亚、西域的文化，如语言、艺术、天文、艺术、医学等传入中国，对我国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本土文化。佛教自传入中国开始就染上了某些本土色彩，在加上统治者的扶植，佛教很快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与儒、道赢得了三分天下而有其一地位，并在隋唐时期出现了佛、儒、道“三教合一”的现象。（四）破坏社会经济，加重人民负担。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广建佛寺、石窟和施舍钱财，严重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统治者为了支持佛教的发展，对人民增收各种各样的税种，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破坏社会经济。北魏文成帝为其先祖铸释迦立像五尊，高丈六，用了赤金25万斤；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用赤金10万斤，黄金600斤，占了政府开支的相当大的份量。梁武帝先后三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每次都由群臣花数亿钱从寺里赎回，此举为寺院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使寺院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南北朝时期，寺院经济过度发展，广占田宅，侵夺百姓，与官府争夺劳动力和税收，农民负担进一步加重，并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综上所述，南北朝时期，出于对人民思想的控制和巩固政权的需要，统治者采取了对佛教大力扶植的政策，佛教得以异常迅猛的速度发展，并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统治者的扶植下，佛教与儒、道二教的深层冲击和融合下，持续扩大影响面，向多元化发展。统治者对佛教的扶植也对社会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并加重了人民负担，这一点我们应予以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