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自由选择有感自由选择离不开政府弗里德曼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强烈抨击政府过度干预市场，这与当时被人们奉为经典的凯恩斯主义格格不入。“离经叛道”的弗里德曼凭借自己对美国经济的深刻体验，清醒地看到凯恩斯主义所面临的理论危机，他慷慨激昂地宣扬自己独到的经济见解，为维护真理而与他人争辩。历史在经过数十年沉思之后，终于向弗里德曼折服了。他的货币主义理论与永久性收入理论得到了经济学界的广泛认可，并被美国政府当作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由于他在实际经济中的伟大成功，他与凯恩斯并驾齐驱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自由选择一书更是他理论的典型代表作，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社会的自由开放。弗里德曼探讨人们持有货币的原因采取了与凯恩斯不同的方法，他不再具体研究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而是将货币作为构成财富资产的一种。通过影响人们选择资产的种类来保存财富的因素来研究货币需求，实际上是资产需求理论在货币需求理论上的应用。在弗里德曼看来，货币是债券、股票、商品的替代品，货币需求是个人拥有的财富及其他资产相对于货币预期回报率的函数。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因此凯恩斯的和他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主要结论是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强大的自动机制。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萨伊发展相对，认为价格和利息的自动调整会趋向于创造完全就业。试图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联系起来的努力称为了凯恩斯通论以后经济学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领域，一方面微观经济学家试图找他们思想的宏观表达；另一方面，例如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试图为凯恩斯理论找到扎实的微观基础。二战之后，这一趋势发展成为新古典主义综合学派，该学派的最典型代表人物正式弗里德曼。严格来说，在经济思想史上，自由选择一书其实不是学术著作。他是在一个电视片的解说基础之上扩充而成，并与弗里德曼同期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发表的一系列专栏文章一起，作为货币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夫妻向公众宣传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的通俗读本。但这丝毫不意味着这本书因此而贬值。相反，因为它使得原本属于象牙塔内的高深货币主义理论升华成自由主义诉求走向美国民间，从而直接推动了70年代中期开始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复兴。尽管书名及数的开头所宣传的“将平行地论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很容易让带有“主义”眼光的人想到意识形态问题，但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此书的主题是探讨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其最核心主旨是新自由主义者所念念不能忘怀的“有限政府论”。关于政府，历来有两个神话，：一个使人们相信政府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区别于经济人是为私人利益服务，因此政府官员应该有比常人更高的道德，用弗里德曼在书中的话说，这是对“好人政府”的迷信；另一个是人们认为自由市场具有与生俱来的缺陷，即“市场失灵”，而政府的功能正好可以弥补自由市场的缺陷，尤其在提供公共产品，解决外部性以及促进平等方面，用弗里德曼的话讲，就是对“有效政府”的迷信。“外界的”或“邻居的”影响会使“市场失灵”，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让受到影响的人得到补偿或付出代价，因为这样做费用太大；第三者被加强了不自愿的交易。我们做任何事情，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会对第三者产生一些影响，不论这种影响是多么微小或者受到影响得人距离我们多么遥远。结果咋看起来，似乎政府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正当的，都是亚当斯密的第三项义务所允许的。但这纯粹是误解，政府的措施也会对第三者产生影响。“外界的”或“邻居的”影响不仅可以使“市场失灵”，而且也可以使“政府失灵”。如果这种影响对市场交易是重要的话，那它对于政府采取的旨在纠正“市场失灵”的措施多半也是重要的。私人活动对于第三者的影响之所以意义重大，主要是因为难以弄清给外界带来的损失或好处。在不容易弄清谁受到损失，谁得到好处而且损失、好处各有多大时，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用自愿交易代替不自愿交易。我们的社会是我们自己建立的。我们可以改变各种制度。物质的和人的特性限制了我们选择的余地。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这些都是阻止不了我们去建立这样的一个社会，它主要依靠自愿的合作来组织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它维护并扩大了人类的自由，把政府活动限制在应有的范围内，使政府成为我们的仆人。弗里德曼理论体系中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政府对待通货膨胀的态度及其处理措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和德国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一夜之间上涨一倍或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在巴西，1954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00%；比上述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了1973年智利阿连德政府倒台和1976年阿根廷隆政府的倒台。回顾世界历史，每一个通货膨胀都是印刷机带来的现象。用弗里德曼理论来阐述：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货币量比产量增加得更快造成的。弗里德曼说：“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例子：没有一场严重而持久的通货膨胀，不伴随着大致相当的货币增长速度；也没有这样的例子，货币数量的急速增加，不伴随着大致相等的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意味着，人们原先持有的钱现在只能买到比原先少的东西。为了在手头积存足够的钱，能够购买从前那样多的东西，他们不能不节省开支，把一部分收入用来抵补这个差额。而政府增印纸币无异于对人们持有的货币征税。如果新增加的货币使物价上涨1%，那么每一个持有货币的人实际上缴纳了一笔税款，数额相对于他持有的货币总数的1%。他现在必须持有额外的纸币以达到同从前一样的购买力。这些额外的纸币同他口袋里或保险箱里的其他纸币都成为了税款的依据。因此通货膨胀自动提高了实际税率，从而间接地增加了政府收入。医治通货膨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弗里德曼认为，因为货币量的过度增加是产生通货膨胀的唯一重要原因，因而降低货币增长率是医治通货膨胀的唯一方法。政府必须有决心地采取必要的措施，控制货币量增长的速度。其次，因为高额的政府开支是造成货币过度增长的一个原因，所以减少政府开支是减少货币增长的另一个因素。否则当通货膨胀加速发展，对社会机体造成严重的损害，带来大量的不公平和痛苦，最终会导致真正的公众意志会发展起来，对通货膨胀采取强制措施。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较高的失业率和缓慢的经济增长是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我们必须面对的选择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或者较高的失业率；政府当局已安于或正在积极地促进较慢的增长和较高的失业率以抑制通货膨胀。弗里德曼在结合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而平均失业率也上升的实际经济形势得出，缓慢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失业率并不是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而是医治通货膨胀凑效时产生的副作用。总结上述两部分经济现象，弗里德曼比较详细地阐述了政府发展的两个极端结果：“好人政府”的迷信和对“有效政府”的迷信，认为在平衡行为外部性的手段时反复强调了政府行为的积极作用；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起因于货币量的急剧增加，而不是产量的急速增加；放慢货币增长率是治理通货膨胀最为有效地方法，而政府能够决定货币的数量，因此政府是通货膨胀的制造者，也是治理通货膨胀的直接责任人。读完自由选择一书之后，给本来的最深刻印象就是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是在有政府存在的市场里进行的一系列理性选择；理性人在市场中自由选择的同时政府设置的所谓的“选择障碍”也是有一定积极作用；将古典的经济学的无形手和凯恩斯主义治理经济的有形手同时运用到了实际的经济生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