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村落文化研究的发展现状与应采取的对策陈玉荣中国村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具备了民族文化的本源性和传承性。我国传统村落的存在形式，自农业文明产生以来就出现了。它是中华民族先民由采集与渔猎的游弋生产生活方式，进化到农耕文明定居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标志；是各民族在历史演变中，由“聚族而居”这一基本族群聚居模式发展起来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单元；是中国农村广阔地域上和历史渐变中一种实际存在的、历史最为悠久的时空坐落。按照辞源的注解，所谓村里是指“乡人聚居之处。”这两个注释有点单薄。“村落”是个中国词，有关“村落”的称谓，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如三国志魏书 卷十六：“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但是，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所建造的村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上，究竟有怎样的文化内涵？有怎样的特质？有怎样的价值呢？近年来，一些有识之士积极呼吁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广泛认同。但反观学术界，对传统村落文化的关注度似乎还不够高。要保护好传统村落，不能只停留在对村落外在的建构上，还应保护好内在的文化。为此，必须积极开展对传统村落文化的学术研究。对中国传统村落进行研究，始于19世纪末美国学者明恩溥的中国乡村生活一书。自此开始，中国传统村落文化开始进入西方人类学、社会学学者的研究视野。凯恩、狄特摩尔、白克令等西方学者，都以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和欧美社会研究的范式，对中国村落展开了不同程度的研究。葛学溥还提出了对中国各地乡村社区分别进行调查研究的计划。西方学者的研究，直接催生了中国本土学者对于中国村落研究的热情，包括梁漱溟、吴文藻、林耀华、费孝通、杨懋春、杨庆堃、许烺光等。其中，影响深远的著作当属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这本重要的著作通过对江苏一个叫开弦弓村的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及其运作的描述，勾画出了一个由各相关要素系统有机配合起来的村落整体，一直被视为小型社区窥视中国社会的实验性范例。这种对于中国农村进行个案考察的研究方法，被后来的许多学者奉为中国村落文化研究的圭臬。除了费孝通的江村以外，还有杨庆堃的鹭江村，林耀华的黄村，黄树民的林村，杨懋春的台头村，周大鸣的凤凰村，等等。直到今天，这种对村落进行个案研究的方法，仍然具有比较大的学术市场。近些年村落研究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学者已经开始从单个的村落研究转变为若干个或者某一区域村落群的研究。例如，黄宗智对华北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村落的考察，李怀印对于河北省获鹿县的村落研究，等等。不过，对于一个地区的村落群的研究，与对单个的村落进行研究一样，实际上仍然属于个案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个案研究能够将一个小范围的村落考察得非常全面而深入，但是如何选择一个村落进行研究？从以往的经典研究来看，实际上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的个案研究的缺陷就在于，尽管其出发点都在于以小见大，力图通过对一个村落的描述来展示出整个中国农村的情况。实际上，就中国村落的复杂性多样性而言，往往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虽然有的个案具有某一学术视角的典型性，但从文化多样性、多层次、多方面性而言，单方面研究的个案是无法满足或代表作为文化类型或整体的中国村落文化研究的。照搬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的模式来研究一个具有数千年农耕文明历史的中国的传统村落文化，显然是并不适宜的。 传统村落中最为浓厚的家族观念、宗族观念，使得村落文化具有极为牢固的内在结构与外在形态。早期的一些村落研究者显然都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包括胡先缙、陈翰笙、魏特夫、德格鲁特、奥尔加兰、刘兴唐和马克斯韦伯等人。林耀华在义序的宗族研究中，以乡村社区的宗族为基础，探讨了宗族社会的组织及其社会功能、宗族与家庭的结构以及亲属关系的系统与作用。英国学者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中，以一种整体构想的形式，试图构建起一个东南村落中的宗族模式。杜赞奇则认为，20世纪国家政权的渗透极大地改变了宗族在文化网络中的作用，诸如市场、宗族、宗教等组织以及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地邻之间的非正式相互关系网等，都起到了维系村落成员之间关系的作用。村落文化中维系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性，导致任何一种观点、任何一种简要模式都不能完全涵盖中国村落中的所有关系网。总体来说，我们认为，当代的村落文化研究至少会出现两个大的趋势。 第一，从宏观的角度、有计划有目的、分区域和民族，对村落文化进行整体性的考量。这与上文提到的村落群的研究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很大区别。归根结底，村落群的研究仍然属于个案研究，只不过是规模更大而已。而我们所说的对村落展开区域性、民族性的研究，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进行的，旨在将中国村落文化视为国家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文化标本，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深入探究，将村落文化进行类型化。这样可以达到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得出村落文化的同质性、规律性，二是得出村落文化的特质性、差异性。前者可以让我们明白，中国村落文化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它传承数千年，其背后的支撑是什么；后者则可以使我们懂得，中国村落文化之所以呈现出异彩纷呈的面貌，是由什么样的原因产生的。在研究方法上，应该更加多样化。最主要的是应该突破传统的单一学科，引入新兴的历史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所倡导的田野考察方式，并借助和整合各个学科交叉研究、多视角介入我国传统村落文化的研究。傅衣凌、梁方仲、顾颉刚、容肇祖、钟敬文、江应梁、陈序经等老一辈学者直到郑振满、郑锐达等新一辈学者的探索，为我们开创了很好的先例。第二，从文化学的宏观视角对村落文化进行研究。尽管目前在大多数村落个案的研究中，也会提及当地村民的精神生活部分，但是都微不足道。以经济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远远达不到村落文化研究的要求，我们亟须从文化本身的视角来看待村落文化。按照对于“文化”一词的广义的理解，它应该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可以说，村落中的一切相关文化，都是在村落生活的人们所创造的，都是村落文化的一部分。对村落中的任何文化形态展开研究，都是村落文化研究。它包括建筑营造与堪舆规划、生产生活与经济模式、文化教育与道德教化、宗法礼制与村落治理、民族民俗与宗教信仰、民间艺术与手工技能、生存空间与资源环境，等等。我们认为，村落文化中的活态文化，即村落中所保留的民族文化精神，也应该被学术界重视起来。这种民族文化中精神性的部分，包括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制度文化的“村礼”“族礼”“家礼”，文化教育与道德教化及其关系，文化传承与文化传播（含宗教文化的传播），民俗与原住民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婚丧、喜庆、信仰、风俗以及与之相关的生产活动之间精神与物质的互为影响关系，等等，都是村落文化中活态文化的部分。它们关系到村落中的人如何生活以及文化如何被创造并传承的，始终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都值得深入研究。 我们已经习惯于从传统的经典中找寻属于自身民族的文化与知识，却缺乏在实践中去获取文化信息和知识的能力。我们切不可因为缺乏这种能力，而永远放弃获取这种能力的努力，更不能因为自身不具备这种能力而否定这种能力的价值与作用。先贤所言“尽信书不如无书”，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更需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活证”与“实证”。当然，我们需要崇尚在书斋中静心“读万卷书”，但同样需要崇尚“行万里路”。路行万里的田野考察，能让我们所有的学人学子从知识的“盲区”中走出来。叶舒宪先生在论及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时说：“几百万、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山河大地，也可以当做一部大书来看和读。”其实，成千上万的中国传统村落，何尝不是一部部鲜活的、并正在续写着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大书”？在中国传统村落文化这部“大书”中，散藏着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活态的“第三重证据”。这部大书是可以给予我们全新的知识视野、文化视角和思想启迪的。在这部“大书”中，地域与民族文化内涵饱满，信息厚重，特色突出。要解读好这部“大书”，就必须要突破“读死书、死读书”的求知模式和传统的单一学科研究模式，引入新兴的历史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所倡导的田野考察方式，并借助和整合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宗教学、建筑学、经济学、商贸学、法学、艺术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优势和能量，来多维审视、整体考量、系统研究。对中国传统村落文化进行有效保护和全面深入研究，既是当前我国文化传承、文化繁荣和发展的需求，更是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城市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必须直面的课题。文化要繁荣，但必须先呵护和守护好自己的民族文化，要守住文化的“根”。文化需要创新，但应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以传统文化的传承作为先决条件。一个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是不能出现断层的。试想，当所有的传统村落连同那些承载着大量文化信息的古老遗物，都消失殆尽；当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外来文化步步逼进下，呈现日趋渐微的态势之时，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文明古国的文化优越性还能在哪里得以体现？当所有的洋建筑都在华夏大地彼此无序模仿时，我们昔日光辉灿烂、璀璨夺目的传统村落文化还能以什么样的形式和内涵得以呈现？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除了高楼大厦、钢筋水泥，以及便捷的物质享受之外，难道不需要健康强壮、优秀的传统文化来充实他们的精神世界？ 总之，如果说传统村落是外构，那么传统村落文化就是内核和灵魂。要保护传统村落文化，就应当重视传统村落文化的学术研究，重视传统村落文化学术体系的构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传统村落文化的内核和规律，才能更合理地保护好传统村落。因此，在这种形势下，尽可能地保存、抢救、记录传统村落遗物，将村头田边的文化遗存纳入学术研究的殿堂，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和华夏文明的重要构成，应当成为时代赋予中华民族的重任和学界、学者、学子们共同的学术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