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资料译文及原文译文（一）新制度主义与新贸易理论：反思比较优势和贸易政策比较优势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一直占主导地位。这一理论的主张，除了少数负面例子外，大多数国家的贸易都因此而变好。虽然如此，这个理论也承认（斯托尔珀和萨缪尔森1941）贸易的收益因资本和劳动力份额的多少而变动，并且个体因素会带来更大的损失。然而，失去的因素，原则上在贸易中仍然可以得到充分补偿。虽然这些现象在实践中由于政治经济原因是很少发生的。比较优势理论起到了促进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中心作用。虽然大多数专业经济学家都接受这个理论，但其中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就充分就业的存在和市场能力对国家生产（帕利2003得）及全球配置理论的假设产生质疑。制度经济学家也质疑其体制形式不很严密，特别是跨国公司及其复杂的对外合作对贸易格局的影响。 比较优势贸易理论中的批评也越来越多地夹杂在政治层面。因此，更多的政治家和市民质疑贸易全球化到底能带来多大的利益。特别是，越来越担心未来境外生产及外包很可能对人们的福利产生巨大影响。 本文探讨了当前戈莫里和鲍莫尔（2000）和萨缪尔森（2004）最近的工作 -GBS- 研究了这些问题。特别是观点的一致性，本文着重在挖掘和澄清戈莫里以及鲍莫尔在经济问题上的分歧。GBS在比较优势的均衡理论（尤其是萨缪尔森）在传统理论中占有优势，同时它还探讨了如何改变全球生产模式从而带来贸易收益分配的影响。他们发现在全球化贸易中隐含着比传统贸易理论更多的东西。 GBS的研究结果也揭示了一些新古典贸易理论与贸易理论和制度主义融合的东西 。这种衔接工作表现在许多层面，从贸易的政策上来分析。第二，GBS的论点强调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技术转让和生产方法的交流，这些转让的背后隐含的现象对产品周期理论的链接是息息相关的。三，规模收益递增（IRTS）发挥核心作用。戈莫里 - 贸易冲破鲍莫尔的分歧与后凯恩斯经济学长期以来一直强调的IRTS影响（卡尔多1981）相连。凯恩斯主义者往往强调通过Verdoorn规律，生产率的增长在于市场规模和经营的动态IRTS。第四，GBS看到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从贸易中获取更大收益，并与制度主义政策思想的精神相联系。 同样重要的是了解GBS贸易理论的重新思考，这些与“贸易保护主义”无关。他们当中有很多都赞成贸易会给各国带来利益。然而，开放的问题将是如何让这些收益的分配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这就提出了新的重要政策问题，也就是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最大限度地从美国的贸易利益中共享。因此这个问题也是他们最终关心的东西。 最后，GBS进行的微观经济理论分析，是传统贸易理论的基础条件。这意味着他们反思自身条件的同时，也加强了他们对传统贸易理论的批评。在这方面可以用宏观经济评论（布莱克2005年a，2005年b）和有关的贸易赤字对就业和投资的影响（比文斯2004年;布莱克2006）进行实证批评。在这方面，各国之间可能存在重大分歧。美国公司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在全球基础上的经营策略，没有考虑到美国的国家利益。事实上，考虑到美国的国家利益时，考虑的将会违反信托义务，因为管理人员有责任为股东价值最大化。截然不同，在中国，国民政府对企业施加重大控制，是把国家利益和经营策略的因素考虑在一起。从全国来看，这意味着相对美国中国是有利的，但在中国公司的股东，就没有美国公司的股东那么好了。 第三个方面需要注意的是汇率政策。这个问题是不解决GBS的，但在工作中隐含着。GBS的分析是基于纯粹的贸易理论，只是从汇率问题上看，它是很抽象的。实际上，它假定了汇率按购买力平价值。但是，如果汇率偏离这一点，他们可能会引起显著的扭曲。 而且，即使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上，让汇率根据估值上升，比较优势和生产分配不当也会带来（布莱克2005年a）偏差。比较优势是一个平衡的贸易理论。因此，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个被低估的汇率和贸易盈余并持续，这意味着它是一些出口产品国，它缺乏同样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该国持续的贸易赤字是运行一些进口产品，它可能是真正有比较优势产品。 失业的存在，它是由纯贸易理论假设的，被低估的汇率可用于战略思想中，来挖走从其他国家的总需求，从而降低其他国家牺牲的失业问题。很久以前，这种可能性是确定的。琼罗宾逊（1937 1947，156-70）把这种政策称为“乞丐，我的邻国”的失业救济。 其底线是，汇率问题对全球的生产和就业成果显著。在一个没有IRTS的国度里，被低估的生产会偏离比较优势的汇率。在与IRTS国度里，交易，估值率可用来永久性的改变平衡和锁定在全球生产中的新格局。 这些影响是汇率改变的贸易政策和贸易协议的核心部分。然而目前，美国政策制定者已经拒绝交换，理由是市场干预的存在。这项政策的立场是理性的，其证据不足。有充分理由相信，外汇市场倾向于从众行为的许多理论依据。也有较强的经验性证据表明，汇率偏离均衡水平的理论上保证 - 无论是作为购买力平价或汇率与经常帐赤字持续一致的定义。比这更糟糕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东亚经济体）其他国家在战略上操纵本国货币汇率，这意味着美国经济正在外溢，失去产业和费尽了巨额贸易赤字来增加未来的负担。 另一种形式的战略方针是国内采购。在这种方式下，他们可以帮助企业向下移动平均成本曲线，从而成为全球拥有低成本的企业，并抢得全球领导地位。 各国还可以从事劳动剥削取得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转变了企业的平均成本的日程表，而不是沿着它移动。这对与中国来说，是美国工会在劳动剥削，为从事贸易优势而获得被告贸易直接相关的。 劳动剥削是可怕的和不能接受的。然而，降低企业的成本问题即降低提供医疗和社会保险法的合法方式。在美国，这种保险是通过提供就业机会，使其成为工作的费用来解决的。这引起了美国的生产成本上升，美国生产商和竞争力处于不利地位，所以鼓励境外工作。提供并通过了国家保险制度，是由联邦资助的税收，这有可能减少这种激励医疗保险，但也同样适用于社会保障资金。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由全球企业利润征税资助的，承担的费用部分由海外生产的利润来填补。 总之，GBS的贸易分析提供了一个集合的政策，还有一些与历史上被称为什么工业或相似的微观经济竞争力的政策的理由。但是，提出的政策不涉及决策者“挑选赢家”。这一种东西，没有理由相信他们能做到。相反，政策应该被看作是确立正确的经济气候和气候结构，即法律，规则和制度。其中商业经营，应采取措施鼓励企业创新和投资，并为工人提高他们的技能。结构应该也能确保公司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一致。大气是指对执政的经济条件，这应该有利于国内的业务表现。气氛被认为是促进充分就业和充分需求方面，这包括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维持竞争力的价值政策。选自：Journal ，Institutionalism and new trade theory: rethink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rade policy，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March, 2008 by Thomas I. Palley原文（一）Institutionalism and new trade theory: rethink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rade policyInstitutionalism and New Trade Theory.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has long been dominated by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at theory claims, subject to a few pathological exceptions, countries are made better off by international trade. (1) That said, the theory also acknowledges (Stolper and Samuelson 1941) that capital and labor share differentially in the gains from trade, and individual factors can actually lose. However, factors that lose can still in principle be fully compensated for their losses out of the gains from trade, though this seldom happens in practice for reasons of political economy.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has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policy case for free trade and globalization. Though accepted by most professional economists, some economists question its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regarding the existence of full employment and the ability of markets to bring about a global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on the basis of country relative efficiency (Palley 2003). Institutional economists also question its lack of attention to institutional forms, particularly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ir impact on patterns of trade.These theoretical critique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trade theory are also being increasingly joined at the political level. Thus, more politicians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are questioning the scale of benefits from trade and globalization. In particular, there are growing concerns about the welfare impacts of possible future developments regarding offshore outsourcing of production.The current paper explores recent work by Gomory and Baumol (2000) and Samuelson (2004)-henceforth GBS-examining these issues. In particular, the paper focuses on excavating and clarifying the economic argument of Gomory and Baumol, which is difficult to access in their book.GBS work in 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