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其它相关论文-以上海为例看晚清时期社会生活方式及观念的变迁 关键词生活方式；近代观念；上海；社会风尚 摘 要晚清时期，上海的商业化、城市化生活环境变化，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动，出现了如洋货流行、从商之风、尊卑失序、女子走上社会、追求享乐等新社会风尚，导致传统伦理衰坏，同时也孕育产生了近代市场意识、近代工商观念、社会平等观念、功利主义及肯定人欲、自由的近代伦理观念反映出生活方式的变动是引起近代生活伦理观念变迁的中介和启动力量。Changes in Life Style and Ideas in Late Qing in Shanghai(Modern History Research Institute, Social Science Academy of China, Beijing 100006 ,China) Key Words: life style; modern ideas; Shanghai; social customs Abstract：The commerc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of Shanghai in late Qing caused changes in peoples life style and ideas. Foreing commodities were popular, people were enthusiastic about commercial activities, the old order of high and low was broken, women began to enter social life, people longed for ease and pleasure. These resulted in the breakdown of tradition- al ethics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market consciousness, the sense of equality, the pursuit of freedom and satisfaction of desires.引 论 鸦片战争后经过几十年的演变积聚，到了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兴起，形成了近代以来思想观念变革的一个高峰，维新人士提出的政治民主、发展近代工商、社会平等、肯定人的自由权利和本性欲求等一系列新思想，标志着中国近代观念的初步形成。关于这些近代观念形成的源流，以往史家曾作过不少研究，比较一致的看法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民族危机和日本仿效西方而崛起的刺激下，由原来洋务思想和早期改良思想发展而来；另一方面是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这两个方面确实都是维新思想形成的重要来源，但这只是从思想层面就维新精英人物思想的发展流脉和谱系来说明其源流。实则，维新思想不仅从思想层面具有政治改革和思想启蒙的意义，一些内容还与社会普遍性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一般价值观念密切相关。比如在经济生活方面，从传统重农轻商、贱商观念转变为重商、商本观念；社会价值方面，从崇尚纲常礼仪到崇尚富强；社会关系方面从尊崇身份等级秩序到社会平等观念；人性价值方面从崇理节欲到肯定人性欲望的正当性等等。这些关涉社会一般观念转变的内容，仅靠对精英言论文本的解读，仅从思想层面来说明其源流是不够的，由于它们涉及到社会生活方式，因而还需从人们生活方式的层面来探索其缘由，还需考察一般社会观念赖以存在的社会民众生活状况。 人们的社会观念，来源于现实生产生活的需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决定人们观念的基本元素。在工业化最早发源的西方，近代化首先是以生产方式的变动为启动力的，科技革命引起机器生产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又带动人们生活方式变化，进而引起社会观念的转变，形成适应工业化、市场化的现代社会观念系统。而中国的情形则与此不同，中国是由被迫通商而被卷入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国际市场，进而引起经济近代化变革的，因而不是首先由生产方式的变动，而是由中外贸易引起商业化、城市化及由此引起的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动，启动了社会观念的变迁，因而生活方式的变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回顾鸦片战争后至维新运动前这五十多年间，由通商贸易及与西方文明的交汇而产生商业化、城市化等社会变动最为明显的地区，是以上海为代表的东南沿海最早开口通商的城市，在这些地区也首先出现了人们生活方式的近代化变迁，同时近代报刊和市民舆论等也初步形成了人们交流信息、表达思想的公共舆论空间，反映了民间观念的变化。因而本文拟就晚清上海为个案，考察生活方式变动与社会观念变迁的相互关系。在这一方面曾有研究者作过一些探讨，指出社会生活与人们的社会心态变化及民主观念、开放性、近代消费观念的关系等等。12但这些还只是社会观念的一些元素，还未构成近代社会观念系统，而且对于这种观念如何转变的机制尚未有充分的解释。 本文就是基于上述问题，拟通过对晚清上海出现的一些新社会风尚，以及申报上汇聚各地士商人士对于这些现象的议论进行分析，以求对上海所代表的通商城市人们生活方式变动与社会观念变迁的互动关系进行一番考察，从而对于近代观念在社会生活层面的内在源流及转换机制提出一种解释。一 生活环境变化引起生活方式变动 上海自1843年开口通商后，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出现了商业繁盛、华洋混居、五方杂处、商贾云集、人口流动等变动，人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人们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传统生活环境已大不一样。 首先，人们的经济生活环境变化了。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商业繁荣，西货输入，百货流通，商贾云集，商业贸易成为人们经济活动、社会生活的中心，使人们的日常经济活动和生活都日益与市场相联系，日益商业化，与以往小农经济下的自给自足家庭经济方式已有很大不同。 其次，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于外来人口的涌人及人口流动频繁，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已不同于传统伦理所依托的聚族而居的村社结构，单身人口及小家庭比例上升，社会阶层的构成及相互关系发生变化，如商人地位上升，而以往居于特权地位的土宦乡绅的势力减弱，传统伦理所依赖的社会结构趋于瓦解。 再次，政治及社会控制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于西人势力的介入，成为中国官府之外的又一权势力量，对于社会生活有一定的制约性，使以往中国官府一统天下的控制力减弱。特别是华洋混居、由西人管理的租界地区，不再直接受中国官府控制，使以往传统伦理最有力的支撑势力官府的权力控制和社会制度性控制力减弱，人们的自由空间扩大，并趋于形成市民生活的公共空间。 最后，人们的文化交流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以往在聚族而居的村社生活环境下，人们的言论行动、行为规范及价值观念等要受到族长、乡绅等家族村社权威的控制，受到村社亲族群体的舆论监督。而在上海，这种文化控制机制也伴随着宗族村社结构的松弛而日渐丧失，以单身人口和小家庭为主的市民结构，市场化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之间的关系更为独立、平等、自由。同时，近代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也形成了不受官方和上层直接控制的民间公共舆论空间，使人们能够更为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并具有比以往更强的民间传播、呼应等效应。 在通商后的上海，人们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生活环境所发生的上述这些变化，与以往相比，具有明显的近代商业化、城市化、社会化趋向。人们在这样的新生活环境下，要维持生存，或生活得更好，就必须改变或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以求适应，因而出现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新生活方式。这些新生活方式一旦出现，并使人们从中得到益处，自然便吸引其他人争相仿效，以致流行成风，形成了新的社会风尚。这在人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各方面都有表现。 例如，在物质生活方面，随着洋器洋货大量输入，人们生活的市场化，洋货进入人们的生活，各类制造精巧、五光十色的洋货如钟表、眼镜、玻璃器皿、洋布、洋油、洋皂、洋针、火柴等，受到人们的青睐，人们或为了新奇，或为了炫耀，或为了方便利用，或作为馈赠礼品而购买使用，特别是一些物美价廉的生活日用洋货，更引起人们的争相购用，成为人们的日用品，人们也以购用洋货为时尚，形成了洋货流行之风。90年代初有人回顾通商后洋货流行的情形道：“道光季：年，中外通商而后，凡西人之以货物运至中国者，陆离光怪，几于莫可名言。华人争先购归，以供日用。初祗行于通商各口岸，久之而各省内地亦皆争相爱慕，无不以改用洋货为奢豪。”3长期在上海生活的文人买办郑观应，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就一口气列举了西国输入的食物、用物、玩好等日用洋货计57种，指出这些洋货“皆畅行各口，销人内地，人置家备，弃旧翻新”。4P586589可见在上海开埠后二三十年间，洋货流行已日渐成风。 在社会生活方面，商业的繁盛并成为社会活动的中心，使商业成为最能赚钱致富因而最适宜生存的行业，商人发财致富，地位上升，成为人们所羡慕的对象，因而形成人争趋商之风。西人人居、人口聚集、商旅往来、五方杂处等城市化和流动性的居住形式，使人们的社会关系发生变化，以往的一些社会关系规则和行为规范效力减弱，因而以往所重视的血缘亲族关系、诚信、友谊等成分趋于淡化，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更看重人是否有钱，是否有赚钱的能力及赚钱的机会与资源，而不再看重以往所重的社会身分、出身门弟、官衔名分，以及血缘亲情、师友故旧等关系，而出现了贵贱颠倒、尊卑失序之风，以钱衡人之风。在此风气之下，人们交友不问出身，不念故旧，全以衣冠取人：“新交因狐裘而订，不问出身。旧友以鹑结而疏，视同陌路。遂令舆台隶卒辉煌而上友，官绅寒士贫儒蓝缕而自惭形秽。”5同时，妇女的生活方式也出现了变化。由于大量乡村妇女流人城市，为了生存而走出家庭，出外作女佣、女工、娼妓、艺人、跑堂等以谋生，因而出现妇女走上社会做工之风。离开家庭流人城市的单身男女增多及生活方式的市场化，使家庭关系松弛，社会交往空间增大，造成男女自由交际之风及姘居之风。 在消费消闲和文化生活方面，随着人们商业化的生活方式，闲暇时间增多，社会交往需求增多；收入的货币化方便了人们的消费，人们的娱乐休闲需求增多，各种消闲娱乐业如茶楼、酒馆、戏馆、说书馆、烟馆、妓馆、赌馆等日益兴盛，形成了发达的大众化公共消闲娱乐空间。于是，人们无论男女，不拘贫富，都乐于上这些消闲娱乐场所去消遣，而形成冶游之风。而商人的富有，特别是一些暴富起来的新富，为了显示自己的成功和财富，在消费生活中往往逞奢摆富、一掷千金，形成炫耀式消费，在其影响下，人们相互仿效，出现了消费上的崇奢之风和逞富之风。当时报刊诗文中便多有对这种时风的描述：如在酒楼里常可看到“万钱不惜宴嘉宾”6、“一筵破费中人产”7的豪宴，在妓馆常有“不惜千金付阿娇”7的嫖客。人们的衣着装饰也是争趋华丽、追逐时尚，“斗丽争华者层见叠出”8。90年代初申报有文记述这种奢靡之风的源起道：“风俗之靡不自今日始矣，服色之奢亦不自今日始矣。溯当立约互市之初，滨海大埠，富商巨贾与西商懋迁有无，动致奇赢。财力既裕，遂于起居服食诸事斗异矜奇，视黄金如粪土，见者以为观美，群起效之。其始通商大埠有此风气，继而沿及内地各处。近今风俗之侈靡日甚一日，较之三十年前已有霄壤之别。”9在上海率先兴起这种奢靡夸富之风，随后便浸染至内地，遂形成普遍性的社会风气。城市商业化生活形成市民文化氛围，以及人际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生活规则的变化，也使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松弛，传统伦理意识淡化，出现了社会心理上肯定人欲、追求自由的要求，形成社会风气上的逐利之风、逞欲之风及追求享乐之风。 这些与以往传统礼俗大为不同的新生活方式，被人们相互仿效，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