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物学视野下的文化进化社会生物学视野下的文化进化广东海洋大学海滨校区 李伟强 数控102班 学号：201036621217摘要：文化进化问题是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迄今为止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文章以文化进化问题为核心，通过对社会生物学理论的分析，试图探索文化的进化机制以及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规则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关键词：文化进化生物进化生物进化规则系统 社会生物学是一门新学科。它是通过研究生物的起源、发展，以进化论的观点研究动物的社会行为、种群的大小和组织功能（或适应意义）的习性学分支，以生物和环境的关系等多个相关学科来研究生物界和社会的规律。 从60年代末开始以英、美两国为中心而形成的动物社会学的新思潮，是以综合群体遗传学及种群生态学产生的自然选择理论为基础，从遗传适应角度来研究动物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为特征的。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把利他行为及在配偶者或其亲族内部所见到的对立关系，看作是遗传的适应产物来加以解释。综合以处理基因频度变化的群体遗传学的模型或包括适应度的适应“战略”分析，来推断各种社会行为适应进化条件的研究，对野外的动物观察资料进行比较研究，以了解其与理论推断的符合程度（参见ESS、群体选择、血缘选择、包括适应度）。社会生物学这一词来源于E.O.Wilson（1975）的关于所有动物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的系统研究中的定义一、社会生物学文化进化理论阐释 (一)社会生物学的前期理论 在社会生物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学者们主要是运用社会生物学的某些一般性原理来解释、说明人类的行为。这个一般性原理是：动物的进化不仅是结构的进化，而且也包括行为方面的进化，一切进化过程的主角都是复制基因，生物机体只不过是基因的载体，“有机体的个体仅仅是基因的运载工具，是在最小可能的生化扰动范围内保存和传播基因的那种精巧装置的组成部分。” 我们以社会生物学对人类利他行为的研究为例，分析它的前期理论。社会生物学家认为，利他行为进化的原因在于自私基因的进化稳定策略。具体而言，他们认为人类的利他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条件”的利他行为，这种行为发生在近亲亲属之间，它不受社会奖惩所激励，利他冲动是非理性的，施与者不图回报，也没有做出任何不自觉的举动期待回报。另一类是“有条件”的利他行为，这类利他行为是有目的的，利他者帮助别人只是期望自己将来能得到回报。“无条件”的利他行为通过亲缘选择不断进化。亲缘选择理论是威廉 汉密尔顿于1963年提出的，他认为“利他行为通常发生在具有亲缘关系即直系家庭成员中，利他者只为自己亲属提供帮助或做出牺牲，因为受惠者与施惠者具有一部分相同的基因，牺牲自己是为了在世代中增加牺牲者的基因遗传份额。这种近亲利他行为有利于自然选择保存这些相同的基因并使其得以进化。”社会生物学家用亲缘关系指数来表示两个亲属之间具有的共同基因的概率。从理论上来讲，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缘关系指数为1/2，兄弟姐妹之间的亲缘关系指数同样为1/2，同卵孪生兄弟(或姐妹)之间的亲缘关系指数为1，祖父母与孙子、孙女之间的亲缘关系指数为1/4，亲缘关系越远具有相同基因的概率就越小。近亲之间的利他行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近亲具有相同基因的比例大。亲缘选择理论有助于解释近亲个体之间利他行为的进化。为了说明非近亲个体之间的利他行为，也就是“有条件”的利他行为，社会生物学家提出了互惠利他理论。这种理论的提出，得益于博弈论工具尤其是囚徒困境分析方法。囚徒困境博弈源自关于两个合伙犯罪者的故事。假设有两个合伙犯罪的罪犯(囚犯A和囚犯B)被抓入监牢，他们被隔离开来审讯，并被分别告知：如果他们两个人在审判过程中均保持沉默而绝不供认自己所犯罪行的事实，官方则会因为证据不足无法判他们重罪，他们都会因为较小的罪刑而只被判处3年的监禁；如果他们其中一方背叛同伙将他们的犯罪事实招认出来，那么，供认犯罪事实的一方将因为有功而获得自由，另一方则被判处10年的监禁；如果两个人都招认了犯罪事实，则会被判处5年的监禁。也就是说，可能出现四种结果： 结果一：囚犯A和囚犯B都合作(保持沉默)，官方判处他们3年的监禁 结果二：囚犯A和囚犯B都背叛(招供事实)，官方判处他们5年的监禁 结果三：囚犯A合作(保持沉默)，囚犯B背叛(招供事实)，囚犯A被判处10年的监禁，囚犯B获得自由 结果四：囚犯A背叛(招供事实)，囚犯B合作(保持沉默)，囚犯A获得自由，囚犯B被判处10年的监禁 如下图所示： 第一个数字表示的是囚犯A的刑期，第二个数字表示的是囚犯B的刑期 囚犯B合作背叛囚犯A合作3，310，0背叛0，105，5(注：囚徒困境有两个条件决定：指令条件：对手合作自己背叛结果最好，对手背叛自己合作结果最差，双方合作比双方背叛结果要好。反剥削条件：对双方合作的奖励比对背叛的诱惑和对傻瓜的欺骗的平均效果好)那么，这两个人将如何行为呢？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他的最佳选择总是背叛。为什么呢？以囚犯A为例分析，囚犯A作为一个理性而自私的人，他会在心里这样考虑：如果我的同伙囚犯B“沉默”，那么对于我最有利的是“招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免受惩罚而逃之夭夭；如果囚犯B“招供”，那么对于我最有利的行为仍是“招供”，虽然我会因此遭到互相背叛的惩罚，但是如果我保持沉默，就会付出更为悲惨的代价。结论是，无论囚犯B怎样做，我的最佳选择总是背叛。同理，对于囚犯B，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结果是他们都会背叛，尽管他们都明白，如果两人合作会比两人都背叛的结果要好。在这种单局性的囚徒困境博弈中，虽然相互合作比相互背叛好，但对于每一个博弈者而言，通过背叛却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自身的利益，也就是说，行为自私的有机体应当比利他主义者做得更好。但是当博弈次数增加时，情况发生改变，人们都要对其他人可能的行为方式做出评估，并希望彼此能在相互合作的行为中获得益处，在这种情况下，自私策略不再是最佳策略，合作就可以进化出来。不像单局博弈只有两种可能的策略，合作或背叛。叠演博弈提供了足够的策略领域，如全合作策略、全背叛策略、交替策略(随机地选择合作或背叛，但采取合作和背叛的机会各占一半的次数)、一报还一报策略(第一次采取合作行为，然后采取对方上一次的做法)，两报还一报策略(第一次合作，然后如果对方连续两次背叛它就背叛一次，在其他情况下都采取合作)等等。但是是否存在一个最好的策略呢？1979年，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设计了一个竞赛，征集最佳的解决策略。研究结果表明，一报还一报策略获得了成功，该策略首先采取合作，如果别的竞争对手也采取合作，那么双方就继续合作，并都能够在竞赛中取得好的成绩；相反，如果别的对手采取欺诈行为，那么一报还一报策略也将以牙还牙报复，这样既能够战胜对手又不至于因为受骗而受到太大的损失。除非一报还一报策略在一开始就遇见巨大数量的背叛性策略，否则，它就会逐步传播出来，并获得支配地位。这就是“进化意义上的稳定策略”。社会生物学家认为，人类的“有条件”的利他行为就是以这种方式进化而来的，但是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合作行为作为进化过程的起点，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认为亲缘选择提供了这样的起点。另外还必须具有察觉骗子的辨别机制，他们认为，我们所拥有的各种感觉，如感激、同情、信任、义愤、罪疚感、复仇感等就是进化过程赋予我们的分辨能力，而且我们的道德观念、法律体系等都可以被追溯到互惠利他的进化史。 社会生物学关于利他行为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但是他们把人类的利他行为仅仅局限于亲缘选择和互惠利他两方面，认为仁慈、合作等利他行为只不过是自私基因的一种表现，忽视了文化进化对利他行为的影响。虽然社会生物学家并不否认文化进化的存在和作用，并且承认人类的进化是沿着遗传的二元路径文化路径和生物学路径进行的。 (二)社会生物学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观 后期，社会生物学的中心议题已经转变为探寻遗传进化和文化进化的关系问题了。为了说明“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性质和特点，威尔逊设想出两种实际并不存在的物种：一种是艾地龙人，他们全部的思想和行为都预先在大脑中被设计安排好了，他们用来综合句子的单词都是先天固定的。尽管艾地龙人在教授和学习文化的每个细节，但这一切都是由遗传上预先决定的，这是一种纯粹的遗传传递模式。另一种是赞尼德林人，这个物种具有真正的白板式大脑，其精神完全是他们历史的产物，所有的文化可能性都向赞尼德林人敞开了大门。赞尼德林人的基因仅仅指导着他们身体和大脑的构造，但并不指导他们的行为，这是一种纯粹的文化传递模式。那么，人类是更接近艾地龙人还是更接近赞尼德林人呢？威尔逊认为，人类的文化传递模式介乎两者之间，是“基因文化”传递。一方面，文化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基因的制约和指导；另一方面，文化发明的压力又影响着基因的生存。在他看来，“基因和文化由一条具有伸缩性而又不可断掉的纽带连结在一起。随着文化的汹涌向前通过来自外部的发明、新思想和新人工产品的引入它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基因的制约和指导。与此同时，文化发明的压力，也影响着基因的生存，最终改变着遗传纽带的强度和扭力。”那么，是什么起着遗传纽带的作用呢？威尔逊认为，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epigenetic rules)将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紧密联结起来。 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是理解“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的关键。社会生物学家认为基因用特殊的规则武装了人类的精神，使得人类的大脑不同于赞尼德林人白板式的大脑，人类的文化发展要受到基因的制约。“人类的基因影响着人类精神的形成方式接受哪些刺激，忽略哪些刺激，如何处理信息，最容易唤起的回忆种类，最易于激起的情绪反应，诸如此类的精神活动方式。造成这种效应的那些过程，称之为预成规则。这些规则植根于人类生物学的特殊性之中，并且影响着文化的形成之路。”6预成规则主要在两个层次上作用，“初级的预成规则是一种自动的过程，它的作用是自始至终过滤和编码感觉器官获得的刺激，并感受来自大脑的刺激。在整个过程中，仅在很小的程度上受到以前经验的影响。次级预成规则对大量信息的整合进行调节。”7它通过选择部分感觉、记忆和多彩的情感，导致内心选取一定的文化基因(meme)而舍弃另一些文化基因(meme)，这一过程可以表示为：基因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文化。(“meme”意指文化的基本单位，此概念最早由英国著名学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提出。威尔逊继承了道金斯的观点，认为“meme”就是语义记忆中的节点，与大脑的活动相关联。“meme”在国内有译为谜米、拟子、文化基因的，本文认为译为文化基因比较合适，但鉴于尚无统一译法，所以仍然沿用“meme”原文)。 文化也通过预成规则对基因施加影响。人类的精神发育大大复杂于艾地龙人的遗传定式，要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某些预成规则就是说某些精神发育的方式，或者说最易于精神发育的途径会使得个人适应于文化的选择。遗传了这些预成规则的人要比那些缺乏或是略微具备这些规则的人生存得更好，也能繁衍更多的后代。这样，许多世代之后，更为成功的预成规则就会伴随着指令这种规则的基因，在群体中传播开来。文化环境作为一种进化上的选择压力，通过对行为和心灵的选择，从群体水平上选择和改变着基因，这一过程可以表示为：基因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文化。 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获得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完整图景： 基因限定了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每个人携带的基因不同，指导其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也不同。 初级预成规则调节感觉的接收和心理发育，次级预成规则推进和疏通文化的获得。通过全体社会成员的决策和发明，文化不断地被更新和创造。 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某些人具备的预成规则要使他们比那些缺乏或是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