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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甘孜 走婚扎坝女儿国(组图)2010年07月12日10:12 绝大多数扎坝人的家庭都是以母系血缘为主线而构成,家庭中基本上没有夫妻,三世或四世同堂的情况居多。在这些家庭中,母亲是家庭的核心人物,是绝对的权威,是子女的养育者,也是家庭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男子在家庭中的角色仅仅是自己姐妹子女的养育者,对于“呷依”的家庭不承担任何责任,对“呷依”所生孩子一般也不尽哺育义务(至少没有“法定”义务)。“呷依”之间如果感情结束,双方表明态度,以后便不再来往,相互间也就不再存在任何关系。即便有的“呷依”间组成了较稳定的对偶家庭,女人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仍然没有改变。这种家庭制度与摩梭人的母系制度如出一辙,具有鲜明的母系文化特征,属于“母系制家庭的遗留”。 万籁俱寂的扎坝 从道孚去扎坝,只有71公里的路程,但我们的车沿崎岖的山路弯弯曲曲走了大半天。上午10点钟出发,下午4点过满是尘土的吉普才安安稳稳开进了乡政府的大院。 扎坝交通闭塞,长期以来与外界隔绝,我们来之前,道孚旅游局的同志便告诉我们,这里现在仍没有电,不通电话。吃过晚饭,我和古亚东在街面上随意逛了逛,说是街面,其实也就是一条黄土公路边有几间多层的藏式民房,房舍下面零星开有几个商铺,出售一些日常生活与生产用品,气灯、电简、蜡烛之间的照明品在每个商铺随手可见。 我们随意走进了几户人家,房东一家人,不管老少,对我们都十分热情,当我们提议看看房屋内部建筑时,他们总会高高兴兴答应着,一边下意识从口袋中摸出一只手电简:走,我给你们照照亮。 天黑了下来,古亚东到河对岸的小学操场去拍锅庄晚会了,剩下我一个人在扎坝街上散步。咆哮的通水河在我耳旁轰鸣着直向南冲去,走在河上的一座斜拉桥上,突然刮起了漫天大风,木板的桥面在空中像个钟摇被风吹得来回晃悠,我用双脚底紧紧抓在桥面上,但整个身体还是感觉到随着大桥来回在颤动。艰难走回街上,更大更强的风夹带着黄沙向我迎面打来,但见整个天黄蒙蒙的一片,人完全被包裹在风沙之中,我双眼被吹打得很难张开,两耳与脑海中全是狂风的嚎叫声。 临街找到一户人家,我慌忙把门开了一个缝挤了进过。在户主家就着一只昏暗的蜡烛闲坐了一会,我下楼打开了门,风停了,天上繁星点点闪眨着。我一个人孤单单坐在房东门外的一条长长的木椅上,什么也不去想,什么也不去做,四周一片黑暗,我坐在一汪黑色的海洋之中,任凭那黑如水般一丝丝浸入我的皮肤,浸入我的骨头。高音喇叭传出的锅庄晚会的欢歌声,在河对面黑黝黝的大山之间回响荡漾着,寂静无声的街面上,几条狗在马路上流浪着,偶而走过一个行人,黑洞洞的,也分辩不清是男是女。 这是完全没有电的扎坝的夜晚,它的原始与自然,让我仿佛回到了自己70年代初在一个小县城的童年生活,它暗淡无光的夜晚纯洁得透明,纯洁得让我感受到另一种光线,另一种明亮。 走近文明的孤岛 从区工委所在地的街道上,可以远远地看到鲜水河对岸的峡谷半山腰上,10多个古老的石碉楼散乱地耸立着。在青山和蓝天之间,石碉楼显得沧桑和突兀。 扎坝的民居在藏区是独树一帜的。在康区,藏族民居一般分为四类:一是石砌碉房。二是用土筑而成的碉房。土碉房与石碉房的建筑风格基本相同,一般2-3层底层关畜,楼上住人。三是木结构的“崩空”。四是帐蓬,主要流行于牧区。就目前了文化学者们调查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扎坝民居与这四种类型都不相同,而且在其它地区也没有发现有类似的民居。扎坝民居是一种碉与房的组合,一般在4-5层,有的甚至更高。墙体完全用片石砌成,房高约20米。这种房在当地也称之为“碉楼”。但这种碉楼与其它藏族的碉房有很大区别。其它地区的碉房实际上是一种类似碉的房,但扎坝人是将碉和房组合在一起,几乎每一户人的房屋都是既有碉也有房,即一半为碉一半为房,房与碉连为一体,比目前所知的其它地区的碉房更具备“碉”的特征。 到达扎坝的第二天,我们走进了巴泥村。整个村子建在半山腰。说是一个村庄,其实就是由7、8石碉楼组成的一个碉楼群,那些青灰色的完全用片石堆起的雕楼,错落有致高耸在大山上,让人一眼望去,顿发苍凉与古朴之感。 我们随意走进了一户村民的家,院外是一层用卵石垒成的石墙,院外看家的黑色藏獒对着我们狂吠不止。几只小羊羔和小牛犊温顺地在院子里自由散步。从碉楼一楼牛圈到五楼依次设有藏式独木梯,梯距约七寸,一般是17级和19级,一定是单数。二楼是一个空间很达的厨房,厨房中间柱子上挂有柏枝、麦穗、哈达等捆在一起的图腾物,象征五谷丰登、家道兴旺。厨房也是客厅,大家围着火塘席地而坐。火塘设在靠近窗户的地方,里面立有三块石头,用来支锅,石头上刻有吉祥图案。厨房旁边有一间房间是家里女孩子的卧室。闺房设在二楼,也方便小伙子晚上爬墙。其他家庭成员的卧室在三楼。三楼有吊脚楼式厕所,一侧还有一个天台,可以晒谷子等东西。四楼设经堂,是日常煨桑敬神的神圣之地。 “建个碉楼很不容易呀。”据当地人介绍,建碉楼要费时数年,耗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一旦开工,除正常休息外,中途不能停工。整个碉楼没有一个榫头;砌墙也不用吊线,但砌出的墙面平整如砥,让人匪夷所思。 在二楼的厨房房梁上,几大块悬挂着黑乎乎的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当地有名的美食“臭猪肉”。这是扎坝人最为独特的饮食习俗,其处理方法之繁复与制作时间之久,在我看来,都可以申请“世界纪录”了。 “臭猪肉”最为普遍的做法是:当猪喂肥了以后,用绳索套颈把猪勒死。在腹部切一个小口去内脏,然后以干豌豆粒,树根块填充腹腔,缝合,再用黄泥和酥油糊严切口和七窍,埋入草木灰中。半年之后,草木灰基本将猪肉的水分吸干后,将之从草木灰中取出,挂在厨房的一角,让其在烟熏中慢慢腐熟变黄。这样制作出的“臭猪肉”,据说可以存放数十年而不坏,而我曾见的那几大块悬挂着黑乎乎的东西,据房主人讲,竟是已经保存了30年之久的“臭猪肉”。 在走访中,我们和当地老乡的谈话,都是由一名扎坝干部和另一名通晓汉语的年青人担当的,扎坝干部负责把当地老乡的谈话译成藏语,而那名年青人则再转译为普通话。扎坝当地人的语言连陪同我们而来的当地县旅游局的工作人员都听不懂。据同行的人文学者林俊华教授讲,扎坝人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这种语言与藏语康方言、安多语,以及尔龚语(俗称道孚话)都不能相通,是康区纷繁复杂的地角话中的一种,学术界称其为“扎巴语”。 而学术界对扎巴语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对其语属至今尚无定论。据一些专家认为,扎巴语是一种比较古老的语言,这种语言在语法结构上同藏汉语族的藏语支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同羌语支较为接近,可能属于古羌语的一支。 走婚人家肖彭措 当我们第二次走近巴泥村时,我们参观的重点便是扎坝最为独特的文明标志走婚,在泸沽湖的母系社会走婚习俗已被外界炒得热火朝天的今天,扎坝走婚又能带给我们那些异样的惊喜与感受呢? 从公路边到巴泥村,得爬一段又长又高的坡,我们一群哥儿们、姐儿们,聊着天,向前艰难挪动着脚步。快进村口时,一块拦在路中央的片石板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回头对古亚东讲:用罗兰巴特的思维来推理,这块石板是个符号,它代表着这里的村民潜意识中想与外界保持距离,想在充满诱惑的强大外来文明前保持自身文化的传承与继续。 跨过那块石板,再上几级用青石板铺起的台阶,巴泥村便到了。我们一行人在空荡荡的村子中走动、拍摄着,一个妇女从楼上平台上探出个头来好奇地看着我们,不一会,我们身边的房门打开了,黑洞洞的房子里走出一个男人,然后是这个妇人,再后边是有点含羞的一男一女两个小孩。 职业的敏感使记者们围了上去,男的主动用蹩角的普通话回答着大家的问题,那个女人站在他旁边神情木然的望着我们,两个小孩子神情紧张得一本正经站在他们的身后。男子介绍说,他叫肖彭措,今年37多,旁边的女人是她妻子,叫卓格拉姆,36岁,身后两个小孩是他们的儿女,小男孩仁青罗布,12岁,小女孩泽拉姆,8岁。 据肖彭措讲,爬房子是这里一种奇特的婚育活动方式。男女到了适当年龄,就开始走婚,夜到女方家同居,清晨离去。男方第一次到女方家,晚上必须从雕楼爬上去,只有勇敢而身强力壮者方法以此法获得姑娘的芳心。他本人是19岁开始走婚的。 扎坝走婚并非想我们想象的那些无规无矩,肖彭措说,走婚事先必须要征得父母的同意,而且,也有一定的时间与年龄限制。肖彭措年轻时,一般只在周未的晚上才爬楼走婚。25岁时,他便与现在的妻子结了婚。肖彭措手指着大门右边的石墙,用手做了几个攀登的样子,他告诉我们,当年他就是从这里徒手爬上了卓格拉姆的家,获得了姑娘的爱。谈话中,小仁青罗布调皮地在他父亲当地攀登的地方向上爬了几米,在大家的惊异声中,他飞快又从墙上退了下来。 小女孩泽拉姆一直一言不发的站在人群之中,我上前抱起她,把她放在一堆码得高高的柴堆上,我说:来,我给你照张像。对于久与外界隔绝、无自来水无电的巴泥人来讲,照张像也许是她们一生中的一件大事。泽拉姆笔直站在柴堆上,双手紧张得僵硬放在身体两边,一脸严肃,我反复叫她放松点,但根本没有用。 在她的身后,是一座早已遗弃的雕楼,残墙断壁间长满凄惨的苔藓与杂草,对于泽拉姆这样幼小的女孩,等她长大成人后,走婚的巴泥,生活在等待她的又是什么样的命运呢?心里惦念着远在成都的我那个眼睛贼亮亮的胖女儿,我下意识按动了快门。 文明孤岛的远古镜像 在扎坝数日的采风中,除了它独特的民风民俗外,扎坝人的相貌,也让我吃惊不小。那么美丽的扎坝女人,我怎么看都更像东西方混血的人种。在我们到达扎坝的第一天下午,乡政府为我们“接风洗尘”,当他们一再对我抱歉地解释:这里地处偏远,外面的菜品根本无法运进来时,桌上那稀落的几盘菜,竟让我心酸地难以下手。倒是主人一片热情,乡政府的一个副乡长,一个1米8高大的男子,不停地唱着当地的歌谣,不停地敬酒。他脸盘上那高挺的鹰勾鼻子,让他在见到他的第一刻,心中便认定了他身上有古罗马人的血统。 “至今整个学术界还没有对扎坝社会、经济、文化进行过全面系统的研究。”康藏文化研究专家,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副主任任新建事后说到,“这还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进入过扎坝。其实早在50年代的民族普查中,人们就发现扎坝语同外面的藏语不一样,扎坝地区以外的人根本听不懂。到了七、八十年代,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黄布凡等几位民族语言专家曾对扎坝语做过一些研究。但至今仍无定论。综合以上专家的意见,任新建认为扎坝语可能属于古羌语的一支。但他同时又认为,很难对扎坝文化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而长期研究康区少数民族文化的林俊华教授更语出惊人:他认为扎坝人既非西夏遗民,也非笮人之后,而极有可能就是唐书中所记载的东女国之后裔。东女国兴起于唐代,后为吐蕃所呑并。从此以后,史籍中再不见其踪影。而林教授提出此独一无二的观点,据他考证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扎坝文化与东女国文化之间存在许多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据旧唐书东女国传记载:“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俗女为王”。“有女官,曰高坝,评议国事”。新唐书中也有相同的记载。这些记载表明,东女国是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而扎坝也是一个典型的女性中心社会。女性不仅掌握着家庭的大权,而且也是家庭劳动的主要劳动力。 第二,据旧唐书东女国传记载,东女国服饰尚黑;“其所居皆起重屋,王至九层,国人至六层”;“以牛皮船以渡”。他在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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